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日本，产业迎来快速转型。其中上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日本是经济高速 成长的时期。50 年代日本重建的工业体系支撑了后续 20 年工业化的推进，告别战争，日 本经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Ⅱ：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出口导向型经济助力快速崛起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长达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推动 1961-1970 年的经济发展。按照计划要求，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倍增长，即年均 增长率应达到 7.2%，而最终目的则是提高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民经济发展与居 民生活进步的协同并举。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在此计划实施期间，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均实 现了计划制定的目标，可以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彼时日本经济的黄金年代。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刺激下，日本实现了落后产能去化的目标。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经历了从快速发展到调整、再到稳定的不同阶段。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是城市化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1955-1975 年间，日本制造业和工业增加值均以 10%以上的年复合增速实现快速发展， 同时明显高于这二十年时间里实际GDP 增速（7%左右）。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偏紧，工资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工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体现到人均收入的提升，刺激内需的同时，也促进了消费产业的发展。
阶段Ⅲ：“里根经济学”与日本“外向型经济”
进入 70 年代，日本经济迎来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宏观经济增速下移。70 年代初和中后期的两次国际性质的石油危机使得全球主要国家通胀水平快速上行，同时日本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首次 GDP 负增长，长期宏观经济增速中枢从 6%下滑至 2%左右。
彼时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的 CPI 分别在 1974 年和 1980 年先后冲高，其中日 本 CPI 同比增速更是在 1974 年同比突破 20%。受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影响，居民消费支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拖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快速下滑。
70 年代初期，为了应对石油价格快速上行带来的通胀压力，日本政府采取紧缩的货 币政策。1977 年美联储通过法案并提出保持货币和信贷总量的长期增长，使其与增加的经济长期潜力相称。这与后疫情时代中国央行在 2021 年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基 本一致。
另一方面，国际能源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此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造成了较大的成本压力，70 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逐渐开始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产业重心由 资本和能源密集型产业转向能耗较少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半导体、科技电子、计算机等高 新技术产业在彼时的美、日均迎来蓬勃发展。日本汽车等制造业在 70 年代中期把握红利，通过生产小型节能型汽车快速抢占全球市场份额，在 1979 年前后便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
从结果来看，“出口导向型”政策在上世纪 70-80 年代的日本取得重大成功，外贸规模持续增长，1985 年日本全年出口金额达到 41.95 万亿日元，创造了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出口占比也从 1960 年的 10.7%提升 3.7pcts 至 14.4%，贸易顺差则在 70 年代中后期不断扩大并始终维持在 10 万亿日元左右。
构成日本在彼时经济腾飞和产业转型的背后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在 60 年代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清除了部分过剩产能的同时也加快了本国工业化进程。人口红利迎来拐点，产业政策不断出台，资本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完全让位于技术密集型新兴们。逐渐形成从以纺织服装、 钢铁、石油石化等为主的传统制造业转向以精密仪器、通用机械、电子计算机等为主的新型制造业出口。
另一方面，日本在 80 年代中期前与美国形成的贸易盟友关系也促进了日本高端制造 全球贸易份额的飙升。尽管此后一段时间日本同样面临全球性的“滞胀”危机，但低廉的成本优势和较大的出口份额使得日本在 1975 年-1980年期间 GDP 复合增速仍显著高于西方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
“里根经济学”所推行的“双赤字”方案被当时的全球经济发展视为具有开拓性质的尝试，在放松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和干预的同时，通过刺激供给、自由竞争使得美国经济复苏。具体包括：（1）减税，将个人所得税率每年降低 10%；（2）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3）控制货币供应量则更年长速度，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4）放宽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这样的政策框架直接导致日本作为彼时美国最大的供给国，其出口占比进一步抬升。
