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起至今，中国展现了一个后发国家通过技术追赶，实现收入跃升的成功案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于2025年前后步入高收入国家1 行列。
回顾1978年—2018年，40年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达到了9.5%。然而，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所依赖的要素红利（即资本与劳动力）正不断减弱。
从资本角度分析，衡量单位增长所需投资的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IncrementalCapital Output Ratio）从1993年的2.4升高至2019年的7.2，意味着GDP增长每提高1%，投资占GDP比重需提高7.2%。对标高收入国家近五年的平均数据，预计中国到2035年的ICOR将达到10左右，资本的投资效率下降已成为必然趋势。
从劳动力角度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的劳动力人口2 将呈长期下降趋势。根据联合国中等生育假设3 ，至206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下降1.03亿，劳动力人口下降可达2.6亿人。
在资本与劳动力难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创新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通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4（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作为衡量创新对宏观经济增长贡献的指标，可以发现，2019年中国的TFP仅为美国的44%，亦仅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60%。中国的创新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需求，并提出了明确的创新国家建设愿景。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纲要》，目标在2030年研发投入占GDP总量比例达到2.8%，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并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中国正在从要素与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增长的新阶段，未来可期。
2.1 主体：有为政府，共建生态
过去四十年，中国创新体系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五个阶段：科技活动恢复期、科研体制改革期、科研体系调整期、创新体系建设期、创新驱动发展期。
第一阶段（1978—1985）科技活动恢复期。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启动改革开放，中国科技和教育活动全面恢复，并大幅增加科技投入。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第二阶段（1986—1994）科研体制改革期。此时，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与经济活动各自接受政府指令完成任务，彼此割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重点聚焦基础科学技术研究投入，改革科研体制“简政放权”和建立科技计划体系等方式保障基础研究力量；另一方面，鼓励科研机构和人员走向社会和市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此期间，中国开始探索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著名的中关村科技园就诞生于这一阶段，日后世界知名的联想、中兴等科技企业也相继成立。
第三阶段（1995—2001）科研体系调整期。在前两个阶段，中国创新体系呈现出单一关注科学技术的特点。1995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将创新从之前点状关注科研体制改革，转向全面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参与到技术创新中，日后中国互联网领域著名的“BAT三巨头”先后于1998、1999和2000年成立。
第四阶段（2001—2011）创新体系建设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市场成为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正式参与到全球竞争当中。面对国际竞争压力，中国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引进，根据WTO的要求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与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启动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决定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并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作为战略落地的核心。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第一次提出“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标志着政府逐渐走向幕后，专注于创新战略蓝图绘制与生态建立。
第五阶段（2012年至今）创新驱动发展期。从2012年开始，中国GDP结束了长达3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放缓迫使中国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的专项投入，力求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中国政府已正式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梳理中国创新体系的发展脉络，可以总结出三大特点：
始终和国家战略、产业升级紧密相连。回顾过去40年中国科技创新体系改革的关键举措，其创新战略、政策法规和机构改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主题和特色，并具有清晰的升级脉络和延续性。
从单一关注技术向创新生态转变。中国的创新体系早期仅聚焦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与配套机制设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中国融入国际市场，企业等创新主体逐步进入创新体系。
