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有待调整。2021 年，我国私人消费占 GDP 比重仅为 38%，私 人投资占比约 43%，相比之下，美国的私人消费占比达到 68%，而私人投资 占比仅为 18%。从更长视角来看，2010 年以来，美国私人消费占 GDP 比重 近 70%，私人投资占比仅为 9%，而我国总投资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22%， 私人消费占比为 38%。对我国来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消费 拉动作用相对偏弱。即使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私人消费占比仍然 偏低，而固定资本形成则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目前我国 GDP/投资比例 已经由 90 年代的 3.5-4 持续下滑至 2.3，这说明我国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固定 资产投资，同时也意味着投资效率下滑，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
投资驱动步入尾声。我国投入到传统行业的投资相对较多，投资拉动下 的传统行业无序扩张存在问题。首先，我国的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煤炭 等投资占比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2013 年仍在 7%左右。传统行业会侵占新 兴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其次，传统行业也与我国企业的高杠杆率息息相关。 最后，传统行业往往能耗较高，生产技术落后，这些行业的无序扩张直接或 间接地导致了诸多环境问题。目前人口红利已出现拐点，无法再用廉价的劳 动力拉动工业发展，因此未来投资驱动经济可能难以为继。所以，我国开启 传统产业转型，摆脱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
产业转换支撑日韩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在经历增长中枢 下移后，均经历了由传统工业逐步转换为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成 功实现了高收入之下的稳健增长。产业结构转型方向一致。在经济高速增长 的时期结束后，日本和韩国均经历了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 的产业结构变化。如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于 73 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逐步 回落；韩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则在 91 年达到顶点后开始逐步下降。目前我国 的产业结构的转型方向大概与其趋势一致。
日本：从钢铁、化工到机械、汽车。1971-1985 年，日本金属行业 GDP 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而机械、汽车行业 GDP 占比明显上升，尤其是机械 行业，1980-1985 年占总 GDP 的比重已突破 5%。这反映了日本逐步从技 术含量偏低的钢铁、化工等原材料类行业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机械、汽车等 加工组装类行业。
韩国：从轻工业到电子。韩国的制造业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转型 之前，韩国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轻工业的比重较高，1970 年食品饮料 和纺织产业增加值在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产业转型之后，轻工业占比 持续下降。从 1970 年到 2020 年，韩国制造业第一大产业由纺织业转变为 电气电子业，实现了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到由创新驱动的技术含量较高的 产业的转型。
创新落后拖累拉美。而作为反面教材的拉美国家，则因未能成功转型而 陷入百年失落。拉美国家限制工业品进口，大力保护本土企业的环境使得企 业创新能力较弱，研发投入长期偏低，导致工业化的科技水平较低。即使是 到了 2020 年，拉美各国研发投入强度仍然低于日本、韩国，甚至也低于我 国。韩国研发投入强度为 4.8%，日本为 3.3%，我国为 2.4%。而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智利三国不足 0.4%。世界银行的测算表示，1960 年以来，巴西和 韩国人均 GDP 的巨大差异绝大多数来源于二国的技术水平差异。
各国经济转型成功抑或失败的案例都已阐明了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的必要性。与之相伴随的，创新能够降低消费成本从而拉动内需。
创新降低成本，有力拉动内需。以美国为例，技术进步降低部分产品价 格，外加收入水平的提升，使这部分商品消费量大增，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美国的消费结构。美国的个人电脑及其外围设备、手机服务在 1980 年左 右的价格约是现在的几百倍，正是由于近年来科学技术进步降低了电子产品 的价格，才使得电脑和手机更加普及，带动了相关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增长。
研究投入逐年攀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下，我国已然开启经济转 型之路，创新实力稳步增长。科研经费投入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必要前提，而 我国经费投入不断取得突破。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我国 2021 年 R&D 经 费投入近 2.8 万亿元，仅次美国。同时，我国在过去八年 R&D 经费年均增 长 11.7%，大幅领先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R&D 经费与 GDP 之比也从 2012 年的 1.91%稳步上升至 2021 年的 2.44%，接近 OECD 国家平均值。
