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之后，美国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家庭收入增长也随之放缓，但同时也呈现 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特征，高收入者的人口和总收入占比均升高。美国 GDP 年均同比增 速由 1950-1970 年代的 4%，降至 1970 年代之后的 2.6%，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美国个人收 入年均同比增速也从 4.04%降至 2.59%，美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放缓。然而，高收入 美国人数量上升较快，据 Pew Research Center 测算，从 1971 年到 2023 年，生活在低收 入家庭的美国人比例从 27%上升到 30%，而生活在高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比例从 11%上升到 19%，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比例从 61%降至 51%。从收入占比角度来看，根据美国国会 预算办公室（CBO）数据，高收入家庭（转移支付后和税后收入最高 20%）的收入占比自 1979 年以来走高 8.2 个百分点至 2021 年的 50.0%，其中最高 1%收入家庭占比上升幅度较 大，较 1979 年升高 9.2 个百分点至 16.6%；中等收入家庭（收入位于中间 60%）收入占比 走低 7.8 个百分点至 43.0%，占比下滑幅度较大；低收入家庭（收入最低 20%）收入占比先 降后升，小幅升高 0.2 个百分点至 8.0%。
其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保持强劲增长，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据美国 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数据显示，2021 年，美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转移 支付和税后收入）较 1979 年累计增长了 167%，该群体 2020 年以来税前收入也加快增长； 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累计增长了 132%，尤其在 2020 年后增长明显加快，或得益 于疫情期间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现金补贴和失业救济政策；然而，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收入 位于中间五分之三）的收入较 1979 年累计增长了 73%，是增长最慢的收入群体。衡量收入 差距的基尼系数（基于转移支付后和税后收入）自 1979 年以来走高，从 1979 年的 0.352 升至 2021 年的 0.443，1996 年之后持续超过国际警戒线 0.4。
收入阶层的变化显示出，美国中产阶级更多地向更高收入阶层流动，然而中低收入阶层 向上一级跨越的概率在降低。Corak（2014） 1提出，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呈正相 关关系（“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 美国的代际流动性相对较低，即父母收入与其下一代子女收入之间的关联程度较高。近年来 有学者指出，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美国代际流动性下降，即孩子的收入或消费高于父母的 比例在降低。Chetty et al. (2017)2研究发现，在 1940 年的出生队列中，大多数孩子长大后 都比父母挣得多，但自 1940 年以来，绝对代际流动率大幅下降，出生于 1980 年的美国人 中，只有一半的收入超过了他们父母的收入。布鲁金斯学会一项研究3也显示，美国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群体向上一阶级跨越的比例正在收缩，而向下一阶层流动的比例在上升。其中，中 等偏高收入群体流动相对稳定。
从结构性特征来看，种族方面，美国亚裔和白人更容易生活在高收入阶层，而黑人、西 班牙裔和原住民更多生活在低收入家庭中。2022 年，27% 的亚裔美国人和 21% 的白人美 国人生活在高收入家庭，而黑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生活 在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均超过 40%，生活在高收入家庭的比例不及 10%。此外，移民比美国 本土出生人口更有可能生活在低收入家庭。就业层面来看，从事金融、信息技术相关职业的 劳动者更大概率步入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可能更多从事餐饮、建筑、运输等职业。职业 方面，2022 年，超过三分之一的“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管理”以及“商业和金融行 业”的劳动者生活在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更多从事“教育”、“保护和建筑维护”、 “办公室和行政支持”、“武装部队”以及“维护、修理和生产”等领域，“建筑”、“运 输”、“食品加工和服务”、“个人护理和其他服务”约三分之一或更多劳动者属于低收入 阶层。行业方面，2022 年，“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信息技术”和“专业服务”行业 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属于高收入人群，公共行政、教育、武装部队、制造业、交通运输、 建筑业等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较高，均在 59%以上，住宿餐饮、零售业、农林渔和矿业等行业 中至少 28%的劳动者属于低收入群体。