政府逐渐从主导向使能角色转换。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政府不仅参与创新活动的统筹协调，甚至参与创新的实施。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府不断授权给以企业为代表的创新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创新方向。
2.2 落地：央地联动，打造集群
中国通过集群式创新的方式来推动创新生态在区域落地。集群式创新是指区域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按产业或技术进行集群，实现创新的虹吸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集群式创新有助于分担创业成本，帮助创新冷启动；有助于促进交流形成网络，加速技术扩散；有助于互补合作，减少市场竞争的外部性。与主要发达国家的集群式创新相比，中国的集群式创新具有三大特殊之处：
区域间禀赋差异巨大：对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区域，其创新的着眼点也不同。经济落后地区主要聚焦商业模式、农业创新等，经济发达地区负责承载高精尖技术创新和国家战略布局。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保障协同顺畅：在管控模式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垂直管理，可保证战略规划切实传导到地方落实；同时，中央政府统筹角色突出，可以集中配置资源，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协同创新阻力大大降低。在资金投入上，中央政府重点关注市场没有足够意愿/能力投入的领域（如基础研究、科学探索、长周期研发、公共科研基建等），保障长期持续投入，为国家创新战略服务。（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地方间竞争与合作并存：一方面，地方间积极踊跃竞争“国家级”资源，生态活力好；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引导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转移创新成果，实现创新资源共享。
地方政府是实现集群式创新落地的重要推手，纵观各地，有三种典型模式实现创新虹吸。
“拉动式”创新：这一模式主要依赖市场需求作为创新的动力。早期先通过布局加工贸易等产业链下游环节完成原始资金积累；而后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或反向工程等模仿式创新开始，积累技术和产业链能力；最终逐步实现自主创新。深圳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案例，20世纪80年代起，深圳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创新要素的小渔村，到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中心，期间孕育了以华为、腾讯、大疆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创新企业。
“推拉结合式”创新：这一模式通过政府和市场交替驱动创新。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战略、政策引导等方式，自上而下夯实科研基础设施与成果转化，同时向中央政府争取更高层级科研中心定位、资金与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用“市场换技术”，基于自身定位与区位优势，引进知名创新企业，推动产业升级。合肥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案例。政府充分利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最顶尖理工科大学之一）和多个国家实验室的资源，向中央政府争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定位。同时，由于合肥在区位上邻近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可以承接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等产业转移，以科大讯飞和蔚来汽车为代表的创新企业均将总部设在合肥。
“推动式”创新：这一模式主要通过政府主导创新。政府掌握大学与科研机构资源，产出大量创新成果，而后将成果商业化，并吸引外部资本与人才聚集。北京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案例。北京兼具中国政治中心和科教中心的定位，建立了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集群，40年来孵化出联想、方正、百度、小米、京东、旷视科技等科技巨头。
2.3 资源：国企占优，混搭共生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创新体系具有“混搭共生”的特点。国企因其主要承担前沿战略性、需长周期投入的技术创新，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上仍居主导地位。民企中存在大量应用/模式创新及关键零部件领域的隐形冠军，三资企业5 从事海外技术引进、吸收、消化和适应本土市场的改进式创新，二者因其在创新生态中的不同分工，在资金与技术获取上各具特色。
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快速崛起。在202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World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Global InnovationIndex）中，中国排名第14位，与2015年相比大幅上升了15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大部分创新维度上，中国均接近甚至超越OECD国家平均水平，并且在基础教育培训、市场规模、专利与商标产出和创意产品出口等方面领先全球。
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水平，既要考虑其对于创新的要素投入程度，也要考虑创新活动的实际产出效果。
3.1 创新投入
研发支出是衡量国家创新投入程度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的研发支出是指系统性创新工作的经常支出和资本支出（国家和私人），其目的在于提升知识水平，包括人文、文化、社会知识，并将知识用于新的应用。
通过分析研发支出数据，我们发现中国的创新投入具有五大特点：
（1）研发投入逐年增加
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7%，上升到2020年的2.4%，已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5%）。中国计划到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升至2.8%，未来与科技强国（如美国、德国、日本、以色列等）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
