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局，中国策。百年局有两个重要涵义。一方面，放眼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统观国内，中国在共产党成立一百年周年之际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全新篇章，中国的改革将走向何方?举世瞩目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
2024年7月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部署，为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实践续篇，启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新篇。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我们认为本轮改革有以下三大突出特色:
首先，更加支持全面创新。“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为第三大改革任务单独成章，凸显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教育方面，按照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设置学科，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科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企以创新创造为导向，支持民企牵头重大科技攻关，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人才方面，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领军人才，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新型生产资料的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其次，更加强调安全稳定。“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单独成章，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落实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一是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安全，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二是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集中力量攻坚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卡脖子”技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四是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完善生产、食品药品、生物、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安全体系建设。五是多措并举增加地方财力，对冲卖地收入下滑对地方的影响，保证基层财政可运转，如消费税稳步下划地方、优化共享税比例、研究设置地方附加税、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等,
第三，更加注重盘活存量。“健全宏观治理体系”“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一章中提到，量结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竟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更加侧重做大蛋糕、做多增量，相比较而言，本次改革更加注重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其一，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理调整政府、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结构盘活存量资产，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二，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切实提升国企经营效率和质量。其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资源禀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四，畅通货币政策传统机制，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做好五篇大文章，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坚定方向，聚焦行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通过对《决定》的全面学习，结合三中全会公告、《决定》说明、新闻发布会等资料，我们共梳理出以下十六个关注点:(1)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服务国家战略，增强核心功能。(2)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破除准入壁垒，支持牵头技术攻关。(3)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确保要素自由流通和充分定价。(4)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突出政府引领作用。(5)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好耐心资本长钱长投。(6)牢牢把握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7)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8)增强政策统筹协调,关注存量结构管理。(9)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多措并举增加地方财力。(10)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制定金融法。(11)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12)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13)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扩大制度型开放。(14)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增强社保体系可持续性。(15)租购并举，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16)统筹发展与安全，大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服务国家战略，增强核心功能
《决定》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体制机制，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第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服务国家战略，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新一轮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十多年来国企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创新突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特别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力促进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新时代新征程上，新形势新任务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是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心已经从体制机制改革转移到功能性改革，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践行重要使命。应重点充分发挥国资国企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准确把握在我国科技创新全局中的战略定位，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发展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重要支撑。要突出战略导向，强化内在、长期价值，健全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同参与，打造创新联合体升级版，大力推进科技攻关，努力掌握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其中，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是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需要运用原创性方法，提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效率，缩短攻关时间，并在党的领导下和政府支持下集聚科技创新资源。所谓“策源地”，便是要求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加大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力度,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合,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二是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一方面，不断优化面向国有企业功能价值的考核评价体系。国有企业考核评价需以不断推动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为中心，国有企业考核评价的功能更加突出战略引领性，将实现国有企业功能价值的要点事项直接纳入考核，推动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支撑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另一方面，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切实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质量。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资本成本(债务和股东资本的机会成本)被扣除后的经济收入,是企业为股东创造的净价值,是为出资人创造的“真正的利润”，是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国有经济增加值考核是一项“管理革命”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落脚点。经济增加值考核就是要引导企业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升资本回报水平。国务院国资委于2007年推行经济增加值考核试点，2010年推行，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管理体系。未来推行经济增加值核算是业绩考核的必然方向，也是业绩考核的重中之重。着力做好以下几点:不断总结前期经验，逐步探索与实践，加快完善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考核方案，实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推动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考核走深走实，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三是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对构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经过十年的改革试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但仍存在仍未解决的问题。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将成为后续我国国企改革的发展主线，也是推动后族国资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突破口。
