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非常关键的因素。最近几年在 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的背景下，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 在说我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但具体严峻到什么程度，相关的细节测算 和预测却很少。对于我国未来人口形势的判断更多是基于联合国的预测， 但联合国的预测考虑的结构和细节问题较少，对预测结果的披露也比较有 限。在本专题中，我们采用经典的 Leslie-年龄性别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 三十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呈现五大突出特征，这些 变化必将对我国经济诸多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趋势一:最快 10 年后，我国总人口将现负增长。我国人口数量在全 球的占比也将逐步下降，印度人口数量有望在 5 年后的 2024 年超过中国。
趋势二:中青年加速减少，高峰时每年超千万。未来5年我国劳动年 龄人口将每年减少 300 万以上，在 2028 年-2039 年间，年均减少数量将 超千万。
趋势三:二胎影响已过去，新生婴儿很快破 1300 万。预计今年我国 新出生人口数量将降至 1400 万左右，五年内大概率跌破 1300 万。
趋势四:2年后进入深度老龄化，2050年或接近日本。我国或在203 7 年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到 2050 年或将与日本当时的老龄化水平相接 近。
趋势五:结婚率继续下滑，“光棍儿”数量增多。2015 年我国 15 岁 以上的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多4000万人，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的一 代还没有大批量进入婚姻市场，未来结婚率会进一步下降。
挑战和机会并存，应对措施刻不容缓。长期人口趋势的变化，会持续 对我国经济增速构成压力，其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亟需我们 做出政策准备和反映。但挑战背后，也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例如老 龄化对养老、医疗等相关行业的需求会增加，“光棍潮”会催生“单身经 济”需求。
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非常关键的因素。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的背景下，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说我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但具体严峻到什么程度，相关的细节测算和预测却很少。对于我国未来人口形势的判断更多是基于联合国的预测，但联合国预测考虑的结构和细节问题较少，对预测结果的细节披露也比较有限。
在本专题中，我们采用经典的 Leslie-年龄性别预测模型，并且考虑了不 同学历背景女性的生育率差异，对我国未来三十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预 测。通过对结构和细节的判断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我国人口将呈现出五 大突出特征，这些变化必将对我国经济诸多领域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们预测人口采用的是经典的 Leslie 模型，该模型是 1945 年时由澳大 利亚学者 Leslie首次提出，属于考虑生物种群年龄结构的离散模型，在 人口预测中也被广泛运用。
总结 Leslie 模型，其实主要做两大方面的预测，第一方面是利用各年龄 群体的死亡率来推算下一年的人口数量。例如，假设今年 60 岁女性的 数量为 800 万，死亡率为0.4%，那么下一年 61 岁女性的数量就是800*(1-0.4%)万。所以只要知道不同年龄阶段的男性和女性的人数，以及 对应的死亡率，就可以推断以后每一年各年龄的男性和女性数量。
Leslie模型预测的第二方面是测算每年新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婴儿数量。 因为在第一方面的测算中，只能得到0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却无法得出 每年 0 岁人口数量。要测算每年新出生人口，首先需要计算每个年龄段 女性的生育率，然后乘以每个年龄阶段的女性数量，加总后即可得出每 年出生的婴儿数。对每年新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做出假定后，就可以得出 每年新出生男性和女性人口的数量。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测算女性生育率时，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差异。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生育率存在差异很容易理解，但其实大量研究也表明，不同学历背景的女性的生育率差异也很大，学历越高的女性的生育率越低。(在此一定要提前声明下，我 们纯粹是出于研究目的考察这一问题，我们非常尊重女性，不存在性别 歧视，也希望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了验证，发现统计上的结果 非常显著，初中学历背景的女性生育率平均为51‰，而研究生学历女性 生育率只有 48‰，如果比较相同年龄、不同学历背景的女性生育率，差 异更大。高学历生育率低，一方面或因为受教育压缩了女性生育时间; 另一方面，抚育成本的抬升和生育观念的变化或许也会有影响。对于未 来女性的教育结构，我们根据女性入学率、升学率和未来教育规划进行 测算，做了合理预测。
在汇报预测结果时，我们考虑了宽、窄两种口径的人口预测假定。在宽口径人口预测中，我们假设未来各年龄阶段的死亡率会逐渐下降，递减速度参考了现有学术文献的测算。而窄口径则假定未来各年龄阶段死亡率不变。本文汇报以宽口径的测算结果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测算中使用的微观结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按照死亡率递减的乐观情形预测(宽口径)，我国大陆总人口将在 2035 年达到 14.51 亿的历史高点后，出现趋势性的负增长。但是如果按照死 亡率不变的窄口径预测，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时间将在 2027 年，人口或 达到 14.31 亿。所以综合起来判断，大概未来十年后，我国总人口将出 现趋势性的负增长。
我们对于总人口的两种预测结果，介于联合国宽、窄两种预测口径中间，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预测结果的稳健性。
随着我国总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印度将逐渐超过中国成为全 球第一人口大国。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印度有望在5年后的 2024 年超 过中国。我国人口数量在全球的占比也将逐步下降，从接近 20%左右， 逐渐降至本世纪末的 10%以下。当然这个预测还很遥远，几十年间还有 很多政策会调整，真实结果可能和预测偏差很远，但我国人口占比下降 的趋势已经开始。
在之前的专题中，我们讨论过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不仅会直接影响经 济增长，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很多国家劳动年龄 人口增速和经济增速在走势上都高度相关。我国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 口在 2013年达到 10.06 亿的最高点后，已经连续 5 年出现负增长，平 均每年减少近 200万。
根据我们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会更加严重。未来 5 年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平均每年减少 300 万以上，除了 2024-2026 年之间 有所缓和外(1959-1961 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人数骤减导致)，之后会进一步恶化。尤其在 2028 年-2039 年的十年间，我国每年将减少劳动 年龄人口 1000 万以上。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负增长，将对我国经济增速 构成很大拖累。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和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总共经历了两代“婴儿潮”，第一代出现在 60-70 年代，尤其是1962-1975年平均每年出生 2700 万以上;第二代“婴儿 潮”出现在 80-90 年代，也就是第一代“婴儿潮”开始结婚生娃的时候， 例如 1982-1997 年每年平均出生 2200 万以上。
