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中国身故风险保障现状、区域差异特征、寿险市场发展动态以及国际经验借鉴四个维度,深入分析中国寿险市场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寿险深度与身故风险韧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寿险深度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身故韧性提升6个百分点。在经济较发达的华北与华东南地区,身故韧性指数已达40%以上,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市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文章还将剖析寿险市场转型期的挑战与机遇,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居民收入与家庭债务的持续增长是推动身故保障需求上升的核心因素。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13年的4.3万元增长至2023年的8.9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6%。收入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家庭主要收入者身故导致的未来收入损失也相应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总额从2010年的11.2万亿元大幅攀升至2023年的78.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6%,其中住房贷款占比近半。这种"双增长"态势使得家庭身故风险敞口日益扩大。

从保障供给端看,中国家庭应对身故风险主要依赖三类财务资源:社会保障、金融资产(含储蓄)及寿险保障。其中,金融资产是目前家庭应对身故风险的主要财务来源,占所有可用资金的65%,满足了约25%的潜在风险保障需求。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规模已达约430万亿元,其中证券投资约占60%,储蓄占比约35%。然而,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市场下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增长明显放缓,年均增速从疫情前的15.8%(2009-2019年)降至当前的7.4%(2020-22年),对提升身故风险保障的作用有所减弱。
相比之下,寿险保障的作用依然有限。2023年中国寿险风险保额仅满足了13%的潜在保障需求,占可用资金的比例为35%。尽管中国寿险市场快速增长,2023年寿险保费收入达2.7万亿元,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1%,但寿险保费深度约为2.1%,与发达市场和部分亚洲新兴市场相比依然偏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社会保障提升削弱了商业保险必要性、传统文化忌讳谈论死亡话题、消费者金融知识不足难以评估产品价值、双收入家庭对自身抗风险能力过度自信等。
2023年,中国身故风险保障状况出现积极变化。保障缺口规模较前一年缩小了6%,身故韧性指数回升2.3个百分点至38.3%。这一改善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一是寿险市场显著回暖,保费增速达12.8%,对身故韧性改善的贡献度达一半以上;二是家庭收入增长放缓,规模以上单位就业工资收入名义增长率从2020-2021年的8.2%放缓至2022-23年的5.5%;三是房地产市场转型使居民房贷余额首次出现回落,2023年居民住房贷款余额下降1.6%。这三重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身故风险韧性的短期改善。

然而,从长期趋势看,中国身故风险韧性呈现下降态势。保障缺口从2013年的不足70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173.8万亿元,身故韧性指数从十年间的峰值43%(2017年)逐步降至2022年的36%。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国家庭在收入与债务持续增长的同时,风险保障能力未能同步提升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在2020-2022年疫情期间,寿险保额年均增长仅3%,较疫情前19%的增速(2015-2019年)显著放缓,导致保障缺口不断扩大。
完全弥合当前中国身故风险保障缺口所需的保障型寿险保费增长规模估计为5000亿元。这一数字凸显了中国寿险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与亚太发达市场相比,中国寿险风险保额仅满足了13%的身故风险保障需求,远低于亚太发达市场的平均水平(39%)。随着中国家庭风险意识的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寿险产品的长期风险保障与资产保值功能进一步凸显,中国寿险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中国各地区的身故风险韧性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分布特征。根据瑞再研究院的省级数据分析,2023年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身故风险韧性指数从不足15%到50%以上不等,区域差异明显。其中,21个省级地区(占比为68%)的身故韧性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平均韧性指数为37.3%,而韧性程度处于全国40百分位以下的省级地区平均韧性指数约为30%,低于全国水平约8.7个百分点。
从主要地理区域看,经济较发达的华东南和华北地区具有较高的身故风险韧性,韧性指数估计分别为40%和44%,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45%),但与发达市场(57%)相比仍有差距。这两个地区合计占全国身故保障缺口的七成左右(69%),低于其经济占全国GDP的比例(73%),意味着其对全国身故风险保障具有更高的贡献度。具体来看,2023年北京和上海寿险保费增速分别反弹21%和25%,带动韧性指数分别提高了4.6和3.8个百分点,至53%和43%,成为全国身故韧性提升最快的省级地区。
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身故韧性在30%-34%之间,接近全球新兴市场的平均水平(34%)。其中,西南地区的身故风险保障缺口估计为27万亿元,仅次于华东南与华北地区,但身故韧性仅为31%,处于全国偏低水平。这一区域在乡村振兴政策支持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近10年家庭收入年均增速达11.3%,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约2个百分点,同期住房贷款年均增速达17.3%,带动身故风险保障需求与保障缺口在10年间均增长了200%以上。然而,该地区的可得保障增速相对滞后,导致其身故韧性较2013年小幅下降2个百分点。