从财富拥有情况来看，美国 TOP 10%富裕阶层拥有超过 60%的财富，且占比逐渐升高， 主要得益于股价上涨、拥有多套住房等。据 CBO 数据，从 1989 年到 2022 年，财富分配前 10%的家庭所持有的财富份额增加了 3.7 个百分点至 60.1%，而财富分配 51%-90%的家庭 所持有的财富份额则下降了相同的幅度至 33.4%，财富分配最低 50%的家庭所持有的财富份 额变化不大，保持在 6.4%左右。按资产类别分，固定缴款养老金（DC）、社会保障金和非 退休金融资产在所有家庭资产类别中增幅最大，而房屋净值和固定收益养老金（DB）增幅最 小。财富分配前 10%的家庭的资产以其他和非退休金融资产为主，1989 年以来非退休金融 资产、社会保障金等增长最快，财富分配 51%-90%家庭的资产以社会保障金和退休金为主， 其中社会保障金、退休金等增长最快，财富分配最低 25%家庭的资产以社会保障金、房屋净 值为主，1989 年以来均增长较快，同时低收入群体的负债压力也最大。
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背景是 198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激发了近年来 “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1980 年里根上台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 学派逐渐登上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包括放松管制、私有化、 金融化和减税等，主要通过四个途径加剧了美国收入不平等性：（1）通过降低个人、企业所 得税税率，降低富人税收负担；（2）放松市场监管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大资本家提供更 多盈利机会；（3）国有股份和资产私有化，壮大垄断资本家经济实力；（4）金融化的发展 使得公司高管对股东回报的诉求上升，鼓励公司高管通过雇佣临时工、破坏工会等方式，压 降用工成本并增厚利润。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矛盾激化、右翼运动席卷美国，“后 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ism）逐渐登上政治舞台，例如，拜登政府推出了《芯片与科 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及《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等产业政策，特朗普政府也在 某些方面体现出“后新自由主义”色彩，比如对全球加征关税保护本土产业、驱逐移民等。
疫情之后，中高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更快，与低收入群体的差距越来越大。 2023 年，税 前收入（从低到高）位于 20%、21-40%、41-60%、61-80%以及 80%人群的平均消费总支 出分别为 33776、48923、65487、87922 和 150093 美元，与疫情前（2019 年）相比分别 年均复合增长了约 4.2%、4.9%、5.4%、5.4%和 5.4%，可见收入位于 40%分位以上的中高 收入群体在疫情之后消费支出增长相对更快。信用卡支出情况来看，波士顿联储使用来自美 联储 Y-14M 的信用卡数据，测算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信用卡总支出，也发现最低收入人群 在 2021 年和 2022 年信用卡支出大幅增长，但 2023 年以来仅小幅增长，而最高收入人群信 用卡支出在疫情后始终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
高收入者消费信心强于低收入者。根据密歇根大学的月度消费者调查，2023 年以来， 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群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最高，平均高于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人群约 20%，高于收入中间三分之一人群约 12%。2025 年 8 月，收入最高、中间和最低三分之一 人群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 65.1、60.6 和 54.5。
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来看，收入越高越倾向于在保险和养老金、捐款、教育、娱 乐等方面花钱，收入越低则在住房、食品、医疗保健等必需品方面的消费占比更大。首先， 住房是所有收入群体的最主要的支出项，但在低收入群体（收入最低 20%）中的占比最大 （2023 年为 41.3%），高收入群体（收入最高 20%）的住房支出占比相对较小（29.2%）； 其次，住房支出之外，低收入群体更多地将钱花在食品、交通运输、医疗保健等方面，中高 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41-60%、61-80%）在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更多，占比超过 18%，其中 购车支出占比相对较大，尤其二手车，而最高收入 20%的人群更愿意购买教育（3.2%）、 娱乐（5.3%）相关服务；然后，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资金运用方面最为显著的区别是 “个人保险和养老金”，高收入人群在支付生活费用之后，将余下的收入用于储蓄。 