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皮尔逊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 年大选中,经济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73%),尤其是在高物价的背景下,大多数美国人表示,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72%)以及住房成本(64%)是他们最为担忧的问题。
特朗普和拜登两种截然不同的 ESG 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整体经济发展方面,特朗普的 ESG 政策在短期内会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就长期而言,拜登的 ESG 政策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要求。特朗普的 ESG 政策倾向于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减少政府对环境和社会治理的干预,并强调将会扩大中产阶级的利益。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清晰地描述了美国社会分裂现状:在经历了 1973 年的经济大衰退时期和80 年代的大发展时期后,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弊端逐渐暴露,中产阶级成为经济改革、科技革命、全球化的“牺牲者”,美国的阶级固化严重,产生了发展的严重不平等现象。而特朗普的制造业发展计划指向的正是美国工人的困境。
其一,特朗普强调经济发展才是首要优先级,气候保护事项等不得阻碍美国的经济发展,主张支持传统能源和化石燃料行业。短期内,这将大幅扩大能源生产,从而降低能源成本,并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就业和投资。但长期来看,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这种政策可能会使美国固步自封,错失新能源发展的先机,在之后的新能源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二,特朗普对 ESG 理念的另一个不信任和反对的点在于认为ESG 是过度的政府干预,将阻碍自由市场的发展。故而,特朗普主张减少政府监管,在环境方面可能会倾向削减环保署(EPA)的预算,放松对空气和水污染的法规;在企业治理方面,有望放松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以及信息披露的严格要求。这种做法,短期而言会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尤其是对传统能源行业(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而言,放松污染排放标准可以减少企业在设备和流程改进上的支出,短期内刺激企业的财务表现。但就长期而言,如果不辅以相应监管手段,放任企业完全自由行事,将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资源枯竭的问题,甚至可能威胁公共健康,进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拜登的 ESG 政策更加倾向于加强对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的监管,推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在整体经济方面,拜登的 ESG 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成本,但在中长期上,能够形成并推进绿色产业链的发展,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特征。 其一,拜登主张利用绿色经济投资来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拜登政府将通过大力投资于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向低碳和可持续方向转型;并利用清洁能源项目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短期内,这是美国财政的一笔重大支出,但中长期内将会带动绿色产业链的发展,创造大量的清洁就业机会,并提升美国在全球绿色经济中的竞争力。
其二,与特朗普不同,拜登主张加强环保监管,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并要求上市公司定期开展 ESG 披露,将 ESG 要素纳入投资决策考量。短期内,这可能会增加环保署的预算,并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但长期来看,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的绿色循环,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总而言之,经济增长是美国公众和选民的核心关注点,而特朗普和拜登的ESG政策着眼点有短期和长期的不同。特朗普更加强调快速、能看得见的短期收益,而拜登则更加强调绿色经济的长期效应和美国在低碳经济中斩获话语权整体考量。
美国 ESG 政策对企业盈利产生的影响可以被分为正负两方面。从正面来看,一般认为施行 ESG 政策的企业具有更佳的治理能力和对抗风险的能力,故而也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但从负面来看,施行 ESG 政策会给企业增加更多的运营和合规成本,并会给企业的商业日常带来更多的限制,以及资源分配的要求。特朗普和拜登显然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考虑。特朗普认为应当禁止ESG 投资,不让ESG要素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阻碍因素,并强调,剔除 ESG 将通过减少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对公司的合规要求,这将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运用于核心业务和创新上。这在短期内,可能会促使企业盈利的增加,尤其是对于传统能源和重工业领域的企业。但长期来看,由于国际社会上的投资者和消费者越来越重视 ESG 要素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忽视ESG 标准可能会削弱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影响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和市场份额。而拜登的 ESG 政策则鼓励企业运用 ESG 理念来改善运营和治理。这不仅能够提升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还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哈佛大学的一项 ESG 研究表明,良好的 ESG 举措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财务业绩,这可能是因为公司更好地管理了其重大 ESG 风险,从而促成盈利能力提高。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反 ESG 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将会刺激公司盈利能力的增加,但就长期而言,ESG 要素能够指导公司改进治理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特朗普的 ESG 政策在国际贸易方面侧重于减少政府干预和环保法规,鼓励自由市场运作。其中,放松环保监管和对劳工和社会标准的限制可能会导致进口商品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放宽,从而减轻外企进入美国市场的合规压力。拜登的 ESG 政策重点在加强环境保护、提高社会公平和企业治理透明度。其中,环境标准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推行碳边境税,增加碳密集产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相应地,拜登还可能在贸易协议中加入更严格的劳工保障条款,对在生产供应链中劳工问题上较为薄弱的国家造成限制。同时,拜登政府着力于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对企业存在 ESG 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需要提供更多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信息,从而增加合规成本。尽管特朗普和拜登在 ESG 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可能会对整体外贸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二者对于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却有着同样的忌惮,在这一问题上,二者可谓是殊途同归,充分体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的特点。