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身故保障缺口分别为12万亿元和15万亿元。过去十年,东北地区家庭收入、房贷规模、金融资产等各主要指标的增速均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但寿险增速高于同期收入增速约6个百分点,是寿险与收入增速差最大的地区。得益于东北振兴、小额寿险产品推广等政策支持,东北地区身故韧性达34%,高于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十年间(2013-2023年),东北和西北地区的身故韧性指数分别上升7%和5%,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增幅,使各主要地区间的身故韧性差距有所收窄。

寿险保障程度是解释地区间身故韧性差异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各省寿险深度与身故风险韧性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尽管华东南地区具有全国最高的人均GDP水平(10.9万元),但其身故韧性指数却低于华北地区约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华北地区的寿险深度较高(2.7%;华东南地区:2.2%)。类似现象也出现在东北地区,该地区人均GDP(6.2万元)低于其他地区,但寿险深度达到全国最高水平(2.9%),2023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寿险深度分别达3.4%、2.7%和2.4%,均高于2.1%的全国平均水平,使其身故韧性高于西北和西南地区约3-4个百分点。
经测算,寿险深度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身故韧性提升6个百分点。这一杠杆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更为明显。以东北地区为例,较高的寿险深度有效弥补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不足,使该地区身故韧性高于与其经济水平相似的其他地区。相比之下,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寿险深度分别为1.8%和1.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制约了其身故风险保障能力的提升。
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显示,各地区之间的身故韧性程度差距有所收窄。十年间,身故韧性指数区间由17个百分点降至14个百分点,反映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效果。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战略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家庭收入与财富的增长,区域间的经济往来与协调持续增强,各地区的身故风险韧性程度趋于接近。然而,新冠疫情期间(2020-2022年),约七成省份的身故韧性较疫情前(2019年)水平有所下降,除华东南地区下降了3.2%以外,其他地区降幅在5%或更高。2023年,华东南地区较快的寿险增长使其身故韧性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其他地区仍存在2.8-4个百分点的差距。
中国寿险市场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2010-2019年),中国寿险市场保费年均增速达12%,而近年来(2020-2023年)已降至5%左右。这一变化反映出市场面临的多种压力:老龄化导致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市场利率趋势性下行、寿险业务结构与销售渠道加速转型等。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保险监管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行业向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产品定价市场化改革是当前转型的核心内容。2023年7月,监管指导人身险公司下调各类产品预定利率上限;2024年8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再次下发通知,将普通型人身险预定利率上限从3.0%进一步下调至2.5%,分红险预定利率和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上限分别下调至2.0%和1.5%。同时,监管将推动建立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及动态调整机制。这些措施旨在提升寿险产品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保险公司的利差风险管理能力,防范利差损风险,促进行业长期稳健发展。
代理人渠道的专业化转型同步推进。2020年,原中国银保监会出台《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释放代理人"清虚提质"的明确信号。各家寿险公司开始削减代理人数量,从2019年峰值时期的超900万人降至2023年约300万人。配套性政策推动建立代理人分级管理体系,将代理人可销售的产品范围与其专业知识水平、展业能力以及从业经验等指标挂钩,提升销售队伍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
销售行为规范化取得实质性进展。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代理渠道保险产品的通知》,针对行业长期存在的销售不规范问题实施"报行合一"政策。该政策逐步渗透银保、经纪人以及代理人渠道,规范产品销售流程,提高渠道经营效率和价值。数据显示,在推行"报行合一"后,银保渠道的佣金费率较之前平均水平下降约30%左右,有效遏制了销售误导等乱象。
偿付能力监管差异化助力行业回归保障本源。2023年9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发《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根据保险公司资产规模对其最低资本实施差异化调节,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新规通过调节资本认定及风险因子等措施,引导保险公司回归保障本源,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保持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00%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50%监管标准不变的基础上,对总资产500-5000亿和500亿以下的人身险公司分别按95%和90%计算最低资本,为中小型保险公司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在产品创新方面,增额终身寿险成为市场亮点。在金融市场权益类资产波动性加剧、资产收益率下行的背景下,增额终身寿险因具有长期稳定回报的特征,迅速成为众多寿险公司的主打产品。2022年,终身寿险产品在35家寿险公司中保费收入排名第一,反映出消费者对兼具保障和储蓄功能产品的强劲需求。这类产品的成功也表明,满足家庭对核心身故保障和财富保值增值综合性需求的产品创新,是推动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
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新冠疫情客观上加速了寿险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各公司纷纷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线上化经营。从产品设计、销售到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不仅提升了运营效率,降低了成本,也改善了客户体验。特别是对于普惠型保险和小额寿险产品,数字化渠道大大简化了投保流程,使保险服务能够触达更广泛的群体,有助于缩小保障缺口。