与疫情前（2019 年）相比，2023 年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和养老金，新车购买 增多，而低收入人群更多花费在住房上，同时削减了在交通运输上的开销。中高收入人群（收 入水平 61%-80%、最高 20%）购买“个人保险和养老金”的占比提升最多，在该部分人群 的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分别由 2019 年的 12.1%和 16.3%提升至 13.5%和 17.7%，或主要因为 市场波动加剧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其次最高收入 20%人群的“交通运输”消费占比也明显提 升，尤其是新车购买购置方面，然而中高收入人群在住房、医疗保健、娱乐、服装等领域的 消费占比缩小。同时，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 21%-40%、最低 20%）“住房”消费占比 提升最多，在该部分人群的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分别由 2019年的 36.6%和 40.2%提升至 38.1% 和 41.3%，而交通运输相关支出占比下降较多，分别从 2019 年的 17.7%、16%降至 16%、 14.6%。
美国当前出现了“就业冷”但“经济热”的怪异现象，5 月份以来美国非农就业持续低 迷，且低于根据劳动力供给测算的盈亏平衡就业水平，然而美国经济增速依然稳健，第二季 度 GDP 年化季率终值被大幅上修为 3.8%，主要因为消费者支出数据的上调，而且根据亚特 兰大联储 GDP Now模型在 10月 16日的最新预测，美国三季度 GDP 增速将进一步升至 3.9%， 其中消费者支出增速将达到 2.28%，依然具有较强韧性。不少美国消费类上市公司三季报显 示，美国当前消费呈现“K型经济”的特征，即经济出现分化，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承压，减 少消费的同时转向更便宜的产品；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仍然强劲。其中，多数主营业务为高 端消费的公司近期表态较为乐观，如旅行、高端住宿和航空公司等，主营业务为可选消费的 公司则认为消费环境相对疲软，如餐饮、汽车零部件、服装等。2025 年 10 月美联储褐皮书 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全国普遍认为，尽管最近几周消费者支出略有下降，但高收入 家庭在豪华旅行和住宿方面的支出依然强劲；面对物价上涨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低收入 家庭仍在寻求折扣和促销。
3.1 财富效应进一步支撑高收入人群消费
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与股市财富效应对美国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带 动有关。2023 年，美国最高 20%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占整体消费约 38.9%，这一比例较 2019 年的 38.7%有所提升，而最低 20%收入群体支出占比从 2019 年的 9.0%下滑至 8.7%。房屋 升值可以使房主通过房屋净值贷款或信贷额度获得额外资金，为他们提供进一步消费的融资 手段；股价上涨使得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价值相应增加，会促使他们感到更加财务安全，更倾 向于消费。美国银行数据显示，近月来，收入最高的 5%家庭（减去中等收入家庭）的可支 配信用卡支出增长率随着股价上涨而抬升。
2025 年 Q2，“公司股票”对美国家庭净资产变动的正贡献明显扩大，其次是房地产。 据美联储数据，2025 年 Q2 美国家庭净资产增长 7.09 万亿美元，其中 5.51 万亿美元由股票 增值贡献，然后是房地产增值，贡献了 1.24 万亿美元。在美国，股票主要由高收入人群持 有，截至 2025 年 Q2，收入最高 20%人群持有股票和对冲基金的比例高达 86.9%，持有规 模约为 44.5 万亿元，尤其收入最高 1%人群持有 38.6%的股票和对冲基金；房地产在中高收 入群体的占比相对更高，收入最高 20%人群拥有 56.8%的房地产资产，尤其收入在 80-99% 水平的居民（44%），中等收入群体（40-80%）拥有的比例为 30.8%。
通过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滞后一季度的美国家庭净财富（股票、房地产）、 个人可支配收入变化对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变化有较好的解释力度（样本时间范围为 2000Q1-2025Q2，频率为季度，调整后 R^2=45%），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净资产每增加 1 美元，将带动下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加约 5.3 美分；个人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 美元，将 带动下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加约 22 美分。若将家庭净资产变化分为股票和房地产两种主 要的资产，持有股票净资产每增加 1 美元，将带动下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加 5.4 美分，持 有房地产净资产每增加 1 美元，将带动下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加约 8.5 美分。根据这一模 型拟合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主要受持有股票净资产上升的贡献，三季度 PCE（现价） 环比增速或将进一步走高。若未来美国标普 500 指数延续每季度 5%的涨幅，对每季度消费 支出环比增长的贡献或在 0.38 个百分点左右。