1985 年初，日本出口商品和服务中有接近 40%的出口向美国，达到阶段性历史高位， 同时出口额中发达经济体占比达到 55%。而这其中有接近 97%的商品出口来自于工业制成品。日本 GDP 自 70 年代起占美国 GDP 比重持续上行，其中在 90 年代前后甚至一度达到了 67%，出口的高景气为美国在 70-90 年代针对日本进行一系列贸易打击埋下了伏笔。
阶段Ⅳ：贸易战加剧，“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
80 年代初期，日本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与德国制造并驾齐驱，反观美国出口货物在全球的份额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霸主地位遭到了挑战。
美国对于日本先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 40 年时间里进行贸易制裁，其中包括纺织 品、钢铁、汽车、半导体、家电以及电信等多个行业。但行业间的贸易制裁并未对日本制造业出口份额有过大的打击，在此期间仍保持稳定的对外贸易。到了 80 年代，美国的对外贸易差额快速扩大，且由于日本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对象国，经济的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对于美国的威胁最大。
广场协议签订，美日间摩擦由贸易战转向汇率战。进入到 80 年代中期，美国依托其政治地位，对日本进行超出贸易层面的打击。美国将贸易制裁手段升级，从贸易战转向汇率战，逼迫日元快速升值， 以此对日本制造业进行打击。
从汇率的角度来看，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非但 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同时贸易顺差的扩大使得日元继续升值，为了抵制汇率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日本迅速进行制造产能转移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应对货币升值的影响，日本央行推出货币宽松政策，较低的利率环境对冲了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因此彼时日本的通胀水平相对较低，但零利率政策为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注入了较多的资金，在这段时间内日经 225 指数累计上涨超过 10 倍，大幅跑赢同时期的美股。
分析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从辩证的角度看待，首先战后日本通过推动一系列国民收入刺激计划实现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经济高速发展，助力彼时日本逐渐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出口大国，其次在面临 70 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对于成本的压制，日本实现了制造业内部从低技术附加值向高技术附加值的升级换代，以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日本快速发展，诞生了一大批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优秀制造业企业。
当前中国同样正经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工业化进程趋于成熟，长期宏观经济增速下移的大环境下，尽管内部和外部环境较为相似，但中国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坚实的制造业发展、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以及更加强劲的本土需求， 使得中国很难出现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相似的情况。
宏观：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城镇化率仍有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GDP 近年来已超过美国 GDP 的 65%，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日本 GDP 占美国 GDP 的 65%以上。尽管中国目前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当前的人均 GDP 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2019 年中国人均 GDP仅为同时期美国人均 GDP 的 14.8%。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质量发展，人均 GDP 较发达国家有明显的提升空间。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加剧的中国，长期 GDP 增速中枢下移已成不争的事实。 从劳动力人口占比和老龄化程度来看，当前中国的发展水平均与 80-90 年代的日本相近，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11 年出现拐点后，劳动力人口占比逐渐下滑，同时劳动力薪酬的提升也为新型制造业转型奠定了基础。
长期 GDP 增速中枢下移的环境下，依靠投资端和消费端对于 GDP 的拉动也在逐渐 趋于缓和，与 80 年代的日本较为相似。从总量角度来看，日本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内需不足和汇率大幅波动对于出口型制造业造成的压制是 90 年代后日本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进一步放缓的主要原因。
尽管当前的中国同样面临劳动力人口占比逐渐下滑的压力，但从绝对量上仍明显高于日本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峰值（69%）。此外，近年来国内鼓励生育相关政策不断加码，也将有助于保持劳动力人口占比的稳定。 进一步来看，中国内需市场依旧充满潜力，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区位优势明显，终端需求呈现出更加多元化。
除了宏观和人口，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制造业转型升级远未结束，城镇化率仍有一定的 提升空间。与转型时期的日本不同，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显著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 60%，而 1975 年日本的城市化率便已达到 76%。
经济发展模式：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过程，中国话语权更强
