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上述拆分方法，从中国出口数量份额、人民币口径出口价格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这三个维度，判断中国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的趋势。
（一）以日本和德国为鉴，中国出口数量份额将进一步提高
前文测算过，中国出口数量占全球份额，从2019 年的13.2%提高到2025 年前三季度的 17.0%。这种出口数量占比，或者说订单份额快速提升的背后，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提升。根据要素密集度，对出口商品进行归类，可分为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四类。可以看到 2019 年到2025 年，中国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密集型的商品出口占比，分别从 18.43%、5.13%，下降到13.67%和 4.09%。这几年中国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稳定在20%左右，而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从2019年的56.80%，快速提高至2025年的62.97%。
由此可见，中国出口已从依靠劳动和原材料投入的低附加值产品，逐步升级为主要依靠技术和资本投入的附加值相对更高的产品。
第二，在“供强需弱”的格局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前文在拆解中国出口金额份额同比时，可以看到2023 年到2025 年，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出口产品价格指数已连续三年同比为负，简单累乘得到这三年出口价格累计下跌 10.1%。2023 年到 2025 年，中国PPI 同比分别为-3.0%、-2.2%和-2.6%，累计下跌 7.6%。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出口企业为缓解“供强需弱”的矛盾，通过比国内销售更大力度的折扣，去开拓海外市场，有力提升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中国和其它主要新兴市场的美元口径出口价格指数之间的对比，更能反映中国出口企业“以价换量”行为。2023 年1 月到2025 年11月，中国货物出口价格指数下降 19.1%，而同期非洲和中东、拉丁美洲、中国以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货物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跌8.3%、上涨2.2%和上涨2.3%。
第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开拓新的市场，部分对冲了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2019 年到 2025 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占中国出口比例提升的有东盟、非洲、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分别提升了3.26、1.44、0.75、0.61 和 0.51 个百分点；同期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英国占中国出口的比例，分别下降了 5.61、2.31、1.56、0.62 和0.24 个百分点。
出口结构的变化，说明“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举起逆全球大旗的同时，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了和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成功让中国出口目的地变得多元化。展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出口数量份额，或者说是订单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原因是过去几年支撑中国出口的这几个因素短期不会逆转：一是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提采用“超常规举措”支持科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从“量变”到“质变”势不可挡。 二是中国出口价格短期明显上涨的概率不大，因为目前尚未在供给侧大规模去产能。虽然出口价格同比跌幅可能会收窄，甚至由于低基数而阶段性同比上涨，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相比于其他经济体的优势，短期预计不会被削弱。 三是外部环境阶段性好转，中国出口里新兴市场占比还会继续提高。在年度策略报告《大国博弈，科技领航——2026 年中国经济展望》里，我们详细分析了中美贸易层面的摩擦或将阶段性改善，原因包括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策略具有强威慑力、中美谈判进入“新模式”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短期失控风险不大。 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尽管由于“以价换量”策略而面临贸易摩擦上升的风险，但中国产品低价格以及目前没有其他经济体可以取代中国的生产，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会进一步深化。二战后日本和德国曾经都是出口大国，1986 年日本出口金额占全球比例达到了 9.9%，1990 年德国出口金额占全球比例达到了12.1%。在触及历史高点后，这两个经济体的出口份额持续回落。