3.2 低收入者的就业压力加大，财务状况有所恶化
低收入家庭受劳动力市场放缓的影响更敏感，尤其年轻消费者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 据亚特兰大联储薪资追踪数据，2023 年以来，美国总体薪资增速逐渐走低，2025 年 8 月降 至 4.2%，仍高于疫情前水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薪资增速走势差异很大，其中最低 25%收 入者工资增速下行最快，从高位 7.5%降至 2025 年 8 月的 3.6%，甚至为 2016 年 3 月以来 最低水平；然而，最高 25%收入者薪资增速 8 月为 4.6%，高于总体水平 0.4 个百分点，而 且也远高于疫情前水平（2015-2019 年平均增速约为 3%）。由于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以 及 AI 对部分岗位的替代等因素，企业当前处于不招聘也不裁员的状态，失业率总体走势平 稳，2025 年 8 月温和升至 4.3%，但是对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来说，找工作的难度大幅增加， 失业率快速上行至 10.5%。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就业不稳定导致低收入人群以及年轻人减少了 可选消费方面的支出，例如根据 Redfin 的一项调查，7%的 Z世代和千禧一代租房者难以负 担正常的住房费用，该部分人群中的 40%减少了在餐馆就餐的频率。
低收入人群受近期政策影响较大，《大美丽法案》将导致低收入人群面临更严峻生存挑 战。从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结构来看，低收入者的收入中薪资仅占 30%，超过 50%来自于 社会保障金和退休金，9%来自公共援助、补充保障收入和补充营养援助（SNAP）计划。《大 美丽法案》（OBBBA）于 2025 年 7 月 4 日正式签署成为法律，或将增大低收入人群收入和 债务压力：（1）削减医疗补助（Medicaid），削减约 1.1 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支出，并导 致未来十年内有 1180 万人（CBO 预测）失去医疗补助资格，尤其农村居民、少数族裔和 患有疾病的低收入者；（2）收紧学生借款限制，从 2026 年 7 月 1 日开始，Parent PLUS 贷 款设定新上限，取消攻读高级学位学生的 Grad PLUS 贷款资格，还将学生还款计划修改为 单一选项 RAP（导致许多借款人的每月还款额增加）；（3）削减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 削减了对 SNAP 的联邦资金约 1860 亿美元，并将更多成本转移至州一级政府（部分州可 能将退出该计划），平均每月约有 240 万人（约占参保者的 6%，CBO 测算）SNAP 支持。
根据 CBO 测算，《大美丽法案》（OBBBA）将导致最低 10%收入家庭年均资源下降 1214 美元，扣除转移支付和税收后，年均资源占收入比重下降 3.1 个百分点，而最高 10% 收入家庭年均资源增加 13622 美元，可支配的年均资源占收入比重上升约 2.7 个百分点。若 叠加关税的影响，耶鲁预算实验室数据显示，处于最低 10%家庭的税后和转移收入将平均减 少约 2700 美元，而处于最高 10%的家庭收入平均将增加近 8000 美元。
美国家庭信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逾期率走高，整体财务状况有所恶化。美国家庭总体 贷款逾期超过 90 天的比例在 2025 年 Q2 升至 3.04%，为 2020 年 Q2 以来最高，主要受信 用卡、汽车和学生贷款等的推升。自 2023 年以来，美国家庭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和其他 贷款逾期 90 天以上的比例在快速上升，截至 2025 年 Q2，汽车贷款逾期 90 天以上比例已 经达到 5%，已经十分接近 2010 年 Q4（金融危机后）和 2020 年 Q1（新冠疫情爆发）峰值； 信用卡贷款逾期 90 天以上比例已经达到 12.3%，也已经接近 2010 年 Q1（金融危机后）峰 值 13.7%；2024 年 Q4 美国学生贷款正式重启征收，2025 年 Q1 90 天以上逾期率大幅升至 7.7%，2025 年 Q2 进一步走高至 10.2%。然而，在家庭债务中占大多数（超 70%）的住房 抵押贷款逾期率仍然较低，2025 年 Q2 仅为 0.82%，其原因主要是疫情期间美国居民以低利 率锁定了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
从银行体系的角度来看，根据美国 FDIC 季度银行业报告，房地产、信用卡和汽车贷款 拖欠率自 2022 年美联储加息以来不断升高，但上升幅度较为温和，而且信用卡贷款拖欠率 在 2025 年上半年逐季回落至 Q2 的 1.54%；汽车贷款拖欠率自 2012 年以来持续上升，截至 2025 年 Q2 已经较 2012 年 Q3 上升了接近一倍至 0.63%。9 月份，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First Brands 和次级汽车贷款机构 Tricolor 相继破产，引发市场对信贷风险的担忧，但这 一汽车信贷风险可能更多存在于次级贷款人之中（更多为低收入群体）。惠誉评级数据显示， 美国 ABS 汽车次级贷款人（信用评分低于 670 分）拖欠率快速走高，2025 年 9 月份达到 6.5%，自 2021 年以来翻了一番，而优质贷款人的拖欠率保持在低位（0.37%）。