从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看，发展初期的中国和日本均采取以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近年来跃居全球货物出口份额位居第一，本土制造加速发展。2008 年金融危机后，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本国制造业产能难以支撑流动性宽松下的强劲需求，便加大对于制造端的进口，而此时中国顺势而为，“四万亿”刺激政策下推动国内产能扩张，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货物出口占比在 2009 年便跃居世界首位，截至 2020 年，中国货物全球出口占比达到 14.7%，而巅峰时的日本在 80-90 年代时也仅有 9.3%（1993 年）。
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供给端对于资源的依附程度，还是从生产端的本 土产能供给，日本在 70-90 年代都始终无法摆脱对外的经济依附度。彼时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盟友关系使得日本出口美国货物产值占日本总体出口的 35%以上， 反观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在此前一直奉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对主要发达经济的贸易依存度不高，2021 年前 5 个月累计对美国、日本、欧盟的出口金额占比仅为 16.7%、15.4%、5.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高。上世纪 80 年代起的日本，由于本国资源匮乏，尽管着力 于经济转型，但直接对外投资依然是主要的对外政策。从 FDI 流量来看，1983-1990 年， 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复合增速达到 52.6%，总量上 1990 年当年对美直接投资接近 300 亿美元。反观中国坐拥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消费市场，近年来对美直接投资金额大幅下滑，2019 年全年仅 38 亿美元。 从供给双方而言，我国均具备比 80 年代日本更加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发展国内循环的基础要素。
外部环境：贸易摩擦加剧，内循环势在必行
当前中国同样面临贸易层面上较为激烈的竞争环境，尤其是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 擦不断加剧，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近年来亦有所扩大。疫情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但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差额却并没有明显拉大，疫情之下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先后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未带来明显的全球化工业、制造业产能扩张。
美国率先宣布对中国开征关税，对来自中国价值 500 亿美元包含重大工业技术的产品执行征收 25%关税的措施，进一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20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对 2000 亿清单的商品加征关税提高到 25%。
从商品种类数量的行业分布来说，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的清单主要集中在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行业，并且有意避开了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大的行业。因此也可以看出美方打击中国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发展的意图明确。
当美国霸权地位再次被动摇后，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至其他领域。对比当前的中美关系， 短期摩擦不断，长期竞争加剧已然成为主旋律，目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不高，直接投资金额较少，同时近年来中国逐渐实现对美国部分领域的弯道超车， 但科技层面的发展仍相对落后，针对部分“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能力成为中国未来对美话语权提升的主要驱动力。
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下资产泡沫化程度较低
“广场协议”后，日本采取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合理的政策使得日元在随后几年 时间里飞速升值，给本土制造业出海业务造成明显压力。尽管在此后几年日本出口份额不降反升，但前期释放的流动性涌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业，造成了资产的严重泡沫化，以至于在日本央行释放收缩货币政策后泡沫快速破裂，并最终导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当前中国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防止经济脱实相向虚。近期美元指数相对地位运行，而如此同时中美贸易谈判负责人首次通话所释放的良好信号、中国经济稳步复苏的经济基本面等均支撑了人民币在现阶段维持较强的水平。
弱美元周期下，2021 年 5 月 31 日，为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央行决定自 6 月 15 日起上调金融机会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这是自 2007 年以来央行首次调整该政策利率。当前央行的政策操作更多是希望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以及缓解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过高预期，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
央行近年来货币政策整体以稳为主，并不会过度释放宏观流动性，也就导致了整体人民币汇率避免了单边升值的风险，因而汇率问题对本土制造企业的出海业务不会造成过多冲击。
当前中国处于的宏观经济、人口、城镇化发展、对外贸易等环境 均与上世纪 70-90 年代的日本相似，但不同的地方使得中国有能力在逐渐加剧竞争的中美 关系里拥有较强的话语权。（1）相较彼时日本，当前中国人均 GDP 明显偏低，国民收入提升空间较大，国内需求端有望持续向好；（2）城镇化率较 80 年代的日本仍有 10 个百分 点的差距，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处于上行阶段，工业化进程稳定，制造业转型升级延续；（3） 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下滑，其中对美的出口占比相对较低；（4）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 再到放开三胎，人口红利消失风险相对可控；（5）应对美国可能的本币贬值战略，人民币 升值压力相对可控，货币政策稳健。
