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策略专题：“乡下者悲歌”透视美国大选ESG问题

美国 ESG 发展的十字路口

2024 年 7 月 15 日，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此前，在 2016 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万斯是特朗普的公开批评者之一，2016 年 2 月，他在《今日美国》中写到，“特朗普的实际政策建议，不管它们是什么，都从不道德到荒谬不一”。然而在今年，他竟然选择成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这种剧烈的转变值得深思，而他的著作《乡下人的悲歌》也再度引发大众的讨论热潮。 在书中，万斯主要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不平衡、阶级固化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尤其是俄亥俄州等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落，以及中产阶级的困境。在过去的60余年间，尽管整体财富在增加，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大规模地由中产阶级向最富裕家庭转移：1963 年，高收入家庭（第 90 百分位及以上）的收入是中产家庭的约 36 倍；到 2022 年，则增加至约 71 倍，书中思路与ESG 的S（社会）环节密不可分。

获取中产阶级的支持是赢得美国大选的关键，解决压迫中产阶级的社会（S）问题也成为大选时的重要议题之一。一直以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都是投资者、企业和政府的重要考量因素，随着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和治理失效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在美国，当前 ESG 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从全球维度来看，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其在 ESG 政策和实践对全球市场具有重要的导向和影响。而从美国国内来看，其 ESG 发展受到国内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美国已然清晰呈现出支持 ESG 发展和反 ESG 浪潮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不断冲突碰撞，特别是在大选期间，ESG 议题往往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而不同党派和候选人的ESG立场和政策主张则直接影响到选民的选择和美国未来的政策发展方向。与往届大选不同的是，本届大选正好是美国历史上反ESG 浪潮最为激烈的时期，而随着本届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ESG 议题作为各候选人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工具，其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两位候选人对ESG 政策的态度也成为美国未来国家政策的重要风向标，也是大选和辩论中避不开的“必答题”，不仅对投资者和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为全球 ESG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

ESG 在美国的政治化历程

1. ESG 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与发展

ESG 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每个阶段都受到国内外环境、社会需求和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

①萌芽阶段：在 ESG 概念正式提出前，美国就在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方面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政策和环保实践。例如1970年，美国成立环保署（EPA），并通过和颁布《国家环境政策法》，标志着环境保护正式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议程；80 年代到 90 年代，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概念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社会责任投资（SRI）开始兴起，对企业的社会和环境绩效也纳入了投资考察范围。1997 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在美国非营利环境经济组织（CERES）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起下正式成立，可持续发展报告事实上已然涵盖了环境（E）、社会（S）、治理（G）三个方面。

②ESG 概念的正式提出：2004 年，ESG 概念在联合国报告“Who Cares Wins”中被首次提出；两年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起了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并提出了“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将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三者结合，首次建立了ESG 理念和评价体系，将ESG要素纳入公司的日常运营和重大决策中，以降低相关风险，并强调可持续发展和长期收益。就美国国内而言，ESG 理念被正式提出后，2010 年美国证监会（SEC）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披露指导意见》，该文件首次涉及上市公司ESG治理理念，要求上市公司对相关环境信息开展披露。次年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ESG 信息披露简化法案》，法案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定期公开其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绩效和具体表现。至此，美国正式迈上了ESG 发展之路。

③加速发展阶段：近 15 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和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加深，ESG 政策在美国加速发展。2015 年，奥巴马政府签署了《巴黎协定》，积极推动气候政策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尽管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巴黎协定》，在气候政策上有所倒退，但社会和治理议题仍然是关注热点。拜登上台后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推出系列法案，如《削减通货膨胀法案》等，推动绿色能源和减排目标，同时在劳工权益和公司透明度等方面也采取了主动措施，ESG获得加速发展：前进的过程中虽然伴随着反 ESG 的声音，但整体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趋势。