科技创新硕果累累。大量的科研投资也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国家层面，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强劲的拉动力。2020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到 24.6%，主要由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医药医 疗产业、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业驱动。在企业层面，创新带来开拓市场提高 利润的优势。我国 2020 年专利密集型产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持续上升至 9.8%，远超非专利密集型产业的 7%。在就业层面，总就业占比仅 6.2%的 专利密集型产业员工贡献了 12%的 GDP，且平均工资及工资增速也更高。
产业和重点科技层面，我国也取得了显著突破。最为突出的是 5G 相关 技术，截止 2021 年 11 月，我国 5G 基站已建成超 115 万个，占全球 70% 以上，不仅是世界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技术最为先进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5G 技术仍在教育、医疗和信息消费领域不断扩展。另外，我国在人工智能、云 计算及量子计算机等新兴科技领域飞速进步，其中最为亮眼的是我国在 2021 年末成功研制出“九章”量子计算机原型，特定问题下计算能力领跑 全球，远超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悬铃木”。此外，在信息领域我国科研 进展势如破竹，去年PCT国际专利申请数超3万件，并较四年前提升约60%， 占全球三分之一。
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新发展格局从根本上来说，是力图实现经济 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增长的转变，这不仅仅体现在创新要素带动作用增强上，也伴随着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国“双碳”工作的推进。 在制造业逐步崛起和民生不断改善的进程中，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也 快速攀升。据 BP 统计，我国 2021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 105 亿吨，占全 球 45%且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也超过美印俄日的排放量总和。我国作为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工业和能源的依赖性仍较强，碳排量呈上升趋势。
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下，我国最早在 1995 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同时要 求企业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随后，总书记在 2017 年十九大报 告中重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 本国策。我国在清洁能源发展和能源使用效率上稳步前行。根据《国民经济 统计公报》数据，过去五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总消费量比重由 60.4%降 至 56%，取而代之的是清洁能源由 20.8%上升至 25.5%。与此同时，我国每 万元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去五年平均降幅约 3.6%，经济增长的能源效 率显著提高。
“双碳”目标推进落实。在 2020 年 9 月，我国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 正式提出 2030 年碳达峰以及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在目标落实上，“双碳” 在 2021 年首次跻身政府工作报告，随即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 31 个省市也 已相应公布了“双碳”的相关规划或行动方案。根据《2022 政府工作报告》， 在绿色能源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超 10 亿千瓦，而在碳排 放上我国也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内需对于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而 共同富裕特别是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有助于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 差距的缩小，进而释放潜力。
企业盈利曾为主要动力。过去我国依赖成本低廉的劳动力拉动工业发展， 而工业利润高增长又带来税收收入的高增长。过去 20 年间企业利润的增幅 最大，而劳动者报酬增幅较少，企业利润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但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工资增速逐步稳定。另外，随着工业供需格局开始 恶化，工业企业利润明显走低，工业利润下滑又带动税收增速同步下降，二 者成为过去 10 年里增幅较低的项目。
人均收入偏低。从总量看，2020 年中国 GDP 约为 14.6 万亿美元，占 美国的 76%。但考虑到美国人口仅 3.2 亿，中国人口为美国人口的近五倍， 因此从人均来看，中美人均收入差距可能更大。中国人均 GDP 和人均 GNI 仅为美国的 17%左右，净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 15%。
东亚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作为赶超经济体的典范，日本 2021 年人均 GNI 约在美国的 60%左右；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 也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其中 2021 年新加坡、韩国人均 GNI 分别为美国的 90%和 50%，远高于中国；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经济稳步发展，人均 GNI 占美国比重仍处上升势头，目 前这一比重略低于我国。
