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观数据上中美消费率存在显著差异，且服务消费的差距更为明显。区分商品和服务来看， 2024 年中美商品消费/GDP 比例分别为 18.6%和 24.4%，服务消费/GDP 比例分别为 21.4% 和 43.6%，显示了中国与海外经济体消费率的差异，不过这一简单的数字对比之下其实还 包含了多个口径原因：
一是，政府消费的补偿。我国是大政府模式（有为政府），诸多公共服务和货物由政府部门 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这部分消费的政府补贴部分会计入政府消费支出口径， 比如我国政府在教育、公共交通、医疗、文化设施、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提供了较高的补贴， 是对居民消费支出口径（尤其是服务消费支出）的弥补。鉴于此，在进行跨国家庭消费支 出比较时，将政府消费支出（在中国约占 GDP 的 17%）纳入家庭消费支出的计算或更合理。
二是，价格差异。在上述政府提供的消费方面，按国际惯例仅按相关部分的财政支出口径 计入消费支出和 GDP 核算，在我国更多是成本价格，体现出更强的“低价福利”属性。且 即使在低价的情况之下，我国政府消费率也明显高于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接近，高于 海外发展中经济体。而居民消费的部分，也有不少商品和服务存在政府限价，比如公共医 疗的政府定价和集采，通讯、电力、能源等由国央企运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也存在价格指 导，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偏低，使得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均可能存在一定 程度的低估。 以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评估数据，我国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明显低于美国（图 5）， 尤其是住房（美国价格是中国的 3.1 倍）、健康（3.3 倍）、通信（2.6 倍）、教育（1.8 倍）、 政府消费支出（1.7 倍）等类别，中国购买力平价 GDP 已超过美国，依据购买力平价计算 的（居民+政府）消费规模与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约为美国的 87%，名义值为美国为 46%）。 当然，价格因素对消费率的分子和分母端均有影响，对于整体消费率的影响不大，但对于 价格差距更大的服务消费而言，中美之间的差距或因此被高估。
三是，剔除“特殊消费”差距明显缩小。美国服务消费中包含不少由社会结构性矛盾产生 的强制性支出，如医疗保险、住房支出、部分医疗费用等，这些消费并非属于享受型开支， 更多是维持基本生存或应对社会压力的开销，被称为“特殊消费”，我国这些消费的占比较 低并不一定是坏事，不宜过度夸大这部分差距的影响。
同时，这些特殊消费在核算口径上也有诸多差异：1）医疗保险方面，美国医保以商业保险 为主，医保的缴纳计入居民消费支出；而中国主要以社会医保为基础，社会保险缴款在扣 除社会保险福利后计入转移净收入，不再计入消费支出，存在一定的口径差异；2）虚拟房 租方面，中国此前采用成本法核算虚拟房租，存在一定低估，统计方法近年由成本法改革 为市场租金法，但差距依然相对明显。 我们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估算，纳入政府消费+剔除掉医疗保险和住房等“特殊消费”后，我 国消费率和美国的差距由纸面的 28%的差距降低至 20%左右，差距缩小但仍体现出明显的 提升空间，后续伴随资本积累相对重要性的下降和投资回报率的下滑，“科技-产业-消费” 的经济发展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支出。
梳理完技术性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比我国在消费率方面的潜在空间，我们基于中国 居民消费支出、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等口径对齐统一后进行对比，同时 参考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的价格对比和消费率对比，分析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消费差距，得 出以下结论：
（1）商品消费方面，我国和美国的消费率差距整体不大，主要差距在衣着、生活用品等商 品的消费量，以及消费的“质”和“品牌力”、人均消费量等方面。 ①食品项的名义消费率和购买力平价消费率差距不大。 ②衣着类、生活用品类的价格水平相差不大，但购买力消费率上存在一定差异，说明这些 消费的“量”还存在一定的空间，其中，家具及室内装饰等差距或与我国地产走势有关， 而衣着、个人护理用品等悦己商品的消费率还有提升空间。③微观上，我国多种商品的消费“量”已超过美国，但价格差异反映商品的“质”和“品 牌力”还有差距。我国购买力平价下的通信项消费率超过美国，家用器具、交通项的名义 消费率接近（交通工具类购买力平价消费率美国更高，可能在于美国二手车计入的口径原 因）。不过，交通工具和通信分项上，整体看美国价格水平相对更高，体现美国相关商品的 “质”和“品牌力”可能相对更高。具体来看，2024 年中国新车市场规模 3143 万辆（vs 美 国 1590 万辆）；冰箱、空调、洗衣机与电视四大家电消费市场规模为 16400 万台（vs 美 国 8400 万台）；手机市场规模为 2.86 亿部（vs 美国 1.5 亿部），其中高端手机销量为 4720 万台（vs 美国 1800 万台）。但我国相关消费的均价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异，商品价格的差 距更多反映的是产品的“质量”和“品牌力”，也对应到企业利润的空间，也是我国后续需 要重点提升的方向。 ④尽管部分商品的消费率差距不大，但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差异，我国在人均消费量方面还 有明显差距，主要由人均 GDP、人均收入等决定，因此还需要提高经济总量。