行业转型的深层逻辑是推动保险业真正回归保障本源。这并非简单地将寿险储蓄型和保障型产品对立起来,而是以家庭实际风险保障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促进寿险产品的多元化创新发展。在当前利率下行的环境下,寿险业普遍面临更高的利差损风险,这要求行业在产品创新中更加注重风险管控,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保障型产品占比、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等方式,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发达市场寿险业的发展历程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经验。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寿险市场,2023年寿险保费收入预计为7149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4.7%,其市场化竞争环境促进了产品创新和性价比提升。美国寿险市场早期以定期寿险为主,20世纪40年代开发出传统终身寿险,80年代万能寿险市场份额一度高达38%。近年来,为满足多元化需求,美国寿险公司依托成熟资本市场,推出变额万能寿险(VUL)、指数万能寿险(IUL)等新型产品。2023年,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仍是主流,但变额寿险和指数寿险在净保费中的占比分别达10%和5%,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产品体系。
德国经验展示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互补的模式。德国早在19世纪末就建立了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在内的广泛社会保险体系。当职工在职时身故,社保会对其遗属支付长达24个月的津贴。这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商业保险形成有效互补,2023年德国寿险保费规模达约933亿美元,寿险保障满足了近30%的身故保障需求,身故韧性指数为55%。面对老龄化挑战,德国储蓄型产品比例不断升高,年金类产品市场份额由上世纪80年代不足5%增长至目前超过三分之一,显示出产品结构随人口结构变化而调整的灵活性。
新加坡的政府主导模式成效显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要求寿险公司必须推出费率较低的直销式寿险产品,包括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公共部门还创建了寿险业官方比价网站,帮助消费者了解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向公积金拥有者提供"家庭保障计划"(HPS)和"家属保障计划"(DPS)两种针对身故风险的保险计划,2022年DPS参保率高达77%。这种政府深度参与的模式使新加坡寿险保障满足了53%的身故保障需求,身故韧性指数达83%,成为亚太地区身故风险保障最充分的市场。
日本应对低利率环境的经验尤为值得借鉴。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央行实行长期超低利率政策,导致寿险公司面临利差损、退保率飙升等挑战。日本寿险业通过多措并举成功转型:一是逐步下调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由1990年的6.25%降至2001年的1.5%;二是建立标准责任准备金制度,将评估利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挂钩;三是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保障型寿险和健康险产品占比;四是调整投资风格,增加海外证券投资比例。这些措施使日本寿险保障满足了50%的身故保障需求,身故韧性指数为74%。
中国香港地区的终身寿险主导模式也具参考价值。2023年,中国香港寿险深度达14.8%,为全球最高,终身寿险长期占据个人寿险业务主导地位,2020年占比达57.6%。香港保险业监管相对宽松,对产品定价利率不设硬性约束,允许保险公司自行设计保障范围和赔付条件,为产品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以来,专属代理人/经纪人渠道保费收入占比稳步提升,2016年超过银保渠道成为终身寿险销售主要渠道,专业销售队伍支撑了保障型产品的长期发展。

国际经验对中国寿险市场发展有多重启示。首先,消费者风险保障意识的提升是市场长期发展的基础。欧美成熟市场的调查显示,相当比例消费者能根据自身需求(如成为父母或负有房贷)主动配置寿险保障。中国居民风险意识虽在提高,但购买行为仍多以储蓄需求驱动,对保障功能的认知不足。其次,产品创新是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关键。美国在通胀高企时期通过产品创新重获增长,日本在低利率环境下转型保障型产品,都证明了灵活创新的重要性。第三,政策引导可发挥重要作用。新加坡的政府深度参与和德国的社商保险互补模式,展示了不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最后,销售渠道专业化不可或缺。中国香港专属代理人渠道的发展表明,专业销售队伍是保障型产品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寿险市场可综合借鉴这些国际经验,结合本土实际,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在产品方面,可开发更多满足家庭综合需求的创新产品;在政策方面,可探索社商保险更有效的衔接机制;在消费者教育方面,需持续提升公众风险保障意识;在销售渠道方面,应继续推进代理人专业化转型。多管齐下,方能有效提升全社会的身故风险保障水平。
以上就是关于中国寿险市场身故风险保障状况的全面分析。研究表明,2023年中国身故保障缺口达173.8万亿元,寿险保费约当规模约为5215亿元,身故韧性指数为38%,意味着超过六成的身故风险缺乏足够保障。从区域分布看,华北与华东南地区身故韧性达40%以上,领先于其他地区,而寿险深度是解释区域差异的关键变量,提升1个百分点可带动韧性指数增长6个百分点。
中国寿险市场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面临利率下行、渠道变革、产品创新等多重挑战。国际经验表明,通过产品创新、政策引导、消费者教育和渠道专业化等多措并举,可以有效提升全社会的身故风险保障水平。未来,随着中国家庭风险意识的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寿险产品的持续创新,中国寿险市场有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亿万家庭提供更为充分的风险保障。
完全弥合当前保障缺口仍需行业各方持续努力。保险公司需要加强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监管机构需完善政策环境,消费者应提升风险保障意识,共同推动中国身故风险韧性达到更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土实际、坚持守正创新,将是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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