四是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监管，是近年来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重要内容。2020年5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提出，要深化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提高自然垄断行业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严格监管自然垄断环节，加快实现竞争性环节市场化，切实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是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的重点领域。健全体制机制入手，加强并完善对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既有利于巩固国有经济对自然垄断环节的控制力，更好发挥自然垄断领域在维护国民经济顺畅运行中的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活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破除准入壁垒，支持牵头技术攻关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破除准入壁垒，支持牵头技术攻关。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3月，《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旗帜鲜明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关系。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出台，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进行重大部署。《决定》强调，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困境，重点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
一是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各种形式设定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建立市场准入壁垒投诉和处理回应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二是完善民企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在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经济投资信心和预期相对较弱，微观主体在“新经济”中的参与感尚显不足。从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析来看，国有控股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分化，由政策主导的经济新循环形成中国企转向较快，但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的渠道仍有待畅通。《决定》提纲挈领提出“完善民企参与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长效机制”，并与之对应地提出构建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其中包括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参与各类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
三是支持民企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决定》强调，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按规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2023年8月，发改委等八部门颁布《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并进一步列明了支持民营经济牵头承担科技攻关任务的具体领域，包括工业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基因和细胞医疗、新型储能等六个领域。实际上，在目前我国新兴产业和前沿科技领域，民营企业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上市公司中龙头科技公司也均已民营企业为主。从科技领域“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特征来看，民营企业具备比国有企业更加匹配的激励机制。因此，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鼓励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也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应有之义。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决定》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要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三)构建统一大市场，确保要素自由流通和充分定价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2年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隔”。在7月18日通过的《决定》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第二项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其核心还是在统一大市场中确保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充分定价。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大市场的构建的根基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即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监管的公平统一、设施的高标准联通。具体表现一是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招商引资并禁止违法违规的优惠政策行为;二是建立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三是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有了大市场的制度与监管统一、设施联通的保驾护航，才能确保要素的自由流通和充分定价。
在深化市场要素改革方面，《决定》强调要“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一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该举措可以充分挖掘集体建设用地的巨大潜力，有利于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体系;二是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要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
在持续深化价格改革方面，《决定》强调要“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一是在定价机制上，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是在具体领域推动价格改革,包括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这意味着水、电、气等公用资源品的定价在满足居民部门日常使用需求后,超出部分的阶梯价格可能上调,以进一步通过市场化方式防止资源浪费;同时，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完善也可能对应着油价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相关性加强。
市场要素改革和价格改革后，还需完善流通体制。一是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二是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由此，改革后充分定价的要素方可更加自由的流通。
统一大市场不仅是供给机制、要素和定价的完善，也将助力需求的增长，《决定》也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首先，要发挥市场主导下政府的带头作用，“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同时，要“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
(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突出政府引领作用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对于提振消费、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有以下四点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建立政府投资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关键作用，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支持性政策。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干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自该规划提出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协同相关部门和地方。从项目储备、任务细化到第一批项目的下达准备，积极推进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建设是政府投资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的典型工具，后续政府投资机制在“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方面有望进一步扩展。
第二，增强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引导带动社会资本积极性,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陆续出台数十项法规政策文件。在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推动下，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效应日益凸显。地方政府专项债对于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项目的融资需求，动更多资金支持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发挥积极成效。截至2023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74万亿元，其中专项债24.87万亿元。全国多地通过新设或整合优化政府引导基金，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加大对民企的扶持力度。根据清科研究数据，截至2023年上半年，我国共设立2143只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91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6.6万亿元。从扶持方向看，政府引导基金以新兴产业、医疗、生态价值、文化、扶贫、人才建设等方向为主。