（2）服务消费领域，我国与美国多数服务消费存在较大差距，有一定的价格原因、也有房 租等特殊消费。但即使剔除价格因素，多数服务消费率仍存在不小差距，我国服务消费的 提升空间确实更大。 ①医疗服务的消费率差距最大，名义消费率差距10个百分点，其中包含了一定的价格影响， 但更多仍是本身的供需差距（购买力平价消费率差距约 6 个百分点）。剔除掉住院服务等特 殊消费，美国还有规模不小的牙科服务、居家医疗护理、养老院等服务，说明我国在自主 性医疗服务、养老服务、银发经济等方面还有一定空间，对应微观上的人均床位、人均医 护人员、人均养老床位等都还有提升空间。影响因素和居民医疗意识、服务供给等都有关 系，而更关键的还是要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 ②文化和娱乐分项的消费率差距同样明显，名义消费率和购买力平价消费率差距均在 5 个 百分点以上。以美国消费细项来看，美国各类付费影音服务、体育服务、会员俱乐部、游 乐园露营地、宠物用品和服务等消费占比相对更高，供需均较为多元化，为我国促消费的 “业态”提供参考，当然还需要从消费时间（如带薪休假）、消费场景（供给）、消费能力 （需求）等多方面入手。 ③从消费率上看，餐饮住宿、家庭服务、其他服务（金融保险等）也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服务消费所包含的价格差异、以及医疗等特殊消费，虽是“福利”属 性，但主要反映工资差异，且相关支出会形成真实的劳动力收入，这部分差距体现出美国 “服务业工资-服务价格-居民收入-消费需求”的消费循环，对我国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 平仍存在一定的借鉴意义。
进一步地，我们从影响消费的需求端因素研究我国消费率提升的路径。首先要明确的是消 费率和消费增速的区别。 （1）消费率：作为一个比率指标，更多是一个分配问题，关于这一指标需要注意几点： 一是，消费率的中枢水平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是一个长期问题。从计算公式看，消费率 （居民消费支出/GDP）=居民可支配收入/GDP X 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即收入 分配*消费倾向，但这两个比率的差异和发展模式、经济体制等存在密切关联。美日在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阶段，均存在消费率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企业需要留存更多收入用于资 本开支，居民也需要留存更多收入用于购房等需求，都对消费率形成挤出，但在后工业化 时代均存在消费率提高的趋势。此外，生命周期假说也揭示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预 期退休年龄、社会保障等因素通过影响居民储蓄率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消费率更多是一 个长期问题。 二是，从短期来看，消费率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往往具有逆周期性。从三大需求的波动性 上看，消费往往具有压舱石的作用，而其他部分（出口、投资）的波动往往更大，所以可 能呈现出国民收入增长时，消费率反而被动性降低；当 GDP 增速下滑时，也可能导致消费 率被动提高。因此，消费率本质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在短期是被动变化的。 因此，消费率是一个与经济体制相关的长期问题，短期也不能用消费率的高低作为评判经 济好坏的标准。不过，海外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都逐渐切换到消费主 导的发展模式，我国也需要通过消费来更好满足国内的供需平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时适配“产业-消费”的发展模式，提高居民消费率的长期目标有其重要意义。
（2）消费增速：增速指标反映总量问题。增长是做大蛋糕的过程，我国在部分类别的消费 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但在人均收入、人均 GDP、人均消费都还存在较大差距，还需要通 过更快的消费/GDP/收入增长来实现更高的人均福利水平。因此，研究消费率不能抛开消费 总量的增长，良性的机制是通过短期消费的增长带动长期消费率中枢的提升。 从影响因素来看，消费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倾向，收入增速起到决定性影响，同时消费倾 向也有影响。以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消费增速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长期走势基本 一致，居民收入增长越快，居民消费增长也越快，反映“工资-收入-消费”的经济循环，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1910 年代，在汽车尚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福特进行薪酬改革， 将工人工资水平翻倍、并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也形成了“工人生产-工人消费”的 良性循环，为福特公司开拓了新的消费市场；1960 年代，日本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这些都是通过居民收入增长拉动消费和经济总量良性 增长的案例。