但由于人口管理政策的实施、以及各种抚养成本的抬升等诸多原因，我 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从 90 年代以后开始大幅下滑，再没有出现新的“婴儿潮”，即理应由第二代“婴儿潮”结婚生娃产生的新的婴儿出生 高峰并没有如期到来。
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近几年我国每年补充的 15 岁以上的劳动年龄 人口数量越来越少，而逐渐进入到 65 岁以上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
我们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减少，预 计今年将降至 1400 万左右，五年内大概率会跌破 1300 万，很快回归到 1100 万的低位。
新生婴儿数量的减少和育龄妇女数量锐减有很大关系，根据我们的测 算，2018 年我国 15-49 岁的育龄妇女数量可能减少了700万以上(这 一结果与统计局公布结果一致)，预计 2019-2021 年也将每年减少600万左右，尤其是 20-35 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减少速度会更快。此外，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意愿的下降等其他因素也对新出生人口构成 拖累。
而 2015 年10月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对生育的带动期或已过去。由于 我们的模型中并未考虑突然的政策放松对生育率造成的影响，所以测算 出的 2016-2018年的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 1617 万、1576 万和 1529 万，而这三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数量为 1786 万、1723 万和 1523 万。
也就是说 2016 年和 2017 年实际值高出预测值的部分，可以被看做是计 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新出生人口的推动所致，但 2018 年二者已基本无差 异，说明二胎政策放开的影响已经消失。要提高新出生人口数量，必须 尽快出台更多鼓励生育政策才行。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老龄化的加剧，且未来3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会更加严峻，将很快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按 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 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 21%，则 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在我们宽、窄两个口径模型的测算下，我国老年人 口占比均在 2021 年超过 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1 年超过 21%，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口的增加，不仅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经济总需求的下 降，还意味着养老负担的加重。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与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将从去年的0.17 继续上行，到 2030 年将突破 0.3，2042 年突破 0.5，到 2050 年接近 0.6。 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从当前的 0.41，上升到 2030 年的 0.51，2040 年 的 0.68 和 2050 年接近 0.8。
大家对这些数字可能并没有太大感觉，但这确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不妨再解释下。我国的养老金体制还是以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为主导，也就是说，现在存活的老人养老的钱主要来 自于现在存活的年轻人交的社保或者税。通俗来说，现在我们每个年轻 人除了负担自己的开支外，平均还要负担 0.41 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但 到 2030 年的时候，平均每个年轻人将负担0.5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 到 2050 年时将负担 0.8 个，负担加重一倍。
从国际比较来看，最具代表的老龄化国家是日本，当前日本 65 岁以上 老年人口占比为 27%，属于超老龄化社会。按照我国当前的速度，我们 或在 2037年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到 2050 年的时候，中国或将与日本 当时的老龄化水平相接近。
我国人口面临的另一个长期挑战是性别比例失调。正常情况下，新出生 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是在 1.02-1.07 之间。但从 80 年代初开始，我国出生 人口性别比例不断上升，且在 1996年之后的 10 多年时间里维持在 1.2 附近的高位，直到“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新出生人口性别比才迅速 回落至合理区间。
而 80 后、90 后、00 后陆续进入婚育年龄，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数量远远 多于女性数量，势必将影响我国的结婚率。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5 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15 年全国 15 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 多 4000万人，其中农村地区更为严重，就占了 3000 多万，“农村多剩 男”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婚姻市场匹配、独身主义等等 因素，实际最终的单身数量可能远远不止 4000 万。
而事实上，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的一代——1996 年到 2013 年出生 的人口还没有大批量进入婚姻市场，如果这一代进入婚姻市场，未来我 国的结婚率还会进一步下降，“光棍儿”数量也会继续增多。
根据相关的学术研究，过去十多年，性别比例失调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城市拥有住房可以提高男性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但往前看，如果结婚率进一步下滑，新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人口因素反而会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一种拖累，尤其是中小城市房地产，面临的风险更大。
长期人口趋势的变化，会持续对我国经济增速构成压力，其可能带来的 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亟需我们做出政策准备。例如放开限制生育的各 种政策，尽快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同时进行教育、医疗、 养老等领域的相关改革，增加供给。
但挑战背后，也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例如人口老龄化以后，尽管 对传统耐用品行业的需求会减少，经济整体增速会放缓，但对养老、医 疗等相关行业的需求会增加。1990年以后，日本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 日本居民消费中的医疗保健支出占比由 1.7%快速提高至 2.7%，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也从20%上升至 33%。
同样的道理，例如“光棍潮”的出现，也会催生对“单身经济”需求，宠物、网红等行业可能是受益的领域，此外，部分行业也在针对单身群体设计开发产品。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测算模型没有考虑政策大幅变动对生育率的影响，如果政策出现调整，测算、预测结果可能存在不稳定的地方。但整体来说，人口的问题比较长期，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快速改变的。
报告来源：中泰证券（分析师：梁中华）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