ESG 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发展历程是政治、经济、社会三者合力的结果，其中政治因素是关键支柱，美国 ESG 的发展离不开系列法律法规的支持。2010年美国证监会（SEC）发布《关于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披露指导意见》正式揭开了美国形成 ESG 政策法规体系的序幕。近十年来，历经三代政府的发展ESG 政策脉络逐渐清晰化。

总体而言，过去十年，美国在 ESG 政策方面经历了显著的发展。虽然三届美国政府有偏向保守和偏向积极的两套不同打法，但整体上看，依然展示了美国对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公司治理的不断关注和推进。未来，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不断推进，美国 ESG 政策也将继续演变和深化，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键性要素。

2. 当前美国大选背景下强调 ESG 议题的必要性

当前，在美国的党派政治下，随着政治极化的不断加深，美国两党在各类政治议题上呈现出“针尖对麦芒”的互不相让态势，而 ESG 议题也逐渐变得高度政治化。共和党和民主党在 ESG 问题上的分歧较为明显，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共和党对ESG 议题的态度偏向保守，对政府加入进行干预和监管的行为持保留态度；而民主党则在 ESG 议题上显得更加开放和积极，倾向于通过政策和法规推动ESG发展和可持续政策的实施。 加入了海外党派政治的因素后，美国的 ESG 发展则不再仅是一个单纯的可持续发展议题，而带有了政治化的色彩。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反映在立法和行政举措上，也渗透到了企业的运营实践和投资决策中——在美企业在制定自身的ESG策略时，必须考虑到可能变化的政策环境和政治周期，从规避风险、应对风险的角度出发，审慎地制定 ESG 政策。

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政治辩论和立场的摇摆，在大选期间更加明显。其一是大选期间，ESG 议题成为各候选人和不同党派之间挑起辩论和流量的焦点，以及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工具。近年来 ESG 议题在美国本就受到反对浪潮的影响，是各方争执不下的焦点，在这一热点问题上旗帜鲜明地亮出己方观点，候选人能够通过强调自己的 ESG 政策，向选民展示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社会公平和改善公司治理方面的承诺和能力，以期获得更大的声量和更加坚定的支持。其二是 ESG 议题越来越受到选民的关注，成为企业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着气候危机、社会不平等、经济下行等问题，选民和公众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等相关的 ESG 议题。特别是年轻选民和具有环保意识的选民，他们在投票时更倾向于支持那些在 ESG 方面展现出较高的政绩和雄心的候选人。例如，在气候变化方面，低碳减排、可再生能源计划和碳税政策等受到环保组织和社会活动家的支持；在社会责任方面，员工和少数族裔更为关注劳工权益、社会公平和社区发展等问题；在公司治理方面，企业和投资机构等可能关注透明度、治理框架、问责制和反腐败措施等。

通过这些政策主张，美国大选候选人具体地回答了选民的关切，并展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故而，无论是从议题本身自带的流量来看，还是从选民的高度关注来看，ESG 议题在大选中的重要性都不容忽视，不仅影响了选民的投票行为，也可能决定未来四年的环境与社会方面的政策方向。

