1.1. 30-40 岁是一生的消费高峰
哪个阶段人均消费支出最高？我们参考朱勤和魏涛远（2015）的论文《中国城乡居 民年龄别消费模式量化与分析》的计算方法，利用 2010-2022 年 CFPS 数据（北京大学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计算了我国居民个体（有别于家庭）消费支出的特点。我们发现， 2010-2022 年我国居民消费的年龄结构大致呈现倒 U 型，在 30-40 岁达到一生的消费高 峰期，随后回落。 两方面原因使得 30-40 岁成为一生的消费高峰： 一是大宗消费支出大多发生在 30-40 岁。比如结婚支出，中国人的初婚年龄在 2020 年已经达到 28.67 岁，2022 年预计在 30 岁左右。婚礼支出高昂已成为年轻人“甜蜜的 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 2023 年 7-9 月开展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 结婚花费的平均值高达 33.04 万元，是 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 万元）的 8 倍多1。再比如购房支出，按照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新居住消费调查报告2》，我 国新房和二手购房者平均年龄在 33.3 岁左右，而购房会带来装修、家电、家具等一系列 大宗支出。再比如购车支出，B 站联合央视市场研究发布《2025 年哔哩哔哩汽车行业白 皮书》显示，中国购车群体不断年轻化，实际拥有首台车的平均年龄已下探至 30.5 岁。
二是收入决定消费，我国居民在 25-45 岁达到一生的收入高峰，这时有更充裕的资 金用于消费。我们参考茅锐和徐建炜（2014）论文《人口转型、消费结构差异和产业发 展》的方法，利用 CFPS 数据计算了居民分年龄段的收入。2010-2022 年平均来看，收入 的趋势也呈现倒 U 型，在 25-45 岁区间达到一生的收入高峰，随后回落。收入最高的人 生阶段，往往也是消费最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数据都有这个特点。
1.2. 怎么看 U 型的消费倾向、倒 U 型的消费支出
消费支出跟消费倾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经常被混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倾 向的年龄曲线形状完全不同，消费支出是倒 U 型，30-40 岁最高、两头低；消费倾向则 是 U 型，中间低、两头高。 背后的原因是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在人一生里是错位的。比如 30-40 岁人口虽然消 费倾向较低，但更高的收入弥补了消费倾向的短板，因此他们有更高的消费支出；而老 年人恰恰相反，尽管消费倾向高，但退休后的收入相比于工作时期大幅下降，因而消费 支出也随之下降。 美国数据也有这个特点，消费支出最高的年龄是 45-54 岁，但消费倾向最高 的年龄是 25 岁以下和 65 岁以上，原因也是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错位。
2.1. 从总盘子来看，哪个年龄段是消费的主体？
20-39 岁人口的消费总量在我国居民消费里占比最高。按照 20 年一个阶段，我们观 察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和消费，发现以下特点：第一，人口多并不意味着消费多。2022 年 40-59 岁是人口最多的年龄段，占全国人口的 31%，但消费比重并非最高。第二，年轻人消费倾向高、收入高，因此消费总量也是最多的，但未来几年会发生 变化。2022 年消费最多的年龄段是 20-39 岁，占总消费的 29.1%。拉长时间来看，2010- 2022 年，尽管 20-39 岁人口比重下降了 6.6 个点、消费比重下降 5 个点，但消费规模仍 然高于其他年龄段。不过随着年轻人口的减少，2022 年后预计 40-59 岁逐渐成为消费主 体。 第三，老年人口增长很快，但消费增长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比 重从 2010 年的 13.3%提高到 19.9%，提高了 6.6 个点，但消费比重只提高了 5.9 个点至 18.6%。之所以老年消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是因为收入和平均消费没有跟上。
2.2. 从增速来看，哪个年龄段拖累了消费增长？
从各年龄段的消费增速来看，20-39 岁降幅最大。2010-2018 年，消费平均增速高达 12.0%，但 2020 年后降至 6.1%，下降了 5.9 个点。分年龄段来看，主要是 20-39 岁人口 消费增速降幅最大，下降了 6.5 个点。 从对消费的拉动来看，20-39岁人口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从 30.3%下降至 19.1%。2010- 2018 年，20-39 岁人口拉动了 3.7 个点的消费增长（贡献 30.3%的消费增长），而 2018- 2022 年，仅拉动 1.1 个点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下降至 19.1%。具体来看，20-29 岁 人口对消费增长的贡献从 13.8%降至 0.8%，30-39 岁人口的贡献反而在上升，可见刚毕 业的年轻人是消费增速下降的主要拖累。这与我国青年失业率的变动是一致的，2022 年 16-24 岁人员失业率最高达到 19.9%，而整体调查失业率最高是 6.1%。 总结来看，2010-2018 年，20-39 岁人口是消费增长的第一动能，贡献了 30.3%的消 费增长，超过其他年龄段；但 2018-2022 年，20-39 岁人口反而成为消费增速下降的主 要原因，贡献了 44%左右的消费增速降幅4。其中主要是 20-30 岁人口的消费下降引致， 而这部分人口消费下降，又跟青年失业率的升高是一致的，即“就业→收入→青年消费→整体消费”。