具体到我国，此前我国消费率更多呈现出逆周期性，是消费作为经济压舱石的被动结果。 不过，2020 年之后，我国消费率开始和收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顺周期性，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消费倾向开始呈现出顺周期性，说明收入预期成为影响消费倾向、消费率等问题 的关键。因此，消费率和消费增长两个问题在我国当下其实是统一的。过去几年，我国消 费整体处于“蓄力”状态，后续还需要在提高收入增速、改善收入分配、修复消费倾向等 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消费率提升从逻辑上可以从收入、消费倾向、消费场景等几个维度着手。多种因素会互相 影响，收入的提升往往带来乐观主义情绪，间接促进消费倾向；消费场景会带动新的需求， 会提高消费倾向，同时又会创造收入带动新的循环。我们分别展开进行分析： 一是居民收入，作为影响消费最核心的因素，居民收入的增速对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 增长皆有影响。 居民收入的核心支撑是就业，房价、利率及转移性收入等亦为重要影响因素。具体来看， 就业是收入的直接决定因素：一方面体现为岗位数量，决定劳动报酬的覆盖广度；另一方 面体现为岗位质量，涵盖工资水平、社保保障及劳动关系稳定性。同时，房价、利率与转 移性收入的波动，直接影响居民其他来源收入的规模。
就业背后对应的是产业升级与企业活力。1）产业视角下，当前中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 建筑链等旧经济对就业的贡献作用逐步下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新产 业链条需完成接棒，且其高附加值的特性意味着岗位质量会有所上升，但技能不匹配导致 的摩擦性失业、AI 对就业岗位的替代等值得关注。2）企业视角下，民企在吸纳就业、激发 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民企对城镇就业、税收的贡献分别保持在 八成和五成以上，但当前活力受到利润偏弱、营商环境存在隐形壁垒等因素制约，政策稳 预期、营商成本改善、产权合同保护，都会通过提振民企投资与用工意愿，间接作用于居 民收入和消费能力。
其次，我们从收入分配的视角进行分析。以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GDP 衡量，我国居民部门 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对比不算落后，近几年来高于日韩、略低于欧洲， 但和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1）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收入比例与海外经济体的差距并不大。我们以劳动者收入（包 含员工薪资+社保缴费+经营性自付薪资）/GDP 衡量初次分配的比例，进行口径对齐后，我 国初次分配在全球来看其实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高于越南、泰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与 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中枢基本一致。
对比中美收入分配的差异，主要差距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方面。若扣除社保缴款后， 我国员工薪资占 GDP 比例高于美国；但在算上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之后，我国可支配 收入占比显著低于美国。此外，美国社保和养老金缴款率高于中国，若再加上居民部门缴 纳的商业医保，美国整体社保支出规模高于中国。
（2）转移性收入方面，我国居民的转移支付收入与海外存在显著差异。技术原因上，一部 分与前文提到的口径差异和价格差异有关，美国在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等方面（此 外还有不算在收入口径的商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支出相对更大。而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 关键在于财政支出的侧重不同，我国整体财政支出不弱，但此前侧重点更偏向于投资端， 民生支出则相对稳定，使得转移性收入还有待提高。不过，我们看到，今年以来，财政支 出已更多地呈现出向社保民生支出倾斜的迹象。