ESG 立场：特朗普VS 拜登

1. 特朗普的立场

在第一次参加大选时，特朗普对 ESG 议题，尤其是环境（S）分支，表达了强烈的不信任和反对立场。2016 年 10 月，特朗普竞选团队就《巴黎气候协定》发表声明称这是一项“糟糕的协议——通过提高电价和增加税收给美国家庭带来巨大成本”；特朗普认为，“全球变暖是自然发生的，而非人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并表示支持撤销《气候行动计划》和《美国水域规则》，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改革监管环境。 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3 月 28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废除奥巴马时期的《清洁电力计划》，履行大选时对撤销对煤炭开采和燃煤发电的监管的承诺。4 月 28 日，再度签署行政命令修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租赁计划，表示要恢复海上能源生产，使美国更加安全，能源更加独立。6 月 1 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认为该协议对美国不公平，将减少美国的就业机会；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停止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支付款项。在其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撤销了 100 多项环境法规，并退出了《巴黎协定》。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一系列能源和环境行动表明，他对于以环境为代表的 ESG 事项的态度和立场是偏向消极的，甚至直接表达该理念为“欺诈”，将剥夺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 2020 年的第二次竞选中，特朗普继续强调经济复苏和能源独立，同时对ESG问题持批评态度。他猛烈地抨击民主党提出的“绿色新政”，认为该政策会损害美国经济并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同时，他继续支持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高碳行业，并表示在疫情期间，所有的重心应该倾向于经济恢复上。然而与他强硬的论调不同的是，2019 年 4 月 10 日，特朗普曾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关于促进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增长的行政命令（EO13868）》。在该项行政命令的第 5 节中，讨论了能源部门投资中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因素的问题。与之前强硬的反对立场不同，该项指令中认可了ESG 监管和信息披露对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性——“美国的大部分融资都是通过其资本市场进行的。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深、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其受益于数十年的健全监管，这些监管以信息披露为基础，根据客观标准，这些信息对寻求做出合理投资决策或了解当前和预计业务的投资者和所有者至关重要”；此外，还强调了“美国资本市场在公司对股东负有受托责任的原则下蓬勃发展，努力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这与公司的长期增长相一致”。这种矛盾的做法说明，尽管特朗普政府不像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样积极地支持和考虑 ESG 要素，但却不能再否认ESG 要素正在以鼓励更广泛的整合来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并逐渐融入主流投资管理，尤其是大型投资机构对 ESG 的支持——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2018 年，有超过六成的机构投资者改变了投票方式或纳入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

2024 年大选开始，ESG 再度成为对立引流的抓手，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延续其对ESG 问题的批评立场。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团队发布了其参加2024 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施政纲领，称为“第 47 号议程”（Agenda 47）。特朗普竞选团队称，这是“唯一一份全面、详细的官方计划，介绍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后将做什么”；特朗普本人也表示，这将是他成功当选为美国第 47 任总统后要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在“第 47 号议程”发布的视频中，特朗普誓言要“再次禁止阴险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以保护美国人辛苦赚来的储蓄和投资免受金融骗局的侵害”。特朗普认为拜登废除了他先前颁布的 ESG 禁令是在“利用我们老年人辛苦赚来的积蓄玩弄政治...试图用你的钱来资助边缘左翼事业，而牺牲了你的利益”，并表示回到白宫时候，将与国会合作签署行政命令，颁布ESG 永久禁令。

具体而言，在 ESG 三个维度，特朗普持有不同的政治举措。可以看出，特朗普对ESG 议题的反对主要集中在环境（E）层面，尤其是能源和气候问题上，特朗普反对以保护气候为理由，限制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高碳行业的发展。但在社会（S）维度，其愿景与 ESG 理念基本保持一致。而在治理（G）维度，在诸如腐败等问题上立场一致，但核心区别在于特朗普反对加大政府监管的力度，认为这将阻碍自由市场的发展。

除特朗普本人外，其竞选团队和竞选支持者的态度也值得参考。2024 年7月15日，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avid Vance），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同为“MAGA 系（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成员，并作为今年 1 月宣誓就职的七名新参议员之一，万斯对 ESG 的看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与特朗普的立场相同，万斯也对 ESG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万斯作为《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被认为是工人中产阶级的代表，他认为“ESG 基本上是一种大规模的诈骗，目的是让华尔街和国家金融部门致富，而牺牲的却是那些实际上为俄玄俄州的中产阶级工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行业“。同时，万斯还认为ESG实质上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渗透，过度的监管干预是对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原则的背叛。 2024 年 7 月 14 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特朗普枪击事件后公开宣布支持特朗普的竞选，并承诺每月向亲特朗普派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4500万美元，为特朗普的竞选提供经济支持。作为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多次公开反对 ESG。2022 年，特斯拉被移出“SPX 500 ESG 指数”后，马斯克发帖称“ESG是一个骗局，被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武器化”。2023 年，在部分烟草公司和石油公司获得了高于特斯拉的 ESG 评分后，马斯克再度公开对ESG 投资发表了批评性言论，称“ESG 是魔鬼”。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商界ESG 反对者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 ESG 评分的透明性和客观性存在质疑，其二是认为ESG评分是舍本逐末，使企业偏离股东利益和企业效益的核心目标，而过度追求社会和环境绩效。