另外，从消费倾向来看，20-39 岁人口消费倾向降幅也是最大的。2010-2018 年，我 国居民消费倾向平均为 84.9%，而 2020 年后降至 63.6%。分年龄段来看，降幅最大的是 20-39 岁人群，平均降幅达到了 46.1 个点，其中越年轻的人群消费倾向降幅越大，尤其 是 20-24 岁人群。消费倾向变动代表着更趋保守的消费行为。
3.1. 不同年龄的消费结构是怎样的？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利用 CFPS 数据 来看各种消费品类随着年龄的变化，按照不同年龄的需求特点，可以将 7 种消费分为 3 类： 第一类消费是衣着、交通通信、家庭设备和服务，这类消费的特点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消费支出大致呈现“倒 U 型”，在 20-39 岁达到一生的消费高点，随后下降。对于 这类消费而言，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消费总量的减少。
第二类消费是文教娱乐支出和居住支出，这类消费的特点是，经过高峰后，消费并 非单调增减。文教娱乐支出呈现“双峰型”，在 15-19 岁、40-44 岁达到两个消费高峰。 其中 15-19 岁大致对应高中和大学早期，而 40-44 岁对应其父母年龄。居住支出在 20-24岁上升、25-29 岁达到顶点，这个阶段对应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租房支出成为消费的重 心。但是经过 30-49 岁的下降后，50 岁后居住支出出现更多波动，可能是这个人生阶段 住房自有率明显提高，自有住房折旧增加。
第三类是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这两类消费的特点是在人生的后半段消费支出较高。 食品消费是典型的“两头高、中间低”，儿童和老人有最高的消费支出。医疗保健则大致 呈“U 型”，在成年之后，医疗保健支出大致随着年龄增长而节节攀升（80+除外，可能 是由于收入下降或样本误差）。
另一方面，不同消费品类的年龄弹性不一样，食品和居住支出相对刚性，最低消费 和最高消费年龄的差距并不大；而其他 5 种消费支出在不同年龄间的消费弹性更大，从 大到小依次是：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交通通信>衣着>家庭设备和服务。
3.2. 消费“驼峰”右移，中年消费日益重要
2022 年之前，收入“驼峰”左移带来了消费“驼峰”左移，其结果是年轻人的消费 越来越重要。2023 年，Fang & Qiu 的论文5利用美国 1986 - 2012 年 3 月人口调查（CPS） 和中国城市住户调查（UHS）数据的研究发现，这期间美国的最高收入年龄稳定在 45- 50 岁，而中国的最高收入年龄从 55 岁降至 35 岁，最高收入年龄逐步左移。我们利用 2010 年后的 CFPS 数据发现，收入“驼峰”左移的现象仍在继续，并逐步移动到 25-29 岁附近。受到收入“驼峰”左移的影响，消费“驼峰”也在左移，2010 年时消费的高峰 在 40-50 岁，2022 年已经移动到 25-29 岁。由于这个左移过程主要在 2020 年前完成， 跟我们前面的结论大致相符，即 2020 年之前青年群体是驱动消费增长的主力。
未来不同年龄的收入和消费会如何变化？大概率会右移，会发生从青年消费到中年 消费的重心转移。 首先，此前左移的原因是什么？年轻世代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并且有互联网等新 兴产业机遇，与此同时，在快速迭代和转型的社会中，中老年人口所积累的传统工作经 验带来的回报率在降低，导致年轻世代比年长世代有更高的收入。Fang & Qiu 的论文认 为，最高收入年龄是左移（年轻化）还是右移（中老年化），取决于队列效应跟经验效应 的相对强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和技术快速迭代，80 后、90 后等 年轻队列比年长队列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向知识经济的产业升级（如互联网经 济、高科技产业），意味着年轻人有更多新兴产业机遇，而中老年人此前积累的传统工作 经验，则面临回报率下降的风险，这就是队列效应强于经验效应，最高收入年龄左移（年 轻化）。