（3）我国财产性收入的规模和丰富度还有待提高。美国财产性收入/GDP 比例明显高于我 国，且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和其他收入（如租金等）占比相对平均，财产性收入规模较大 且来源丰富；而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且主要的财产性收入——利息受到 近年来广谱利率下行的影响，其他财产性收入还有待丰富，与股市分红率、租金回报率等 均有关。此外，美国养老金体系除了政府主导的联邦退休金制度（收入计入转移性收入）， 还有第二支柱（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企业年金 计划）+第三支柱（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即个人退休金计划）， 这些养老金计划收入的收益纳入利息收入和红利收入，也极大丰富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对我国也有重要的启示。
更进一步来看，我们对居民部门短期收入增速进行分析。2020 年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速中枢呈现下降趋势。增速上看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均有降低，财产性增速降低最多、财产净收入次之，而从拉动率上工资性收入拖累最多。
（1）工资性收入主要受到企业营收和利润的传导，反映当前的价格和利润相对偏弱，经营 性收入也和广谱消费需求有关。新旧动能在量上分化，但在价格上形成一致，新动能的强 在产能和供给，旧动能的弱在需求，均压低价格水平和企业利润。从对制造业利润的拉动 来看，非金属矿物、石油煤炭、汽车、化学制品、黑色金属、电气机械等行业的拖累较为 明显；若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工增增速衡量（即每单位增加值产生的利润），多数行业的利 润增速均低于工增；PPI 上看，旧动能的拖累过半；国有企业全行业大类利润增速来看，主 要的拖累在邮电通信、地产、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等行业。因此，新动能的供给去化、旧 动能的需求企稳对于价格、企业利润、居民工资性收入来说都很重要。
（2）财产净收入短期和利率水平（存款利率、存贷利差）、租金收入、股市表现等均有关 系，目前看稳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接下来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而租金、利率的修 复也很重要，但可能还有一定的滞后性。
（3）转移净收入短期关注广义财政的收入端进展（广谱经济对应的税收收入+土地出让收 入）、财政扩张力度和方向（明年的财政信息）等。
短期来看，居民收入增速降低的原因相对复杂，从直接的企业利润，到广谱消费和地产的 传导，再到货币政策、财政、资本市场等多个因素均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后续收入修复不 仅仅依赖于前端价格和利润，也依赖于政策方向和经济内生动能的传导。我们预计明年价 格和实体部门收入可能从广谱性走弱走向结构性企稳，整体幅度则相对温和渐进。
二是消费倾向，与储蓄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 我国居民储蓄率为何高？储蓄率对应消费意愿，我国与海外国家的储蓄率差异也较为显著。 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 10%以下，韩国的居民储蓄率在 10%左右，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在 20% 左右，我国居民储蓄率则在 30%以上，明显高于海外国家。
短期来看，收入预期是关键。我们发现近几年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预期更多呈现出正向关 系，逻辑在于收入预期影响预防性储蓄意愿，近几年的收入预期走弱也是我国消费倾向降 低的重要原因。此外，长期实施的低利率政策以及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也减少远期 收入预期，强化年轻群体的储蓄意愿，降低消费倾向，后续首要的是改善收入预期。
而从长期看，消费倾向（1-储蓄率）更多是社保体系、人口结构等原因。NBER 的实证研 究发现，除了节俭和预防性储蓄的文化之外，还和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等有关，同时， 消费信贷的不可得性、社会保障网的不足、高速经济增长、储蓄税收优惠、储蓄促进政策， 以及土地和住房价格的高企及上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1961 年至 1986 年期间日本家庭 的高储蓄率。因此，提升居民消费倾向中枢要从提高劳动人口比例、完善社保机制、提高 消费信贷可得性等方面入手。 地产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一方面，因为购房需求的增加，需要提高储蓄规模，对消费 倾向形成挤出，国内数据形成印证，我国居民储蓄率和地产销售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另 一方面，地产的财富效应也存在重要影响，尤其在我国占据资产最大类别的房地产价格， 近年房价负向的财富效应影响较大，也在一定程度抑制消费倾向，因此，需要协调好地产 在存量上的财富效应以及在增量上的挤出效应。
此外，我国特有的公积金制度增加了被动储蓄，后续需要继续优化公积金使用和贷款政策。