综上所述，万斯的加入以及马斯克的背书，为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助力，特朗普团队在 ESG 议题上持“高调且尖锐的反对立场”，不仅为其总统竞选炒高了热度，还吸引了大批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ESG 持反对态度的选民。

2. 拜登的立场

虽然拜登已经退选 2024 年美国大选，但其 ESG 方面的发言表述和政策主张依然可以作为其背后民主党或继任竞选者哈里斯的参考，本文在此一并梳理分析。与特朗普的反对立场不同，拜登对于 ESG 议题的立场一直是较为积极的。在2020年大选中，拜登的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政策聚焦于环境（E）维度，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发展，并鼓励在社会（S）和治理（G）维度提高社会公平和公司治理标准。

2021 年拜登担任总统以来，发布了一系列支持 ESG 发展的法案，包括否决特朗普政府的 ESG 投资禁令、以及一系列行政命令：“关于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以及恢复以科学应对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关于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关于设立气候变化支持办公室的行政命令”、“与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行政命令”、“关于通过联邦可持续性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和就业的行政命令”等。其中，被认为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2022 年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该法案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医疗和社会政策、增加税收收入和减少联邦赤字事项上展现出了雄心，在气候上的投资高达 3,690 亿美元，占总支出的84%，其中能源行业占据了气候投资部分总额的 64%，展示了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追求。该法案的实施对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ESG 投资的核心理念，旨在推动美国向更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模式转型。

根据拜登政府在 2021-2024 年的执政表现和现有的政策方向，以及他在近期的公开辩论中的表述，可以推测出民主党将在 2024 年大选中继续深化和扩展其ESG政策，延续积极的态度，继续深化和履行在 2020 年的承诺。2024 年6 月2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举办了首场总统大选的公开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拜登重点讨论和回应了经济、堕胎、移民、外交政策、美国黑人政策、气候变化、社会保障、儿童保育等最受选民关注的事项。将本次辩论与其他公开表态结合，可以从中提取拜登背后的民主党在本次大选中可能推行的ESG 政策。

拜登及民主党的这些 ESG 政策导向旨在推动美国经济向绿色和包容性方向转型，提高社会公平和企业透明度，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些ESG 政策的实施将对美国经济和企业盈利产生深远影响。总体而言，拜登和特朗普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政策上的立场截然不同。拜登致力于减少碳排放、投资可再生能源、提高社会公平和企业透明度；而特朗普主张放松环保法规、支持化石燃料行业，减少政府干预，并反对严格的 ESG 标准。两者的政策将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ESG 政策的经济影响

1. 美国整体经济发展方面

根据皮尔逊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 年大选中，经济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73%），尤其是在高物价的背景下，大多数美国人表示，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72%）以及住房成本（64%）是他们最为担忧的问题。

特朗普和拜登两种截然不同的 ESG 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整体经济发展方面，特朗普的 ESG 政策在短期内会刺激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就长期而言，拜登的 ESG 政策更加符合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要求。

特朗普的 ESG 政策倾向于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减少政府对环境和社会治理的干预，并强调将会扩大中产阶级的利益。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清晰地描述了美国社会分裂现状：在经历了 1973 年的经济大衰退时期和80 年代的大发展时期后，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弊端逐渐暴露，中产阶级成为经济改革、科技革命、全球化的“牺牲者”，美国的阶级固化严重，产生了发展的严重不平等现象。而特朗普的制造业发展计划指向的正是美国工人的困境。