第三，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政策将进一步发力。一是优化扩大消费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鼓励消费的政策，提振消费需求。一方面，涉及如减税、补贴、消费券发放等提振消费的直接举措:另一方面,应侧重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就业等方面的改善预期性消费的政策。二是在减少限制性措施方面将进一步发力。以房地产领域为例，目前房地产领域的限制性政策逐渐放松，预计今年一线城市的相关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二三线城市全面放开的大趋势会更为明显。
第四，发挥公共消费的“乘数效应”，首发经济是优先领域。公共消费能够带动居民消费，从而产生“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也可能造成一定“挤出效应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公共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增加公共消费时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是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领域。此外,首发经济是增加公共消费的优先领域。三中全会提出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等相关产品符合首发经济。
(五)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好耐心资本长钱长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新质生产力在我国方兴未艾，并形成了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下一阶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方向。一方面，由于基础条件不同，各地必须立足本地实际，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打破地区分割，改变“撒胡椒面”发展方式，防止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避免合成谬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从土地财政到新质生产力的新旧动能转换。其中，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布局前瞻性强、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高、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征，通过国企适度超前投资有助于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
第二，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总体目标”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重点战略工作部署。总书记在山东济南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完善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决定》进一步强调,“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扫
一是要以《决定》为指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聚焦科技创新体系短板弱项，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要不断建立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推动科技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畅通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质效。要鼓励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当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耐心资本
二是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这不仅包括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全面提升，最重要的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第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决定》强调，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是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确实要求“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但并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切实防止一哄而上、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二是是要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六)牢牢把握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推动力，能够加速生产要素流动，提升市场配置效率，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决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这是数字经济首次进入三中全会公报，我国将着力破除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第一，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要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的共享、确权、交易安全治理、跨境流动等机制。我国拥有海量数据资源,但当前数据权属与收益分配等问题尚未解决,掌握数据资源的主体往往不愿意开放数据共享，导致数据价值无法充分释放。因此，一是亟需构建适应数据特征与发展规律的数据基础制度，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确权与交易流通机制，在利益分配时兼顾效率与公平，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畅通数据要素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价值释放路径。二是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构建数据开放共享标准体系，使数据开放共享规范化、标准化、透明化。三是提升数字治理话语权，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在利用跨境数据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
第二，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要围绕建设行业技术平台、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等积极部署。数字技术创新被视为汇聚创新要素最多、应用前景最广的创新领域，更有可能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促使数字产业不断有更前沿的技术孕育萌芽。但当前我国前沿技术创新能力与美国等创新强国存在较大差距，基础研究与转化应用机制有待完善。对此，一是集中力量解决数字产业共性技术需求，可由行业龙头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创新平台，瞄准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牵引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二是增强数字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鉴于数字经济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必须立足我国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三是强调平台经济对创新的引领作用，头部平台企业凭借其资金和人才优势成为数字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也是前沿技术科研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参与者。
第三，数实融合能够广泛提高生产效率，本次会议将对数字经济的改革重点聚焦于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工业互联网等。我国工业化进入深度追赶期，想要在先进制造领域打造全球竞争优势面临较大挑战。数实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发展范式，塑造新的生产组织形态，赋能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开辟了新路径。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尚且属于我国数实融合的一片蓝海，能够聚合产业链上多环节、多种类企业和多种生产要素，提升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对此，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在政策支持下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在产业链链主企业的带头作用下探索建立贯穿行业的技术标准体系，共同提升产业链数实融合程度。
第四，在促进数实融合的同时，不能忽视实体经济自身的发展，要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为国民经济其他行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这同样需要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来实现。
(七)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为第三大改革任务单独成章，凸显了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决定》强调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重点战略工作部署。
教育方面，按照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设置学科，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其一，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通过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有利于形成更加完备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显著提升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其二，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不仅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教育机会，还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学术的交流，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同时也是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的体现。