我们详细分析了日本、德国的出口份额高位回落的原因。短期来看，导致日本、德国出口份额高位回落的几个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并不明显，或者说影响可控。因此，以日本和德国为鉴，我们也预计中国出口订单占全球比例将继续上升。 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确立“贸易立国”战略后，致力于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推动产业结构从由棉纺织品主导的轻工业，转向以钢铁主导的重工业。上世纪 70 年代，面对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日本产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的汽车、电子等领域转型升级。这个时期以省油、耐用著称的日本小型车迅速赢得国际市场。此外在1985 年《广场协议》签署前，日元兑美元汇率长期高于 200:1（即 1 美元可兑换的日元长期高于200日元），日元汇率低估也直接提升了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二战后德国则持续以高端制造与高质量产品为国际市场的竞争核心，它的出口结构里，高精度的资本品如精密机床、医疗设备、化工成套设备等占据主导地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特别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形成，为德国工业品提供了稳定且庞大的区域市场，德国出口份额持续上升。1990年两德统一带来的内部市场短期激增，更是将德国的出口份额推升到历史峰值。但是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份额触及历史峰值后，均持续回落。2024 年，日本出口金额占全球份额仅有2.9%，较高点降低了7.0个百分点；德国出口份额为 6.9%，较高点也下滑了5.2 个百分点。虽然和德国相比，日本出口份额下滑速度更快、幅度更大，但它们出口份额持续下滑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日本和德国的出口份额触顶后持续下滑，有以下三个共性原因。 一是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经济发展通常会带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这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原材料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它在倒逼产业加快升级的同时，也会加速中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迁移。实现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有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种方式，一般来说国际贸易多发生在产业转移初期，中后期则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企业在国外投资、建厂，使得原本计入本国的出口额变成国外子公司的销售额，导致本国的出口份额回落。 德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是德国企业为维持竞争力而主动开展“近岸外包”，利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高素质、低成本劳动力来优化生产布局。
而日本企业“出海”则是面对《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和“自愿出口限制”等贸易摩擦的不得已为之，这种被动的、大规模的外迁，与国内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形成了断层，最终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这也是为何日本出口份额在达到峰值后，比德国出口份额下滑更快和更久的原因之一。
二是原有竞争优势变成转型阻力。长期主导全球出口的国家，往往会形成一套成熟高效的产业范式，但在面临颠覆性技术变革时，原有模式有可能变成认知与制度上的转型阻力，也就是所谓的“成功者诅咒”。“加拉帕戈斯化”形容的就是，日本企业仅以本土需求为导向，一味追求技术细节优化，最终导致产品与国际需求脱轨的现象。比如日本功能手机深度绑定国内运营商封闭体系，开发红外线通信等特有功能，导致其产品无法兼容全球通用标准而惨遭淘汰。再比如日本车企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等技术上的早期领先，也导致其在全球汽车产业快速转向纯电路线时转型迟缓。
德国出口仰仗于“隐形冠军”企业集群，但这些企业长期依赖的、基于精密制造和深度专业化的传统优势，跟当前全球产业所需的数字化、低碳化转型及应对激烈成本竞争之间，出现了不匹配，导致竞争力被削弱，最终使得德国出口份额持续下降。
三是新兴经济体的挤压效应。在全球贸易中，后发优势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通常会缩小与先发优势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对先行者实现追赶甚至替代。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通常无法长期违背比较优势理论，仅靠规模优势很难持续垄断国际贸易的中低端制造市场。二战后日本就曾作为后发优势国家，挤占美国的出口份额。随着中国出口从低端组装，向中高端制造（如机械、电子、新能源）跨越，日本和德国的传统出口优势领域，也不断被中国挤占。在上述三个共性原因的基础上，日本出口份额下滑得德国更快，和两个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不同有关。 1985 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的年度均值，从 1985 年的 1:238.3，变为 1995 年的 94.2，10 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53 倍。日元强劲升值，直接削弱了日本的出口价格竞争力，迫使日企加速向海外转移产能。 德国出口份额受汇率波动的冲击，要小于日本。一方面是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相对较小，从年度数据看，1985 年到1990 年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了 82%，之后这两种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德国借助欧元这种区域性的统一货币，不仅消除了对欧洲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波动风险，而且由于欧元汇率是欧元区各国经济基本面的综合反映，对于德国这个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来说，这种结构性汇率低估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额外的价格竞争力。