复盘上世纪 70-90 年代日本工业化加速，产业转型下部分板块龙头公司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对比当前中国制造业 CPAEX 周期下的转型升级，带动长期盈利中枢上移，部分子板块穿越周期，依托工程师红利，在未来数十年时间里盈利能力改善，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龙头。长期来看，城镇化提升下的内需增长仍是推动本土企业扩大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但加大研发投入和规模化优势则是公司能否屹立不倒的根本 因素。
疫情之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前期对疫情的管控不力，导致本国制造企业面临长期间的停工停产，而中国制造企业在国内优秀的疫情防控下领先全球复苏，全球出口份额稳步提升，产业链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同时在此轮全球通胀上行的过程中，中游制造企业的毛利率并未受到明显压制，在国内下游需求旺盛，全球经济复苏、基建加速的背景下， 中国优秀的制造业企业有望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型的洪流中把握内需+外需的两条主线， 不断提高其全球竞争优势。
外需：后疫情时代，中国优秀制造业加速出口替代
2021 年以来，全球疫苗接种进程的加快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后疫情时代，海外供需缺口下 半年料将持续，在地产和基建投资端的拉动下，主要经济体 PMI 自 2020Q4 持续上行，但 反观美国整体失业率指标仍略低于市场预期，海外发达国家供给端仍面临一定压力，有望持续带动中国制造的出口业务。2021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有望同比增长 9%，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
上一轮全球化的订单转移下，以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逐渐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而以计算机、电子、高端机械设备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链则主要集中 在发达国家，中国近年来产业转型初见成效，技术优势积累下高端制造业全球份额稳步抬升。全球行业价值链分为四大生产类和两大服务类。其中生产类包括：（1）全球创新，主要包括汽车、计算机、电子以及机械 等整体知识密集度和贸易强度均较高； （2）劳动密集型，主要包括医疗保健、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等贸易强度较大同时劳动密集度较高；（3）商品密集型，主要包括农业、金属、采矿业、能源等年产值较高，但对于自然资源较为依赖的产业；（4）区域生产型，主要包括橡胶塑料、 水泥玻璃、食品饮料等生产分散在世界各地，同时全球各国均参与其中。
进一步来看，过去数十年时间里，随着新技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全球价值链技术密 度不断增强，低技能劳动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其中制药和医疗设备、机械和设备以及计算和电子三个产业的资产资本化支出占总营收的比重分别达到 80.0%、36.4%和 25.4%。在科技技术不断迭代的当今，具备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企业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新技术赋能，中国企业近年来研发支出占比稳中有升，其中软件与服务、半导体、纺织服装、汽车与零部件、技术硬件与设备等长期成长性的制造板块的研发支出占比已达到或超过全球整体水平。展望未来，当前中国企业全球创新价值链上的部分环节已 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随着资本开支和研发投入的持续深入，有望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地位。
除了研发技术的不断投入外，“工程师红利”同样助推中国优质企业依托成本优势加 速海外业务拓张。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由于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订单转移的主要目的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本土优质的制造业龙头也开始将产能逐渐转向印度、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但传统制造业的出口份额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当前“工程师红利”的护城河优势依然十分稳固，尽管近年来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较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地明显走阔，但相较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仍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相对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速度，中国单位劳动力产值增速十分显著，其中在基本金属、金属制品、纺织、 电气设备等板块的单位劳动力产值已明显可以比肩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为了分析当前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采用与国际贸易有关各方共同使用的商品分类编码体系，计算 2020 年各章节出口份额 CR3 占比以及 2016-2020 年出口产值的复合增速。据此将全球主要贸易品类分为三大类别：
完全垄断的成熟产业：这类产业主要体现为 CR3 占比较高（大于 50%），同时过 去五年全球出口产值复合增速大于 2%。
充分竞争的朝阳产业：这类产业主要体现为 CR3 占比低于 50%，但近年来集聚 效应明显，同时出口产值近年来维持高速增长。
转型基本完成的竞争产业：这类产业竞争格局基本尘埃落定，同时近年来出口产值增速不高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负增长，产业中的出口国份额提升空间有限。
从中国制造的角度来看，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业务，全球主要出口品类竞争优势明显提升。中国在电气设备、机械设备这两大全球创新价值链中更是以 25.5%和 21.2%的出口份额傲视群雄，产业竞争优势显著。
横向来看，中国在全部 4890 个细分品类中的 1789 个出口份额占比位居全球第一， 贡献了中国出口产值的近 90%，美国出口份额排名第一的品类仅有 472 个，占全部美国出口产值的 10%，截至 2020 年，中国在产值较大的主要出口品类中份额均保持全球第一，在部分细分品类中的出口占比与美国进一步拉大。结合当前全球各品类的进出口贸易现状和中国的优势产业，未来数年时间里全球进出口贸易格局仍将进一步完善，从两条主线判断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中的未来发展方向：