科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企以创新创造为导向，支持民企牵头重大科技攻关，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其一，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其二，以央国企为战略引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任务。2022年9月6日，中央深改委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对“新型举国体制”给出了系统性定义。要突出战略导向，强化内在、长期价值，健全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国企以创新创造为导向，支持民企牵头重大科技攻关，打造创新联合体升级版，大力推进科技攻关，努力掌握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其三，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科技人才活力，促使科技人才投身于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中。在遵循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要着力解决物质福利、精神人文、工作环境、能力提升、政策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构建多种形式中长期科技人才激励机制。
人才方面，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领军人才，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新型生产资料的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其一，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需要打造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型人才，如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二是能够与时俱进，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如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其二，人才评价体系对于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对于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八)增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关注存量结构管理
本次三中全会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方面，重在增强政策统筹协调，关注存量结构管理。将着力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首先，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过渡到“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当下中国经济的挑战更多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显性化，经济转型期的宏观调控意在对冲新旧动能切换过程中的下行风险，并非强力刺激经济，不再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为唯一目标。因此宏观调控不只是聚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除了经济政策之外，也要将非经济政策一同纳入考量，避免取向不一致，政策效果被稀释。
其次，稳就业已上升至战略高度，就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切换的关键期，GDP增速承压是转型时期必然面临的问题，2023年7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就业提升到战略高度，意味着政策层面托底经济的重心已从“经济增长目标”转向“稳定就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的表述不同，本次表述为“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新，增“就业”做为宏观政策纳入宏观调控体系协同发力。
再次，探索国家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存量结构调整。本次会议提出探索国家资产负债表管理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脉相承，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传统宏观研究侧重流量分析(如GDP)，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飞速发展，存量指标的分析愈发重要。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则是存量分析，存量分析将更有助于发现结构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宏观风险。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各国资产负债表编制的进展。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摸清“家底”，全面掌握我国各区域各部门的经济实力，为优化各类存量结构调整提供依据。国家资产负债表能够提供一整套基础数据，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与管理服务。二是把控风险，更好跟踪结构性矛盾的产生及宏观风险的积累。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可以分部门统计数据，可以帮助识别结构性的错配和风险。三是优化存量，梳理调整政府、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结构，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产结构的优化可能包括优化政府和居民间的配置,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可能包括提升中央政府杠杆率，稳定地方政府杠杆率，通过降低间接融资比重，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适当降低企业杠杆率等。从政府部门来看，截至2023年末，中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为83%，低于美国(113%)、日本(219%)，高于德国(64%)，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仍有提升空间。2022年至2024年1季度末，政府部门杠杆率提升99个百分点，中央政府上升3.6个百分点、地方政府上升6.3个百分点,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增速低于地方政府,适当提升中央政府杠杆率,稳定地方政府杠杆率是可能的方向。
(九)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多措并举增加地方财力
本次《决定》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延续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径，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央地间财政关系三方面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方向，其中对央地间财政关系着墨较多，部分税收制度改革方案也被列入央地财政关系段落，从诸多方面落实“事权上收、财力下沉”。预算改革方面的亮点是将全部相关收入纳入国资预算管理、以及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税制改革方面，重点是优化结构，同时研究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一是多措并举增加地方财力。本次会议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一个重要方向便是补充地方财力，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此，我们梳理了《决定》中关
于补充地方财力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则地方，补充地方财力。我们在前期报告已对此进行了详细测算和分析，目前来看消费税改革已是“明牌”，而如何推进是关键，我们认为未来或将是分税目试点推进，其中还需要兼顾改革后的税收征管效率。例如珠宝玉石、金银首饰等高端、大额消费税目，后移至消费环节后，由中央征收效率或有所降低，而将收入部分下划至地方则可提高征管效率，提供增量收入。再如汽车类、酒类消费税收入下划至地方，可提高地方促进消费、改善消费环境的积极性。以上税种优先推进的可能性较高。
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并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这部分内容为本次会议首次提出，属于相对意外的增量信息，目前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税基是以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税额确定的，税率自1%-7%水平不等。基于三项税费的税基的相同且主要为地方税收，进行合并管理有利于提高征税效率。与此同时，授权地方在幅度内确定具体税率,有助于各地根据经济和企业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例如过去资源税的征收,逐步培养地方主体税种。
下沉非税收入管理权限，培养地方税源。目前我国非税收入构成主要分为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其中2013年占比较大的主要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基于地方政府对本地实际情况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能够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制定更加符合实际的非税收入政策，从而调动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差异化的非税收入政策也能更好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在给与地方管理权限的基础上，可以在非税收入中逐步培养适合各地经济结构的地方税源。
二是相关国有收入全面纳入预算管理，提高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本次会议提出要“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这其中主要包括了大量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国有企业。根据审计署2021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底仍有62个部门所属的1257家企业(总资产4793亿元)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且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等11家金融企业依托行政权力、国有资产资源取得的收入(2020年净利润131.66亿元)尚未纳入预算管理。对此，在今年年初印发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新规中，便已经提出:“加快推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一级企业按规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凭借国家权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机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纳入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这其中主要是指在国资委和财政部管理的国有企业和金融央企之外，各其他部委的下属企业。
在此基础之上，本次会议还提出“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这意味着伴随广义国有企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未来“三本账”收入和支出规模将有望大幅提升，有效补充财政收入，从收入增长和结构调整两方面强化财政宏观调控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