拜登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利用其 ESG 政策来试图扭转一直以来与海外的国际贸易中处于巨大的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以各种道德或环境等ESG 为由,无端指责别国的不公平贸易实践和劳工侵犯,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实则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封锁新兴市场的科技发展等,高筑关税壁垒,不仅影响了美国与非美间经济关系的稳定,还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了不良影响。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设置了一份所谓的贸易“黑名单”——“实体清单(Entity List)”。该实体清单于 1997 年首次公布,最初的目的在于“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之后的发展中,范围逐渐扩大至所有被臆想为“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外交利益实体”。在新兴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美国陆续对成百上千家企业开展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制裁,主要集中在一些具有战略重要性和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尤其是高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拜登政府时期,共有 353 家中资企业被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其中61%都归属信息技术行业。

对 ESG 理念持反对立场的特朗普则主要采用关税和贸易壁垒的方式来来保护美国企业,增加国外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与ESG 标准无直接关联,但对中美贸易关系和非美企业出口美国造成了实质影响。2018 年 7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贸易局势关系紧张。此后,双方开展了数轮的关税行动。截止至2020 年1 月15日,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长达 18 个月的贸易紧张局势得以缓解。至2020 年 8 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总额达 5500 亿美元。美国加征关税对多个行业产生了影响,这些行业涵盖了从技术和电子产品到农业和制造业。
不论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信息技术行业都是被列入实体清单最多的行业。美国政府针对信息技术行业开展广泛制裁,与该行业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有关,尤其是在高科技和网络安全领域。据美国单边的说法,出于对“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的考虑,美国将相关的企业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控制敏感技术和产品的出口以防止潜在的“安全威胁”。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今年把“对外贸易”问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他在竞选纲领中称,“我的核心愿景是对我们的税收和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亲美改革,从惩罚国内生产商、奖励外包商的拜登体系转变为奖励国内生产、向外国公司和向美国出口就业岗位的公司征税的体系。他们将得到奖励,而且是丰厚的奖励。我们的国家也将受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分阶段对大多数外国产品实施普遍的、基本关税制度。除此之外,关税将根据各个外国货币贬值的程度逐步提高。”同时,特朗普强调,将实施一项为期四年的全国制造业回流计划,恢复美国的供应链,禁止非美地区拥有美国所有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减少对由海外所提供的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产品的依赖。 特朗普还宣称,成功当选后将与国会合作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特朗普互惠贸易法》(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旨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阻止美国就业机会流失、并创造新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充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美国优先的地位。同时,宣称将撤销新兴市场的最惠国地位,并阻止海外市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防止电动车出口;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脱钩断链”。
与特朗普一样,万斯的政治主张的核心也是“美国优先、重振制造业”。万斯自己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一个著名的“铁锈地带”,曾经尽力过制造业的繁荣,如今受到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冲击逐渐没落。美国“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万斯,自认为深知底层家庭和中产阶级的困境,因而在政治立场上更加注重社会的改革,尤其强调以制造业的回归重振底层白人和中产阶级工作者的地位,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给他们带来所谓的“希望”。作为“MAGA”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与特朗普一样,万斯主张在外交和贸易领域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在对外政策上,与特朗普比之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疑是一个十足的“强硬派”。奉行“亚洲问题优先”原则,万斯曾公开表示过,自己并不关心乌克兰危机的局势,只关心如何应对与亚太新兴市场的竞争。万斯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应该将亚太区作为美国的重点竞争对手,在其著作《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认为美国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区的衰落与亚太新兴市场制造业的崛起和美国先前的放任有关。在之后的对外贸易问题上,万斯支持特朗普的做法,甚至表示针对亚太新兴市场要制定专门的税法进行征税,以加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发展。 总而言之,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在对外国际贸易上都保持着限制、打压和封锁的态度,ESG 政策的倾向并不影响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立场,在这一问题上,ESG 只是被利用作为贸易反制的借口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