三是消费场景，从供给端创新激活消费新需求。自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起，“创新多 样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已被提升为扩内需的重要举措。数据上看，我们已在前文 讨论了我国与海外在服务消费上的差距，尤其在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家庭服务等方面可 能存在消费场景的不足，后续还需要通过供给端“造场景”实现“供给创造需求”：一方面， 以更高质量、更具体验感的供给拉动居民消费，例如夜间经济与特色步行街融合、商旅文 体综合体建设、沉浸式展览及演艺等；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新业态，将零散需求 整合为稳定需求，如电商+即时零售+本地生活服务联动、智慧文旅发展、线上预约与到家 服务升级，以及社区嵌入式养老、托育、家政等生活服务场景落地，通过场景迭代将潜在 消费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第一，正确理解我国和海外的消费差异。我国消费规模、消费率低于海外，但与政府消费 的补充、价格差距与特殊消费有关，这部分差距在我国本质是“福利”属性，不可过度夸 大。剔除了这些因素之后，差距有一定缩小，但商品的消费的质、人均消费量与多种服务 消费和海外的差距值得关注。
第二，无论是消费率、还是消费规模，背后的核心都是收入与就业。就业是收入的直接决 定因素，岗位数量与岗位质量同样关键，可以对应至初次分配的劳动力报酬项，我国与海 外相比不算落后。后续有两方面重点，一是产业更新，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高端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新产业链条需接棒就业承接任务，过程中的摩擦性失业与 AI 重塑就业格局是挑战；二是企业活力，特别关注民企动力，可通过政策稳预期、营商成 本改善、产权合同保护等方式提振民企信心。 短期内我国居民收入增速降低的原因相对复杂，从直接的企业利润，到广谱消费和地产的 传导，再到货币政策、财政、资本市场等多个因素均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市场对此还处于 观察阶段。对于后续广谱消费的左侧机会，紧跟企业利润的信号，新动能的产能去化和利 润修复决定拐点，旧动能的企稳和修复决定弹性。
第三，我国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主要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部分。具体来看，财产性 收入一方面是量的问题，可能受制于潜在增速下移与广谱利率下移，需要依托新旧动能切 换提升潜在增速，政策需继续保持底线思维，适时提供增量刺激；另一方面是丰富度的问 题，股市分红率、租金回报率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稳股市、稳楼市具有重要意义。转移 性收入则需继续完善社保机制，财政支出继续向民生社保端倾斜，这不仅影响消费能力， 也影响消费意愿（消费倾向和储蓄率）。
第四，实行 “高收入放开、中等收入稳住、低收入兜底”的差异化消费政策。对高收入群 体，适度放宽对服务消费、文旅休闲、数字内容等领域的供给约束和价格机制，释放更高 层次的品质消费与享受型需求；对中等收入群体，政策重点在于“稳预期、稳收入、稳资 产负债表”，通过稳定就业、收入与房价预期、完善社保和教育医疗供给，减轻中等收入家 庭的后顾之忧，使其敢于扩大耐用品和服务消费；对低收入群体，则要通过提高转移支付、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能力，从底部托住 整体消费。
第五，供给端需同步发力，通过消费场景的创新带动增量需求。我国服务消费无论相对于 收入还是相对于人口，空间均相对较大。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起就将“创新多样化消 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提升为扩内需的重要举措。核心是通过供给端“造场景”实现“供 给创造需求”，一方面以更高质量、更具体验感的供给拉动居民消费，例如夜间经济、沉浸 式展览及演艺等；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新业态，如电商+即时零售+本地生活服务 联动、智慧文旅等。 美国在各类业态上的丰富度具有一定启示（比如牙科、居家医疗护理、 养老、银发经济等健康类消费，付费影音服务、体育服务、会员俱乐部、游乐园露营地、 宠物用品服务等文娱消费），我国在新场景、新业态上还有待继续扩容，形成更多如“苏超”、 “新消费”等热点，当然也需解放更多的消费时间等。
综合来看，消费率中枢的差异是一个长期问题，既有政府补贴、价格差异等口径原因，也 有经济发展模式等体制原因。因此，提升居民消费率中枢需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居 民工资性收入中枢需要提升经济潜在增速，财产性收入中枢需要提高居民资产丰富度和回 报率、完善补充养老金计划等。转移性收入中枢需要完善社保机制、改变财政支出方向等。 消费倾向还需要提高劳动人口比例、提高消费信贷可得性、协调好地产在存量上的财富效 应以及在增量上的挤出效应、优化公积金制度等。这些改革的速度和程度，关乎“产业-消 费”的发展模式能否建立，关乎我国当前强大的供给能力能否得到需求端承接，也关乎再 通胀预期能否形成、企业盈利能否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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