三是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支出固化。目前我国财政体制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在于总量层面是否还有债务或支出扩张的空间，而在于结构上央地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存在一定失衡，又由于现行财政预算的编制方法“只增不减、只动增量不动存量”，导致支出固化、僵化，结构性失衡难以调节，政府财力难以流向真正有需求的区域和重大项目建设。因此，预算改革是解决支出固化问题的“钥匙”。近年来较多研究也提出创新预算编制方式和管理理念，例如“零基预算”理念的推广。我国目前预算制定基本是在往年支出规模的基数上，按比例进行增减调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支出固化。而所谓零基预算，是指全部预算支出在编制预算时归零开始，根据新的发展方向，剔除以前不必要的财政支出项目，重新安排预算收支，使财政支出的使用符合现实需要。
四是研究与新业态相应的税收制度，持续优化税收结构。结合本次会议表述，我们认为，所谓与新业态相关的税收制度，一方面是指现有税收制度根据新业态进行相应调整，例如本次再次提及的“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我国开始实施部分综合所得税制，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按年度合并计算应纳税额，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这种改革旨在更公平地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并通过年度汇算清缴确保税负的准确性。但目前，诸如个体经营性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财产租赁收入等尚未纳入综合所得征税范围，也并未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这导致目前我国大部分个税总体规模较低，且大部分由工资性收入贡献，并未起到很好的税收筹集和收入分配职能。尤其是伴随当前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对于网上取得的相关收入界定不清，且存在偷税漏税情况。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指研究设立与经济业态相适应的新税种。例如，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经营范围跨越了地理和物理因素的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收益，而其价值创造建立在大量源自于居民、企业、政府端的数据资产之上。当居民、企业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对要素进行确权和征税便是未来长期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伴随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欧盟、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已经逐步将数字服务税纳入了实践范畴，并制定了相应的税收制度和法案。于我国而言，数字税长期来看或是大势所趋，但短期仍需要客观评估影响。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和占GDP比重不断扩大，由于数据要素的可得性较强、基数较大，且目前大部分为免费数据资源，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经营优势远大于传统企业。
(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制定金融法
本次三中全会金融体制改革以金融工作会议为基础，围绕金融强国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将着力从以下六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制定国家层面的金融法，统一金融行业基础性法律制度，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目前金融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金融监管缺少统一的基本法,存在监管重叠或空白,制定国家层面的金融法,将有助于实现全面监管，“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第一，可以明确界定金融活动范围，将各类金融业态、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用一部统一的基本法予以规范。第二，明确中央和地方监管权责。第三，目前的金融法律体系对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缺乏整体设计和跨行业跨部门的统筹安排,相关条款分散于多部金融法律法规中,需要上升为统一的法律制度加以明确。参考国际经验.德国于 1961年颁布了金融法，旨在监管和规范德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合规性。同时规定了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和权限，为实施金融监管提供重要依据。德国金融法做为德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法律基础，对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金融风险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加快建设推进金融领域的基本立法，将提高我国金融行业法治水平，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保障。
二是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将成为关键。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在未来的五个演进方向之一是货币调控的中间变量将从“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逐步转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以价格型调控为主需要加强政策利率对市场基准利率的固定作用，减少市场基准利率的偏离幅度和波动。过度波动可能会模糊货币政策信号，不利于向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无法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2024年7月，央行公告将视情况开展临时正回购或临时逆回购操作，央行已真正开启构建新利率走廊的探索。新的利率走廊是7天OMO做为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利率成为走廊上限,隔夜正回购利率成为走廊下限,DRO07做为市场基准利率在走廊区间内波动。7天OMO利率成为唯一政策利率，MLF的政策利率身份将逐渐淡出的路径更加明晰。参考国际经验,DR007做为市场基准利率,可能扮演类似 SOFR的角色。在利率传导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DRO07叠加央行引导向LPR传导，LPR再向债券、存贷款市场利率传导。
三是积极发展“五篇大文章”，服务国家战略。强调金融机构的定位是服务实体经济，完善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构，将推动金融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科技金融着力建立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我国在绿色金融已处于世界前列，但绿色金融标准和评价体系仍需加强统一。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的普及性和可及性。养老金融则聚焦增加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培育养老产业。数字金融则重在推动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作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偏高。截至 2023年末，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38%，显著高于德国(70%)、美国(77%)和日本(115%)。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一定程度上由于目前间接融资占比较高。未来提升直接融资占比，降低企业杠杆率可能是重要方向。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手段。深化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可能将成为发展多层次债券市场的重要举措，高收益债券与新质生产力更加适配，可以为科创型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便利科技型中小企业债券融资，支持科技创新。
五是支持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才是其稳定发展的基础。投资方面，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培养耐心资本，长钱长投，“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融资方面则重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相关举措包括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制度，完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约束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等。投资和融资的双向发力将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六是统筹安全与发展，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统筹安全与发展，体现在两个“稳慎”，一个“稳妥”。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呈现一系列新进展、新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2023年1-9月，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3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24.4%,同比上升7pct,为近年来最高水平。同时，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提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23年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为5.8%，同比上升1.6个百分点，排名上升至第二。国际清算银行(BIS)2022年调查显示，近三年来人民币外汇交易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由4.3%增长至7%，排名由第八位上升至第五位。本次会议提出建立统一的全口径外债监管体系，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加强对外资产负债监测，建立健全全口径外债监管体系。。全口径外债包括各类期限、币种和结构的债务工具，建立统一的全口径外债监管体系的措施可能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坚持外债总量控制，保持其在合理水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第二，满足合理融资需求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外债结构。重点支持利用外债资金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发展。同时防范短期外债风险,合理提高中长期外债占比，以及优化外债币种结构。第三，加强各部门协同，构建协调统一的外债管理体系，完善全口径外债统计监测制度，健全外债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截至2024年3月，我国外债余额2.5万亿美元，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为43.46%,安全性较高,且短期债务占比从 2019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十一)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次会议针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有三大变化。