其一，特朗普强调经济发展才是首要优先级，气候保护事项等不得阻碍美国的经济发展，主张支持传统能源和化石燃料行业。短期内，这将大幅扩大能源生产，从而降低能源成本，并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就业和投资。但长期来看，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这种政策可能会使美国固步自封，错失新能源发展的先机，在之后的新能源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二，特朗普对 ESG 理念的另一个不信任和反对的点在于认为ESG 是过度的政府干预，将阻碍自由市场的发展。故而，特朗普主张减少政府监管，在环境方面可能会倾向削减环保署（EPA）的预算，放松对空气和水污染的法规；在企业治理方面，有望放松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以及信息披露的严格要求。这种做法，短期而言会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尤其是对传统能源行业（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而言，放松污染排放标准可以减少企业在设备和流程改进上的支出，短期内刺激企业的财务表现。但就长期而言，如果不辅以相应监管手段，放任企业完全自由行事，将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资源枯竭的问题，甚至可能威胁公共健康，进而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拜登的 ESG 政策更加倾向于加强对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的监管，推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在整体经济方面，拜登的 ESG 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成本，但在中长期上，能够形成并推进绿色产业链的发展，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特征。 其一，拜登主张利用绿色经济投资来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拜登政府将通过大力投资于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向低碳和可持续方向转型；并利用清洁能源项目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短期内，这是美国财政的一笔重大支出，但中长期内将会带动绿色产业链的发展，创造大量的清洁就业机会，并提升美国在全球绿色经济中的竞争力。

其二，与特朗普不同，拜登主张加强环保监管，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并要求上市公司定期开展 ESG 披露，将 ESG 要素纳入投资决策考量。短期内，这可能会增加环保署的预算，并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但长期来看，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的绿色循环，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总而言之，经济增长是美国公众和选民的核心关注点，而特朗普和拜登的ESG政策着眼点有短期和长期的不同。特朗普更加强调快速、能看得见的短期收益，而拜登则更加强调绿色经济的长期效应和美国在低碳经济中斩获话语权整体考量。

2. 企业盈利方面

美国 ESG 政策对企业盈利产生的影响可以被分为正负两方面。从正面来看，一般认为施行 ESG 政策的企业具有更佳的治理能力和对抗风险的能力，故而也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但从负面来看，施行 ESG 政策会给企业增加更多的运营和合规成本，并会给企业的商业日常带来更多的限制，以及资源分配的要求。特朗普和拜登显然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考虑。特朗普认为应当禁止ESG 投资，不让ESG要素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阻碍因素，并强调，剔除 ESG 将通过减少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对公司的合规要求，这将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运用于核心业务和创新上。这在短期内，可能会促使企业盈利的增加，尤其是对于传统能源和重工业领域的企业。但长期来看，由于国际社会上的投资者和消费者越来越重视 ESG 要素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忽视ESG 标准可能会削弱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影响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和市场份额。而拜登的 ESG 政策则鼓励企业运用 ESG 理念来改善运营和治理。这不仅能够提升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还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哈佛大学的一项 ESG 研究表明，良好的 ESG 举措能够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财务业绩，这可能是因为公司更好地管理了其重大 ESG 风险，从而促成盈利能力提高。

总体来看，特朗普的反 ESG 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将会刺激公司盈利能力的增加，但就长期而言，ESG 要素能够指导公司改进治理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3. 国际外贸方面

特朗普的 ESG 政策在国际贸易方面侧重于减少政府干预和环保法规，鼓励自由市场运作。其中，放松环保监管和对劳工和社会标准的限制可能会导致进口商品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放宽，从而减轻外企进入美国市场的合规压力。拜登的 ESG 政策重点在加强环境保护、提高社会公平和企业治理透明度。其中，环境标准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推行碳边境税，增加碳密集产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相应地，拜登还可能在贸易协议中加入更严格的劳工保障条款，对在生产供应链中劳工问题上较为薄弱的国家造成限制。同时，拜登政府着力于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对企业存在 ESG 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需要提供更多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信息，从而增加合规成本。尽管特朗普和拜登在 ESG 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可能会对整体外贸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二者对于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却有着同样的忌惮，在这一问题上，二者可谓是殊途同归，充分体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的特点。