研发投入增加并非后发追赶国家的共性。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过去20年的研发投入数据为例，我们观察到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在过去每个收入水平下都领先其余国家，巴西与俄罗斯历史上人均国民收入均高于中国，但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1%左右，目前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反观韩国、日本等东亚中高收入国家，其研发强度显著高于同期的拉美国家和印度，重视研发投入或是帮助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
研发投入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东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愿意牺牲短期利益以获取未来发展，牺牲个人利益以获取国家利益，这一理念在确保研发投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企业为研发投入主要来源，但不应忽视政府的作用
研发资金的来源有三种：企业、政府、其他（包括高校与私人非盈利机构、外国投资）。中国的研发投入来源分布与日本和韩国类似，企业投入占比超过75%，高于美国及欧盟。而政府投入占比为20%，低于美国和欧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据不应被解读为政府在创新投入中的作用较弱，原因在于企业投入包含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
（3）企业主导创新活动，高校研发经费占比低
研发资金的使用者与投资方往往不是同一个机构。研发资金有四类执行主体：政府、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和私人非营利机构。
中国推动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努力有目共睹。2013—2019年，中国所有研发活动中，有77.1%是由企业进行的，高于美国（72.3％）和OECD的平均水平（69.9％）。
中国政府使用的研发经费占总支出的比例为15.7％，高于美国（10.5％）和欧盟（12.1％）等发达经济体。在政府主导下使用的研发经费促进了举世瞩目的技术进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中国国家航天局在空间站技术、登月、火星探测等领域取得的技术进展。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研发经费占比仅为7.2%，低于美国（12.9%）、日本（12.3%）、欧盟（22.3%）和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17.4%）。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其下属研究机构而非高校当中，这是造成中国高校研发费用占比偏低的原因之一。2019年，仅有23.1%的政府科研经费流向了高等教育机构，56.9%流入了政府下属研究机构。
（4）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与发达国家差距大
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向活动类别，呈现出显著的后发国家特征。研发投入约80%集中在
试验开发领域，远超其他经济体。这一策略有效促进了工程制造相关行业的发展，帮助企
业迅速生产出适应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研发投入对于发展新的科学思想和尖端技术至关重要。中国近20年的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仅为5%，应用研究占比为16%，低于美国（17%，20%）、日本（12%，21%）、法国（24%，36%）和韩国（15%，22%）等发达国家。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科技部正在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达到8%。即使如此，这一比例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5）工业化追赶与数字化弯道超车并存
从行业研发投入角度来看，中国呈现出工业化和数字化叠加并存的特点。一方面，建材行业在过去五年一直位居前五大研发投入行业，反映出中国仍在大力推动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研发资金也在进一步向计算机、通信、电子电气等新兴行业聚集。2013年，油气与工业工程位列前五大研发投入行业，到2019年时，已经被软件、计算机与电子电器设备行业所取代。
通过与美国前五大研发投入行业对比，可以发现，2013—2019年，美国前五大研发行业（软件与计算机服务、医药与生物科技、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及零部件、医疗设备与服务）没有发生变化，均为高科技重研发行业；中国研发投入前五大行业仍处于变化之中，工业化追赶仍在继续，但已进入下半场，而数字化方兴未艾，与工业化同步进行。
观察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研发投入前十大企业，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中国的特殊之处。发达经济体均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研发投入前十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医疗和汽车领域。中国呈现出混合模式，前十名企业既有华为、阿里、腾讯和百度等新兴科技巨头，也有中国建筑集团、中国铁建等传统工业企业。
3.2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是指创新活动的实际结果，中国的创新产出具有两大特点：
（1）数量优于质量，整体优于局部
整体来看，中国创新正在从“引进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型。从创新规模来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大国”，但距离建设“创新强国”还有一定差距。
创新成果丰富，但质量与转化率低：学术成果影响力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科技论文产量第一大国，但H指数6 仅为美国的35.7%；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获批专利数量上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但2020年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收入仅占贸易额的0.2%，而瑞士、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均在5%左右，中国高校专利的转让率也仅为美国的1/20。（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行业产出占比高，但尖端创新不足：中国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产出份额仅次于美国，但是在一些尖端创新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例如：中国在高研发强度行业7的全球附加值占比低于美国及欧盟；在高端及中高端技术产出占比尚未进入全球前十。