（1）对于充分竞争的朝阳产业，自 2016 年以来中国在集成电路（18% vs 10%）、 半导体设备（9% vs 2%）、面板（7% vs 2%）、储能器、电气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的出口产值复合增速均明显高于全球其他经济体，未来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在传统制造端， 中国近年来在家电、自动化设备、汽车与零部件等品类的全球出口份额持续提升，高增长的趋势下竞争优势料将持续强化。
（2）对于中国本身竞争优势较大的成熟产业， 近年来出口仍保持稳定增长，并未出现明显的下滑和订单外流。
内需：“十四五”开局之年，国民经济建设聚焦“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来，与二战后的日本类似，在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战略和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方式的推动下，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始终处于较高水平。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结构迎来快速转型，在城镇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工业化逐渐趋于成熟的同时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刺激内需，我国逐渐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以“内需+外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对外贸易依存度在过去 10 年时间里累计下滑近 10 个百分点。
我国人均 GDP 和城镇化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1 年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在“大循环”的新格局下，国民经济建设将在扩大内需、产业链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等方面展开。而“十四五”期间预计也将有更多相关政策出台，在“锻长板”与“补短 板”的产业升级框架下为我国战略性产业的优化升级保驾护航。资本市场的主观能动性有望获得进一步的施展空间，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将随着未来主板注册制的推出获得更大的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效果以及民用化的加快也将是产业升级的推动器。
供给端：产业链升级注重“锻长补短”与科技自强。补短板：从“国产替代”到“产 业安全”，产业优化升级进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做到核心技术的 安全、自主、可靠。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美博弈成为长期态势的背景下，在关键技术领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安全自主；在产业链分工层面，循序渐进地逐步完善 “国产替代”链条也将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不受制于人的前提下，获取产业链利润分配的有利位置。重点短板产业预计将在“十四五” 期间获得支持，包括研发投入、财税补偿等方面。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大幅增加研发支出，并向重点支持产业倾斜。财税方面，有望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扩大“首台套”保费补贴目录。 金融层面，预计政府产业基金也将加大对重点产业环节的投资力度，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作用，推动商业银行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比例。在新技术领域，中国在 5G、 新能源以及卫星导航系统等方面近年取得的“超越式”发展也有望帮助我们在整体上增 强核心竞争力。
需求端：国民储蓄率有望进一步下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料将从根本刺激消费性支 出占比。尽管中国目前 GDP 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 65%以上， 但人均 GDP 仅是同时期美国的 15%不到。因此居民收入的提升是刺激内需的根本，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我国目前居民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近年来略有下滑。
多地碳中和、碳达峰政策陆续出台，光伏新能源设备内需强劲。“十四五规划”中， 除了聚焦科技的自主创新外，碳中和、碳达峰进程同样被列入规划和 2035 年的发展愿景规划之中。当然碳中和的路径发展必然需要依托科技进步和创新。
从碳中和目标的实施阶段来看中国需要统筹规划，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布局，逐步引导投资转向零碳和负碳领域，在接下来的各个五年规划中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并配以相应的减排政策支持。
2021 年以来，全国多地地方政府先后出台支出碳中和、碳达峰的政策方针，光伏、 光+储能、水风光、光热等新能源被多个省份列入“十四五”规划。
在政策的支持下，光伏装机国内外需求维持稳定。“十四五”开局之年，五大发电集团规划的新能源装机目标超过 350GW，根据国家能源局和市场预测，预计 2021 年国内新 增装机 60GW，海外 160GW，进一步推动光伏产业链景气度持续向上。
穿越周期，日股 50 年“十倍股”的特点
从股市的表现来看，二战后的日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1960-1973 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助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而这其中大力发展 重工业成为彼时的主旋律。从行业的表现来看，1968 至 1973 年石油危机前，采矿业、航 运、石油石化、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工业明显跑赢 TOPIX 指数。
（2）稳定增长和泡沫化阶段（1974-1990 年），两次石油危机使得重工业面临严重的 成本压力，日本产业转向高端制造业，在此阶段消费、科技和带有消费属性的高端制造表现较好，信息与通信、精密仪器、家电、消费者服务以及食品饮料等板块普遍跑赢市场。