通过对日本和德国出口份额见顶后持续回落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出口还会有很强竞争力，出口订单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首先，中国企业正在推动产能向海外转移，但和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的是，现在处于逆全球化过程中，因此中国产业链外迁的速度可能要慢一些。另外和当时因日元汇率快速升值倒逼的产业外迁不同，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主动布局，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跃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部分低端制造业已转移到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地区，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需要承认的是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2008 年以来，确实加速了这一进程，促使一些对关税敏感的行业，比如家具、建材及消费电子组装环节加快调整布局。但是面对外部压力，中国产业政策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塑造”。例如，中国电动汽车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构建从生产到销售的本地化产业链，这并非简单的产能外迁，而是整合区域资源、主导新兴市场供应链的主动布局。
其次，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与全产业链优势，加之政府对科技的极度重视，使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在短期内，对中国出口造成有实质性影响的挤压。 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关键引领者之一，产业升级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为重要方向，短期内也不存在“竞争优势化为转型阻力”的担忧。 比如跟德国出口高端资本品类似，中国凭借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领域所建立的领先优势，短期会继续支撑中国的出口份额。
最后，中国在汇率政策上的自主度明显高于日、德两国。尽管未来人民币大概率会进一步升值，但这种升值更多是由市场主导，且升值节奏预计会偏温和。关于汇率的讨论，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展开。中长期视角看，需要持续推动国内产业升级，警惕出现类似日本的“产业空心化”现象。通过突破半导体、高端装备、工业软件等先进制造领域的核心技术，避免被卡脖子。培育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来系统性填补价值链空缺，最终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跃迁。
（二）价格因素对中国出口的拖累趋弱
价格因素对中国出口的拖累会趋弱，原因是2022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口价格就持续下跌，目前已经处于低位。展望未来，预计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同比跌幅将收窄，低基数导致它短期内还有可能阶段性同比转正。
我们认为，中国出口的价格绝对水平进一步下降空间有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潜在的贸易摩擦风险，将制约出口价格下行。低价出口会增加贸易摩擦的风险，根据Global Trade Alert 的统计，2022年即海外步入后疫情时代开始，中国受到的贸易干预影响次数就开始上升。一些国家可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或者要求中国企业提交价格承诺等，中国出口价格或难以进一步大幅下降。 这里我们以载人电动汽车为例。2023 年开始，中国对欧盟出口汽车的价格下降，2023 年中国出口载人电动车的平均价格为2.36 万美元/辆，2024年、2025 年分别下降至 2.09 万美元、1.82 万美元。
2024 年 10 月，欧盟决定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最终反补贴税，比亚迪、吉利、上汽分别被征收 17.0%、18.8%和35.3%的反补贴税，小鹏、蔚来等合作企业被征收 20.7%的反补贴税，所有其他不合作的公司将被征收 35.3%的反补贴税。 经过 2 年左右的磋商，2026 年 1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提交价格承诺申请的指导文件》，中国纯电动汽车企业可依据指导文件内容提交价格承诺申请。最低进口价格（MIP）的确定路径有两种，基于反补贴调查期内的 CIF 价格加反补贴税，或参考欧盟境内非补贴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含销售、管理及行政费用及合理利润）。通过价格承诺，车企的销售价格将高于原先价格，但低于加征反补贴税后的价格。从月度数据可以看到，指导文件落地后，欧盟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单价，扭转了此前持续下跌的趋势，保持平稳。
当然，中国向欧盟出口载人电动汽车只是一个案例，但不排除未来会有其他国家效仿欧盟，对我国出口价格较低的一些品类采取类似手段，最终导致中国相关商品的出口价格难以继续下行甚至小幅上涨。
第二，中国优化出口退税政策。 从国内政策的角度看，政府也不鼓励企业低价无序竞争，甚至“内卷外化”。政府能够调节出口价格的较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就是调整甚至取消出口退税政策，这有助于实现稳定财政收入、引导产业升级、主动管理贸易摩擦等多重目标。 2022-2024 年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占出口金额比重分别为6.88%、7.20%、7.58%，2025 年前 11 个月占比回落到 7.05%。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