（2）创新基建完备，极具发展潜力
中国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新型基础设施”，以抵御经济下行压力，寻找新增长来源。
中国创新能力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未来将在全球创新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创新的门槛将越来越高，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技术突破创新：未来技术储备将变得尤为重要，前沿技术的商业化与产业化将是最大的价值创造源泉。
应用转化创新：低效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将持续，但简单易做的已基本完成，未来专业化程度高、产业链复杂的垂直领域数字化需要更多耐心和策略。
商业模式创新：点状创新门槛过低，将无法获得持续的竞争基础，存量市场零和博弈的模式创新将无法持久；未来具备规模化输出创新能力的组织和能够高效激发、整合创新资源的生态将获得优势。
未来中国创新的持续发展，将受到三大因素驱动：
普惠创新：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均匀、不平衡的现象较为明显，在欠发达地区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未来在医疗、健康、养老、消费升级、公共服务、教育等行业有极大的想象空间。
自主创新：新冠疫情常态化与逆全球化趋势促使中国提高产业链环节本土化布局比例，以避免在关键技术上“卡脖子”。
前沿创新：“追赶者”身份不足以驱动长期增长，中国需加强高精尖技术创新水平，与国际前沿一道寻找新科技革命突破口，创造长期价值，做大增长蛋糕。
5.1 如何看待中国经验
中国的创新发展起源于计划经济时代，从产业链下游低端环节开始，逐步通过技术追赶实现收入跃升。经过40年经济发展，中国积累了五大优势禀赋，是未来创新的重要基本盘。
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1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最大且最具成长性的中产阶级人口：中国拥有超过4亿中等收入人口，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且这一规模还在持续扩大，预计到2050年可达到9亿以上。
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在包括公路、铁路、航运、物流、5G通信等领域居世界前列。
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储备：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理工科硕士与博士毕业生，储备了丰富的创新人力资源。
超强的适应性与包容态度：中国在40年内经历了社会体制、文化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剧烈变化，具有超强的自我迭代与纠错能力，对于新鲜事物持包容开放态度。与此同时，中国创新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突破口。
创新尖度不够：基础研究薄弱、科研成果数量大于质量；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受制于人；创新氛围浮躁，创业者追逐模式创新，缺乏聚焦长期价值的定力。
发展不平衡：中国在一些领域，如医疗、养老、教育、消费升级、公共服务等长期供给不足；不同区域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如互联网普及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量等尚存在较大差异。
5.2 发展规律与成功要素
中国创新既具有自身特色，也具有一般后发国家发展的共性。中国特色难以复制，但中国经验背后的创新发展规律和关键制胜要素是普适的。观察中国的创新历程，背后反映出创新发展的三条规律：
创新是一个长周期过程，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面向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具有创新周期长、投入多、风险高、难度大的特点。因此，创新应尊重科学规律，并保持充分耐心，也需要建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环境。
创新具备聚集性和开放性，会激发带动新的创新。创新集群有利于汇集资源，形成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能够形成信息交流网络，有利于形成创新文化。开放式创新能够加快创新速度，提升创新成功率；引入外部创新资源，可以跳出既有思考框架，在思维碰撞中孕育新的创新想法。
创新并非先发者的独享盛宴，后发者可利用低破坏成本优势实现赶超。创新具有一定的破坏属性。先发者因其市场成熟度较高，在面对创新时倾向于沿用既有技术/体系，或选择渐进式发展路径；后发者因其市场成熟度低，通过创新可以快速填补市场空白，摆脱跟随者地位。
利用好上述三条普适性规律，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制定适合于自身实际情况的创新策略。从中国发展的经验中，我们总结出创新的六大关键成功要素：
让创新成为优先议程。组织应充分重视创新，将创新视为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因素，即使在面临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下，也应始终怀揣对创新的坚定信念。
对创新持续充足投入。想要在当下或未来保持竞争优势，组织需要持续进行创新投资，包括资金与人才的投入。
制定长期规划以保持战略定力。组织应制定长期的创新战略规划，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定期审视和调整；应保证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敢于承担风险并接受阶段性的挫折和失败。
对创新进行集中式管理。将创新集群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可以加强集群内部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促进信息和人才在集群内部的流动，有利于加速创新技术的扩散。
借力外部资源以提高创新效率。没有一个组织可以拥有全部创新人才，组织受自身视野及过去成功经验束缚，虽渴望实现创新，但却不具备相应的能力。此时应积极融入外部创新生态，引入外部创新能力为己所用。积极寻找跳跃式发展机会。后发不意味着永远落后。一些发展不成熟的领域往往蕴含
着颠覆式创新的机会。组织应跳出“追赶者”思维，另辟蹊径，捕捉市场痛点与创新方案的结合点，获得快速发展。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