参考韩国经验，代际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小，工作经验会越来越重要，未来我国 最高收入的年龄会右移。从韩国经验来看，出生年份在 1945-1965 年的不同世代间队列 效应非常明显，出生越晚的世代，收入越高。但是 1965 年后的世代，队列差距大幅缩 小，这是因为代际之间的教育差距弥合，经济转型也趋于稳定。对于我国而言，大概率 会重复韩国路径，即随着代际教育差距缩小、工作经验的回报上升，最高收入的年龄会 向右移动。Fang & Qiu（2023）论文认为中国最高收入年龄将从 2010 年的 30-35 岁，右 移到 2035 年的 45-50 岁。 收入右移，意味着消费“驼峰”也会随之右移，40-54 岁可能会成为消费支出最高 的年龄段。收入“驼峰”右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消费重心也会向右偏移，可以预见到 未来中国分年龄段的消费曲线，40-54 岁中年消费 可能会取代青年消费成为消费的大盘。
3.3. 人口迭代下的两个消费趋势
3.3.1. 如果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重叠，未来十年消费总量会更加乐观
如果消费高峰右移和人口高峰右移的趋势匹配，2025-2035 年消费总量的增速可能 高于 2020-2025 年。2010-2022 年消费高峰平均是 30-39 岁，如果 2030 年消费高峰右移 到 40-49 岁、2035 年右移到 45-54 岁，那么 2025-2035 年消费总量增速将要好于 2020- 2025 年的表现。背后的逻辑是，过去十多年，我国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的移动并不一致， 受老龄化影响，人口高峰右移，消费高峰却在左移，二者反向移动是不利于消费总量增 长的，因为人口最多的年龄段，可能不是人均消费最高的年龄段。而下一个五年（2025- 2030 年）我国 40-49 岁人口比重将从 13.8%提高到 15.9%，如果消费高峰也右移到这一 年龄段，人口高峰与消费高峰重叠，消费总量将更加乐观。2030-2035 年也是同样的逻 辑。
总量层面的另一个变化是消费倾向提高。我们假设各年龄段消费倾向固定不变，比 如以 2020 年为固定基准（换成其他年份也一样），那么随着消费倾向更高的老年人口的 增加，整体消费倾向将在 2020-2025 年从 65%升高至 70.3%，2030 年达到 76.1%，2035 年达到 81.6%。当然，前提是仅考虑人口因素，不考虑预防性储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 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国际比较来看，老龄化加深驱动消费率提升的逻辑在中日韩基本成立，即消费率 也和人口抚养比正相关，按照全球的截面数据来看，二者也是正相关。
3.3.2.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
除了总量变化之外，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也不容忽视。 一是老年人消费较多的食品、医疗等类别，可能在全社会消费结构里比重上升。消 费结构八大类中，食品和医疗保健两类支出是老年人消费较多的，未来可能有较大增长 空间。但要注意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般而言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支出比重会下降 （即恩格尔系数降低），这与老龄人口增加食品支出可能形成对冲。 二是部分消费品类在增量人口的窗口期可能表现更好。2025-2030 年，15-24 岁和 40-49 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比重会增加，而 15-19 岁和 40-44 岁是文教娱乐消费的两个高 峰，因而文教娱乐消费可能会增加，特别是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支出，如教辅、职业培训等。2030-2035 年，20-29 岁和 45-54 岁两个年龄段人口比重增加，而衣着、交通通 信、家庭设备和服务、居住等 4 类消费的高峰年龄都是 20-29 岁附近。但要注意，由于 其他年轻人口的减少，这 4 类消费整体未必会增长，只是 20-29 岁作为消费高峰，有较 大增长空间。 三是适应青年消费到中老年消费的变化，消费的主体从“40 岁以下人口”变成“40 岁以上人口”。2010 年时，40 岁以上人口占消费的 42.9%左右；2022 年，提高到 47.5%； 2035 年，随着人口高峰和消费高峰双双右移，预计 40 岁以上人口占消费的比重将达到 60.2%。 尽管消费的主体从“40 岁以下人口”变成“40 岁以上人口”，但年龄变化、世代可 能不变。2010 年和 2022 年时消费的多数是 40 岁以下人口，分别是指 1970 年和 1982 年 后出生人口，其中 20-40 岁年龄对应的是 1970-1990 年、1982-2002 年出生，前一批是 “70 后”和“80 后”，后一批主要是“80 后”和“90 后”。换句话说，2010-2022 年消 费主体的变化其实是“70 后”交棒给“90 后”。而 2035 年消费的多数是 40 岁以上人口， 是指 1995 年之前的出生人口，40-60 岁年龄对应的是 1975-1995 年出生，也是“70 后”、 “80 后”和“90 后”。因此，未来十年的消费结构可能更多取决于“70 后”、“80 后”和 “90 后”步入中年和老年的消费偏好，而非更年轻的“00 后”和“10 后”。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