内循环重心在于扩大内需。释放内需意味着要推动国内消费，但居民收 入过低、贫富差距过大均不利于扩大内需，这意味着共同富裕是拉动内需的 必由之路。以美国为例，贫富差距过大时危机频发，而收入差距缩小时经济 稳健发展。
人均 GDP、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走势一致。人均 GDP 和收入分配决定 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又决定人均消费，因此，人均 GDP 增 速、人均收入增速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美国劳动者报酬 占国内总收入（GDI）比重在 1950-1970 年间持续上升，正是收入分配向劳 动报酬倾斜，才使得居民消费率持续上升。
大萧条前贫富差距登顶。在居民收入步入高水平行列前，美国也曾经历 过贫富差距登顶的阶段。从上世纪 20 年代经济繁荣到 1929 年美国大萧条 这一时期，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达到了顶峰。据 WID 统计，美国收入前 10% 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在1920-1928年期间迅速从39%提升至49%， 前 10%的人群几乎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一半。除此之外，金融市场的繁荣发 展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美国财富前 1%的人群拥有的财富比重从 1920 年的 35.7%上升到 1928 年的 47.8%，而同期后 90%人群拥有财富的占比仅 为 15.6%，财富极端集中，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十分严峻。
贫富差距诱发危机。贫富差距过大是经济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通常来 说，高收入人群收入高，消费能力较强，但边际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人群 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受限。因此在贫富差距过大的 情形下，中低收入人群数量巨大，但收入水平却维持低增长，导致总需求下 降，内需不足，最终使得美国出现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从数据来看，1929-33 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萎缩了45%，从1046亿美元下降到572亿美元，1932 年的工业生产指数跌至低点，较 1929 年下滑了 40%。大萧条期间美国有超 13 万家企业和近 1 万家银行倒闭，失业率最高飙升至 25%，全国人均实际 可支配收入约减少 26%。
就业增收支撑需求。贫富差距扩大诱发的内需不足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因而解决工人就业，提升工人收入水平刻不容缓。一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 保护工人权益，规定了工人最高工作时数和最低工资限制，并另外通过《全 国劳工关系法案》赋予工会与企业议价的权力，有效增加了工人收入。另一 方面，积极恢复生产，稳定就业形势。此外，政府通过兴建公共工程项目创 造就业机会来解决工人薪资提升，劳动力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减少就业岗位的 问题。经过这些措施，直到 1935 年，美国就业工人相较 1933 年增加了 400 万人，工人收入水平的恢复支撑了消费，经济重回正轨。
社保体系缩小差距。除就业增收外，新政时期罗斯福政府还出台了《社 会保障法》以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法》标志着开始建立美国现代社会保 障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等，对缩小贫富差距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重新步入正轨。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美国的贫富差距大幅缩小，经 济也逐步恢复。在罗斯福逝世的 1945 年，美国名义 GDP 总量已经恢复至 1932 年的近 3 倍，录得 2280 亿美元；在 1932-1945 年期间，美国收入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从 47%降至 34%，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美国经济渐渐 重新步入正轨。
我国扶贫取得决定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并已取得显著成果。2013-2020 年以来，农村累计脱贫 9899 万人，年 均脱贫人数均在 1000 万人以上。2012-2018 年，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10.2% 降至 1.7%，其中已有 10 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以下。建档立卡 的贫困人口中，90%以上的人群已获得扶贫支持，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的 3416 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9808 元，贫困地区的基础生活生产设施也得到明 显改善。2020 年底，我国已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告别绝对贫 困，“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基尼系数持续回落。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来看，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自 2008 年到达顶点后，从 0.49 的历史高位持续回落，2011 年与美国相交并开 始低于美国，2016 年触底，为 0.46。而同期美国基尼系数却在震荡上行。 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基尼系数居于全球高位。而相比于各新兴市场国家， 中国的基尼系数虽已有较大领先，未来缩减收入不平等之路仍有前进空间。