一是从章节设置上，十八届三中全没有设置专门章节谈及区域协调发展，本次会议不仅设置专门章节谈及区域协调发展，并且将其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二是本次会议沿用二十大报告和近期以来的有关政策文件，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发展战略进行了新定位。由原来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更新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三是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没有提及发展海洋经济,但本次会议在二十大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即依托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推动西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新在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如支持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三是新在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则是主要考虑到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尽管取得了明显发展成效，但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拉大，因此要取得新突破。新突破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四方面:一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依托本地优势，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以东北亚区域合作为重点，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四是加大政策支持，更好解决东北人才外流问题。四是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中部地区加快起意味着中部不仅要实现崛起，而且崛起的速度要更快。这是因为中部地区尽管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产业基础明显改善，但也存在产业雷同、创新能力不够强等较为艰巨繁重的任务。因此要加速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则指的是东部地区利用其经济基础较好、开放程度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优势，进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创新，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本次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布局顺应了当前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新挑战。经过多年探索，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果。一是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形成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统领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架构。二是区域经济在不断发展中不平衡性开始收敛，各地区GDP总量不仅取得了显著增长，区域间发展的相对差距在2003年前后也整体呈缩小趋势。但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以地谋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区域产业布局未能较好实现因地制宜、陆地关注较多而海洋关注不足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区域差距显著、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的新问题。
(十二)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针对城乡发展,本次会议有三方面新提法,一是对城乡关系的论述,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变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且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进行部署。二是首次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首次将新型工业化纳入进来。三是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方面、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城乡融合发展是对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的进一步升华，更加强调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与融合。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关注城融合发展。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此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沿用了这一表述。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本次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各级政府是城乡统筹的主体。城乡发展一体化强调城乡发展的一体化目标，即推动实现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强调城乡要素双向融合互动和共建共享，其表述更加符合现阶段的发展特征。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意味着后续乡村开展工业活动的空间进一步提升。长期以后，由于土地制度，以及担心城市资本下乡与农民争利，在农村地区利用集建设用地开展工业活动以及城市资本下乡开展工业活动面临诸多政策限制。本次会议将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统筹考虑，提出“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以及“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产业发展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升，后续在土地制度改革如农村建设用地开展工业活动，城市资本下乡，宅基地资格权外延，以数字技术为引领，发展农村新业态方面或将采取进一步举措。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方面，明确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进城落户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因流入地财政压力等因素难以得到落实。本次会议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据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流入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进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十三)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扩大制度型开放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我国正积极探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是较之过去“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而言更高、更深层次的开放。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以下三点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本次会议重点提出要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与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一方面，要求我国以现有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为试点，探索构建经贸规则衔接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并积极与周边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探索拓展自贸区建设，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RCEP等现有多边、双边合作平台，深化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积极探索CPTPP等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对接，提出更多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二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尤其是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服务业是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当前、我国货物进、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已分别超过14%和10%，但服务贸易仅占全球的7%和6%。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也显示我国服务业实际开放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此，本次会议强调要打造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体系，重点支持数字贸易、国际物流枢纽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等领域。同时要求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并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合作和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完善推进高质最共建“一带一路”机制。首先本次会议强调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该计划突出科技人才在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核心作用，并通过打造科技园区和创新基地、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等方式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科技创新合作，共享科技成果和发展经验。本次会议尤其强调强化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其次，会议提出要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我国已基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不断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为促进区域间经贸和产能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奠定坚实基础。未来，我国将持续优化互联互通网络布局，深化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推进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并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打造绿色低碳的基础设施网络。再次，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重大标志性工程通常涉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助于提升区域联通性和经济发展水平。“小而美”项目更注重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农业、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直接关乎民众的生活质量。二者统筹推进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带来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十四)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增强社保体系可持续性