3.3 收入不平等加剧或放大美国金融部门脆弱性，但目前家庭和企 业杠杆率并不高
美联储一项研究指出，收入不平等加剧或能放大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原因在于：（1） 如果低收入家庭在收入停滞时通过借贷来消费，则不平等加剧可能会增加对家庭信贷的需求； （2）如果富人对未来股息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或更乐观的看法，不平等加剧可能会增加 富人对风险资产的需求；（3）不平等增加了富人的储蓄，而这些增加的储蓄通过不同的资 产类别进入金融体系，最终导致信贷供给增加，从而加剧其他家庭的储蓄减少6。实现的路径 主要包括：（1）更高的家庭杠杆率，尤其是更大规模的抵押贷款；（2）更高的股票估值， 因为富裕家庭对风险承受能力更高；（3）更高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主要是公司债券；（4） 扩大非银金融部门的资产和融资，尤其是受监管更少的领域。
（1）美国家庭杠杆率持续走低，目前仍处于低位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家庭进入去杠杆阶段，债务占 GDP 的比例持续走低，截至 2025 年 Q2，该比例仅为 68.8%，为 1999 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在家庭负债中占比最大 的房屋抵押贷款占 GDP 的比例仅为 44.39%，自 2008 年以来持续走低，仅在 2020 年零利 率时期快速反弹，消费贷款占 GDP 比例 16.39%，2020 年后持续下降，其他贷款占 GDP 比例约为 8.06%，同样也自 2020 年后逐步下滑。而且家庭债务的增长速率也比较缓慢，2025 年 Q2 家庭总负债增速仅为 1.5%。
（2）股票估值持续走高，近期散户投资者买入较多
2023 年以来美股虽经历了几次波折，但总体呈上涨之势，2025 年 10 月标普 500 市盈 率已经达到 29.28 倍。从股权风险溢价（ERP）来看，美股当前 ERP 已经处于历史较低水 位，标普 500 和纳斯达克指数的 ERP 均跌落至 0 以下，分别为-0.7%和-1.7%，但是仍然高 于 2000 年 3 月标普 500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达峰时的 ERP（-2.57%和-4.58%）。散户投 资者在今年是美国股市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标普全球，7 月份散户投资者净买入 100.8 亿 美元股票，扭转了过去一年平均每月净卖出 124.9 亿美元的趋势。据摩根大通跟踪，10 月散 户投资者的表现依然强劲。
（3）目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也较低
企业的杠杆率越高，也会影响金融稳定风险。例如 2001 年科网泡沫破灭和 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机前均出现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大幅上升的情况。然而，美国企业债发行额在 2020 年创下历史新高之后，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例持续下滑，截至 2025 年 Q2 仅为 46%左右。
（4）非银金融部门的资产持续扩张，但融资端潜在风险最大的短期批发融资在银行中 的占比不高
过去二十年，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经历了长期增长趋势，2023 年，非银行金融 机构 (NBFI) 的总金融资产已达到 GDP 的 313%，达到了 85.7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同期 银行的总金融资产仅为 31.1 万亿美元。其中，截至 2025 年 Q2 共同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的 金融资产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分别约为 22.7 和 10.7 万亿美元。非银金融机构的融资端中潜 在风险最大的是短期批发融资（Short-term Wholesale Funding），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该类型融资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虽然自 2022 年之后有所回升，但整体仍 处于低位。