（3）泡沫破裂后，日本进入修复阶段（1991 年至今），其中在估值几乎没有变化的背景下，此轮市场的股价表现主要由盈利驱动，从 1990 年底至今，TOPIX 和日经 225 指 数 30 年仅上涨 14.2%和 39.1%，石油石化、钢铁、采矿、有色金属等传统工业股价至今仍未回到 1990 年泡沫破裂前水平，反观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机械、运输设备、家电、精 密仪器当前股价已超过上世纪 90 年代水平，消费端食品饮料、消费者服务同样在盈利的 支撑下表现较好。
纵观 50 年来日本股市的变迁，尽管经历了不同产业和周期的更替，但具有长期稳定盈利能力的科技、消费、高端制造等依旧能够穿越周期，股价稳定上涨。其中过去 50 年 日股年化收益率最高的板块分别是精密仪器（+8.8%）、信息与通信（+7.5%）、家电（+6.8%） 以及运输设备（+6.7%）。
从个股的角度来看，我们以日经 225 成份股作为样本，在过去 50 年时间里，共有 49 只股票实现股价的 10 倍涨幅。其中年化收益率最高的个股集中在工业、材料两个板块。由于日本较多企业多为综合性工业，因此根据其主营业务对其进行二次分类， 选择上述 50 只个股中具有较强代表性的龙头企业。
对于这些公司而言，稳定的营收增速和盈利能力是其能够穿越周期，保持 较高回报率的关键因素，可以明显看到毛利率、ROE、 ROIC 均处于稳定上升的过程。
国产替代下的半导体板块
当前中国电子行业全球竞争力不足彼时的日本，龙头企业全球市占率较低，但增长空间较大。2019 年前十大公司集中在欧美、韩国和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本土制造龙头华为、中芯国际等与国际龙头仍有较大差距。
与日本过于依赖出口不同，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占比出现小幅回落，本土需求旺盛成为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动能。中国电子制造业自金融危机后，电子制造业整体出 口金额复合增速明显低于总产值增速。
工程机械：国内工业机器人行业有望迎来黄金时期
在经历了工业化成熟后期的产业转型，日本的工程机械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就工业机器人而言，目前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国和消费国。
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自 21 世纪初起步以来先后经历起步初期、高速发展和景气度回落三个阶段。2019 年全球新安装机 器人销量仍维持较高水平，全年发货量达到 37.3 万台，在智能生产的自动化改造的不断推动下，全球工业均迎来自动化替代的黄金时期，其中 2014-2019 年全球机器人装机量增长约 85%。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就跃居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首位，2017、2018 年安装量 均占到全球 38%的体量。
复盘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工业机器人的繁荣阶段，我们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在未 来几年同样有望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内需的拉动料将成为主要增长动力。从宏 观的角度来看，构成上世纪日本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迎来拐点、国民收入大幅增长后劳动力成本抬升。对比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制造业薪酬上升、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在下游需求增长的刺激下快速步入成熟稳定阶段，保持平稳增长。
当前中国制造业机器人使用密度较低，仅为 187 台/万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制造业 产值位居全球首位，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有望带动本土制造企业未 来业绩增长稳定且强劲。政策管控下，低端低质低价的产能逐渐得以出清，行业正朝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部分龙头企业受益于制造业智能升级，有望实现国产替代。近年来随着行业快速发展，诞生了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从本轮 CAPEX 周期挖掘中国成长制造的优质资产
CAPEX 周期较盈利周期有明显的相关性，往往企业稳定的盈利能力带动 CAPEX 提速，进而反哺企业的营收和盈利能力上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2020 年资本开支增速达到 8.3%，疫情之下中国企业的产能扩张脚步加快，由于中国率先于 2020 年下半年复苏，基建投资下上市公司下半年 CAPEX 支出明显提速，预计将在未来 3-5 年时 间里反映在上市公司的盈利层面。
CAPEX 反映了行业中长期的景气度变化，盈利能力的改善和资本投入的转换则是上 市公司持续扩张的基础。忽略 2020 年疫情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严重冲击，自 2015 年以来中国资产整体 ROE 和 ROIC 均处于波动上升阶段，后疫情时代，企业盈利能力料将进一 步改善。
行业景气度向上，板块具有较强的成长性。CAPEX 周期下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撑。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 CAPEX 支出明显加大。在 CAPEX 支撑下行业景气度上行，细分赛道龙头公司盈利成长性得到进一步验证。
行业规模快速提升，企业盈利能力逐渐改善。疫情加速了中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出清， 细分赛道龙头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在营收规模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改善。
结合对于中国制造的内需和外需景气度分析，考虑到不同细分赛道的资本开支、净利润、营业收入、毛利率、ROE、ROIC 等代表企业长期成长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建议从两条路线进行配置：
（1） 全球出口份额持续提升，竞争优势明显且景气度向上，具备长期成长能力的电子元器件、消费电子、动力电池、化工新材料、纺织服装、小家电等；
（2） 有望突破海外发达国家技术限制实现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的高端制造，包括 光伏新能源产业链的光伏设备、锂电设备，半导体产业链的封测、设备以及 医药产业中的医疗器械等；
（3） “十四五”框架下，围绕五大安全进行配置，看好高端军备制造中的优质龙头公司订单充裕， 盈利能力稳中有升，长期成长价值凸显。
在充分考虑估值与成长能力的匹配程度的背景下，基于提到的三条配置主线，我们结 合未来成长性、盈利能力等指标进行量化选股，看好中国“智造”的长期成长能力。
中美摩擦激化；国内信用环境恶化；新兴市场风险失控，出现大幅资金流出。
报告链接：海外中资股专题研究报告：挖掘穿越周期的“中国智造”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