本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医药卫生改革、人口这五大民生领域提出了更多系统性、综合性的措施，体现了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全面部署，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重点关注:
就业问题上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在往届三中全会上，主要强调增加就业机会，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但未对高质量就业和结构性就业矛盾做出具体述。本届三中全会更加强调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体现出当前国家面对新的就业形势，对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注进一步提高，要在有效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同时，实现更加充分和高质量的就业。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依托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兴经济形式的出现，促进就业多样化，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持续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也是当前及未来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任务。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本届三中全会相比以往更强调全国统筹和全覆盖，特别关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问题。体现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要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公平性，确保老有所养，确保每一位劳动者都能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益。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以医疗服务为主导”是指以提供实际医疗服务为核心，避免依赖药品、检查、化验等辅助项目的收入。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合理定价和收费结构，确保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提供的医疗服务本身，而非其他可能导致过度医疗或不必要支出的项目。作为深化医改的重要任务之一，旨在推进医疗服务体系改革，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在往届三中全会中，生育和人口政策主要集中在放宽生育政策和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对于县体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减负措施，以及详细的生育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提及较少。为应对当前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本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以鼓励生育、减轻家庭负担和促进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十五)租购并举，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相较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并未专门提及房地产,本次会议增加了单独段落论述房地产行业发展并将其列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之下，作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定位上来看，未来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将更多从民生角度考虑，“自主调控、因城施策”下各地房地产市场也或将延续分化，而完善房地产税制重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需求改善。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雷要关注:
一是租购并举，加大保障房供给。本次会议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其中供给端政策主要是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我们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披露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公报、及往年公开报道数据初步测算，截止2020年，需求侧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6平方米的家庭户数有4490万户，而供给端全国2020年保障房存量供应量大约为 3404万套，显示当前保障性住房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由各地方政府主导，建设规模也主要受到各地方政府的财力影响，未来保障房建设增长的趋势可能还需要结合相关地区的财力变化判断。
二是房地产需求侧提及的政策仍是“自主调控、因城施策”’。基于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增长接近上限,且保障房供给也将覆盖部分刚需群体,限购政策的调整对于需求侧的影响或许有限,目前主要决定因素是库存水平和人口流向。伴随“因城施策”政策的深化，对于房地产调控的主体责任主要落于地方政府，房地产行业告别普跌普涨阶段，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伴随各区域住房库存和人口流入水平的差异，各地房地产交易量和交易价格或将进一步分化。
三是完善房产税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本次会议所提及的“完善房产税制度”应该是指现行房产税制度的调整，而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及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我们认为，未来房地产税收制度将更加灵活和精准，立足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市场特征，确保税收制度能够适应市场变化，降低开发环节、交易环节的税负。而房地产税的推出仍需时间观察。
(十六)统筹发展与安全，大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安全，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粮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当前，我国正通过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优化种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管理等措施，确保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然而，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粮食需求持续增加，对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能源领域也面临资源约束、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因此，加强能源安全能力建设，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和清洁能源发展，是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和可持续的关键。预计未来在粮食和能源领域将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高效节水农业、智能农业等现代技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能源方面，随着清洁能技术的进步，预计未来将继续大力发展新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供应的清洁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在国家储备体系建设上，将加强粮食储备和供应链管理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储备结构，提高储备物资的多样性和覆盖面，确保粮食和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应急响应能力。
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决定》提到要“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预计与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方向，例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仍将在中央资金支持下稳步推进:重点领域生产能力持续保障，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角度来看，粮食、能源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思路或将有别于其他行业，仍需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采取市场与政府统筹的发展思路，保障重点领域的生产能力。不会被外部攻击或崩溃并产生重大风险。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贸易摩擦、疫情冲击等，导致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面临挑战。特别是关键技术和原材料的供应链，如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决定》明确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以及“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国有资本将进一步加大对重要领域的投入，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卡脖子技术领域，将加大研发投入，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在关键的产业链供应链上国有资本也会加大投入和掌握力度，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灵活性，增强供应链的适应性和响应速度。确保国家发展和安全由国有机构把握，降低消除产业链供应链被“卡脖子”等情况所造成的国家发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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