目前中国收入结构仍呈“金字塔”状，未来将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2024 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31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9542 元，同比增长 3.55%，中 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1608 元，同比增长 5.7%，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33925 元，同比增长 5.37%，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53359 元，同比增长 6.25%，高收 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98809 元，同比增长 3.95%。最低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在 2024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回落最多，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 5%以上增速，与 GDP 增长保持 同步。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 年中 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 4 亿人（三口之家年收入在 10 万元至 50 万元之间），约占总人口 的 28%，仍然是“金字塔”结构。2025 年 10 月，“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有效增加低 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 橄榄型分配格局”。从国际经验看，只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超过 50%以上、才能形成橄榄型 分布格局。
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2024 年为 23327 元，占人均可支配收 入 56%，其次是转移净收入，为 7644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18.5%，然后是经营净收入（16.7%） 和财产净收入（8.3%）。“十五五”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未来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或将提升。信息、金融和科技等行业工资水平较高。分行 业门类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水平前三位的行业仍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达 238966 元，位居第一；金融业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达到 201883 元，位居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达到了 175425 元，位居第三。年平均工资水平最低 的行业包括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等。
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要力量，根据麦肯锡市场调查，一二三线城市中中等收入群体 消费占比最高，四线城市和农村主要是低收入群体消费更多，一线城市的高收入群体消费占 比（4.8%）高于其他线城市和农村，低收入群体在二三线城市中的消费占比超过了 10%。 消费信心方面，不同收入和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差异很大，Z 世代、一线富裕银 发族、三线富裕中老年明显更为乐观，消费潜力仍有可挖掘空间；一二线新中产、农村中老 年最为悲观，或对消费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从消费结构上看，城镇 Z世代追求情感和精神享受，在餐饮、宠物用品、文化娱乐类的 消费占比、金额及增速均高于其他世代，体现出其对社交、情感陪伴和精神享受的追求，同 时还热爱运动类服饰，而烟酒消费较少；一线富裕银发族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食品饮料等 刚需消费金额高，且非运动类衣着和日常出行占比相对高，在烟酒、家用电器和家具、消费 类电子和外出旅行上的消费预期增速明显高于全体；三线富裕中老年收入也较为稳定，在餐 饮、家庭用品、家用电器和家具等日常生活支出上的占比较高，更多负担子女相关开支，而 在外出旅行等悦己类消费上金额偏低；一二线新中产主要担忧房价、就业等问题，食品饮料 等消费占比较低，而在外出旅行和文化娱乐等方面有更高需求，同时重视子女教育，在教育 上的消费增速高于年长的中产；农村中老年的收入主要依赖转移性支付，在生活必需品上的 消费占比高，如食品饮料、药品、个护等。
未来我国消费将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抓住新消费发展机遇。当前，我国人 均 GDP 已突破 1.3 万美元，居民消费结构正从以商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逐步转向更 加注重服务、体验与个人发展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服务消费成为新需求的重要 方向，其中文化消费作为关键领域，影响力日益扩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消费需 求的多元化，催生了一系列新消费业态的蓬勃发展，既包括潮玩、IP 文创、宠物经济等“悦 己型”消费，也涵盖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智能穿戴、即时零售、在线教育等新兴消费形 态，展现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增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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