一次分配稳步推进。第一次分配主要指收入的分配。几十年来，我国居 民收入稳步增长，202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 4.5 万元，未 来仍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二次分配显著改善。第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税收进行，由于社会信用体系 不够健全、人力物力投入不足、税收体系不够完善等原因，我国难以对高收 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收入的不足 10%，而美国这 一比例高达 80%左右。但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整体呈 上升趋势，2021 年已突破 10%，指向第二次分配持续改善。
三次分配逐渐向好。第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公益事业的分配作用，2019 年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首 次将第三次分配列入中央文件。自我国开始重视第三次分配后，慈善捐助额 显著增加，意味着第三次分配也在逐渐向好。
出口阻力增大。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之下，外循环逐渐面临着 运转不畅的问题，表现为我国出口阻力的增大。自 1995 年以来，全球各国 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立案数量总体呈上行趋势，2000 年以前贸易救济立案 仅有个位数，而 2019 年则突破了三位数，同比增速超 20%。况且这只是各 国对我国贸易限制的部分表现，除此之外，美国还对我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我国对美国的出口。
美国限制加强。美国的限制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比如美国对我国 的一些高科技企业进行出口管制，限制其它企业向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出口， 而且出口管制的企业清单中，我国企业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美国对于华为公司的技术封锁不断升级，甚至用到美国技术的非美国公 司也要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限制，这在全球供应链尤其是芯片供应等诸 多方面严重干扰了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2019 年以来，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 产品的出口增速就开始大幅下滑并快速转负，2020 年上半年美国对我国出口 的高新技术产品中，信息通讯产品增速降幅超过 15%，航天产品增速更是大 幅下降，降幅超过 60%。
客观经济条件变化约束出口。除对我国的贸易限制之外，我国客观经济 条件的变化也对出口形成了阻力。一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失去了劳动 力低廉这一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减弱，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 装类出口增速近年来明显走低。另一方面，我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即 使是全球市场也难以将过剩产能完全消化。由于产能过剩，价格低廉，1995 年以来全球各国多次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以保护本土产业。
在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紧张的环境下，全球兴起了产业链本土化的政策 倾向。除芯片法案之外，美国先后出台了《全国紧急状态法案》、《国防生产 法案》和《清洁能源法案》来支持将包括医疗和汽车在内的关键供应链移回 本土。日本也耗资 2435 亿日元用以支持日本公司迁回本土或东盟。此外， 美国的《美墨加协定》和“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也在大力开展区域性供应链 协作。这些本土化产业链规划和剔除我国的区域性产业链协定无疑对我国的 科技和产业链发展带来极大的阻断。因此尖端科技的国产替代就尤为重要。
随着我国的“双链”融合战略不断推进，重点科技和产业的国产化率进 程也不断实现突破，其中重点突出在大飞机、芯片和医疗科技上。国庆前夕， C919 大型客机获得了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合格证，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型客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根据未来智库测算，从成本角度考虑 C919大飞机的国产化率约为 60%左右。C919 大飞机的成果研发、试飞和合格授 权，在未来将可逐步替代我国当前主要使用的波音 737 和空客 A320 等主要 进口机型。同时，C919 也将中国科技带出国门，打破了国际市场中波音和 空客的垄断，目前已收到 GECAS、德国普仁航空和泰国都市航空等国际航 空公司的订单。
芯片国产化研发奋起直追，实现局部突破。依托国家的大力扶持，我国 芯片自主研发进程虽在诸多关键科技上落后于国际，但在已经在部分关键环 节赶超突破。根据 EqualOcean 的估计，我国在光刻和离子注入等领域面临 着最大的科技鸿沟，但在蚀刻技术上层层突破，已研发出了领先全球的技术。 而在其他技术如抛光和扩散上，我国的科研投入也已初显成效，距离领跑行 业仅剩三五年之遥。
医疗科技国产化率逐年攀升。医疗是民生的重要保障，而医疗器械的国 产化进程确保了我国在生命健康上不被恶意制裁“卡脖子”。在过去的六年中， 我国在医疗器械领域实现了层层突破，中低端器械领域（二类器械）的境内 注册获批数量远超进口获批数，国产替代已基本实现。相似的，高端医疗器 械领域（三类器械）也在加速，境内获批器械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聚焦在 更普遍应用的二类器械上来看，过去五年间国产化率高于 50%的品种数量逐年增长，从 2017 年 810 项增至 2021 年 907 项，同时国产化率为 0%的品种 数量逐年减少至 2021 年的 52 项。这是我国守护国民健康的一剂定心丸。
在稳步推进国产化替代的背景之下，我国也在积极建设区域合作环境， 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抵御“全球化的逆流”，而重要的区域战略伙伴或将继续对 外需构成一定支撑。
RCEP 已见成效。今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我 国正式生效，对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铺下重要的基石，也为我国的外 贸顶起一根大梁。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RCEP 实施近半年就已效益显著。 在出口上，我国企业申领和开具的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价值高达 979 亿 元，并将节省进口关税高达 7.1 亿元。在进口上，我国通过 RCEP 进口大量 的钢铁、塑料和机械器具，为我国的产业链提供强力支持。半年来受益于 RCEP 合约的进口货值总量高达 238.6 亿元。在今年前八个月中，我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 8.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8%。更具体的来看， 与东盟、韩国和新西兰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上升 14%、7.8%和 5.5%。
零关税是 RCEP 一大亮点。协定成员国间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 实现零关税，尤其是与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 或超过 65％。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与日本达成自贸协议，对于出口日本的机电 产品和纺织服装等核心产业逐步减免关税，对我国出口提供巨大动力。零关 税对企业可谓是真金白银的收益，不仅降低原材料成本优化经营，更降低终 端产品的出口价格提升国际竞争力。
东盟外贸地位愈发重要。自疫情爆发以来，东盟在中国外贸基本盘中的 比重愈发重要。今年以来，受益于 RCEP 生效，东盟占我国出口比重逐步走 高，8 月东盟占比已与美国和欧盟基本持平。如果从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出 口增速贡献来看，东盟贡献自今年以来逐步上升，并于 5 月超过美国和欧盟， 成为对我国出口贡献最大的地区。
东盟经济较为强劲。近两年来，东盟主要国家 GDP 同比增速均保持高 位，增长较为强劲。从内需来看，零售销售同比增速同样保持在较高水平， 且尚未步入下行区间。CPI 同比增长也较为稳定，指向东盟国家需求较强。
未来或将成为出口的压舱石。东盟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且经济较为强劲，未来或接替发达经济体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与东盟 的外贸品类，比如用于加工组装的电子零件和机械零件等产品表现可能较好。
“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自从我国在 2013 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 议，9 年来硕果累累，在国际文化中落地生根。截止今年 8 月，已有 149 个 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陆路海陆并进， 逐渐成为世界经贸的脊梁。六条经济走廊的建设为欧亚非大陆的沿线国家带 来经济效益，国际合作项目也为各国基建带去福音，也将中国标准带向世界。 以中老铁路为例，开通仅九个月就已运送 671 万人次旅客，国际货运总额也 突破 100 亿元。雅万高铁、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和瓜达尔港等基建项目也都逐 渐成为当地经济和民生的中心。此外中欧班列已铺画 82 条运输线路，连接 欧洲 24 个国家和 200 个城市。在海运上，“海运丝路”已通达 31 个国家的 108 座港口，联盟成员超 250 家企业。
助力外贸与人民币国际化。截止今年 6 月，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累计 约 12 万亿美元，年度贸易额相比 2013 年倡议初期增长了 73%。同时，人 民币国际化也得到了广泛推广，截止 7 月底已与十余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 算规划，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量也持续上升。
“上海精神”传播欧亚。据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中国在 2021 年 与上合成员国贸易额突破 34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且在过去 20 年间 翻了 28 倍。今年 8 月与其他成员国贸易总额创月度新高，总计 2567.9 亿人 民币，同比增长 28.9%，增速远超全国外贸整体增速约三倍。随着上合组织 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更多的国际友邻开始筹备加入，“上海精神”也在欧 亚大陆增添笔墨，除八个成员国外，另有四个观察员国和六个对话伙伴国为 区域性经贸合作和政治稳定添砖加瓦。
CPTPP 潜力巨大。2021 年 9 月 16 日我国正式提出了加入 CPTPP 的 申请，这对我国和整个亚太地区都有着多维度的效益。从我国的角度出发， 一是有利于完善我国双循环体系，助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构建高质量 资源和人才的国际合作。二是有利于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 的安全与稳定，助推“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落实。三是有利于推动高 质量市场开放和产业改革，借助 CPTPP 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的“三零” 规则，加速我国市场转型。从国际角度看，我国加入 CPTPP 将使整个亚太 地区的产业、供应、创新链如虎添翼，增强合作伙伴的市场竞争力，分享我 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推动成员国经济发展。
总结来看，在双循环的战略部署下，我国通过经济转型和收入分配不断 强化内需，通过国产替代稳固创新链和产业链，通过区域性战略扩展国际合 作，夯实外贸的经济支柱作用。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方向上优化内在经济 和产业结构，新发展格局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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