拜登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利用其 ESG 政策来试图扭转一直以来与海外的国际贸易中处于巨大的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以各种道德或环境等ESG 为由，无端指责别国的不公平贸易实践和劳工侵犯，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实则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封锁新兴市场的科技发展等，高筑关税壁垒，不仅影响了美国与非美间经济关系的稳定，还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了不良影响。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设置了一份所谓的贸易“黑名单”——“实体清单（Entity List）”。该实体清单于 1997 年首次公布，最初的目的在于“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之后的发展中，范围逐渐扩大至所有被臆想为“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外交利益实体”。在新兴市场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后，美国陆续对成百上千家企业开展出口管制和实体清单制裁，主要集中在一些具有战略重要性和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尤其是高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拜登政府时期，共有 353 家中资企业被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其中61%都归属信息技术行业。

对 ESG 理念持反对立场的特朗普则主要采用关税和贸易壁垒的方式来来保护美国企业，增加国外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与ESG 标准无直接关联，但对中美贸易关系和非美企业出口美国造成了实质影响。2018 年 7 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贸易局势关系紧张。此后，双方开展了数轮的关税行动。截止至2020 年1 月15日，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长达 18 个月的贸易紧张局势得以缓解。至2020 年 8 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总额达 5500 亿美元。美国加征关税对多个行业产生了影响，这些行业涵盖了从技术和电子产品到农业和制造业。

不论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信息技术行业都是被列入实体清单最多的行业。美国政府针对信息技术行业开展广泛制裁，与该行业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有关，尤其是在高科技和网络安全领域。据美国单边的说法，出于对“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的考虑，美国将相关的企业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控制敏感技术和产品的出口以防止潜在的“安全威胁”。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今年把“对外贸易”问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他在竞选纲领中称，“我的核心愿景是对我们的税收和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亲美改革，从惩罚国内生产商、奖励外包商的拜登体系转变为奖励国内生产、向外国公司和向美国出口就业岗位的公司征税的体系。他们将得到奖励，而且是丰厚的奖励。我们的国家也将受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分阶段对大多数外国产品实施普遍的、基本关税制度。除此之外，关税将根据各个外国货币贬值的程度逐步提高。”同时，特朗普强调，将实施一项为期四年的全国制造业回流计划，恢复美国的供应链，禁止非美地区拥有美国所有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减少对由海外所提供的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产品的依赖。 特朗普还宣称，成功当选后将与国会合作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特朗普互惠贸易法》（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旨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阻止美国就业机会流失、并创造新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以充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美国优先的地位。同时，宣称将撤销新兴市场的最惠国地位，并阻止海外市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防止电动车出口；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脱钩断链”。

与特朗普一样，万斯的政治主张的核心也是“美国优先、重振制造业”。万斯自己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一个著名的“铁锈地带”，曾经尽力过制造业的繁荣，如今受到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冲击逐渐没落。美国“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万斯，自认为深知底层家庭和中产阶级的困境，因而在政治立场上更加注重社会的改革，尤其强调以制造业的回归重振底层白人和中产阶级工作者的地位，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给他们带来所谓的“希望”。作为“MAGA”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与特朗普一样，万斯主张在外交和贸易领域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在对外政策上，与特朗普比之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疑是一个十足的“强硬派”。奉行“亚洲问题优先”原则，万斯曾公开表示过，自己并不关心乌克兰危机的局势，只关心如何应对与亚太新兴市场的竞争。万斯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应该将亚太区作为美国的重点竞争对手，在其著作《乡下人的悲歌》中，万斯认为美国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区的衰落与亚太新兴市场制造业的崛起和美国先前的放任有关。在之后的对外贸易问题上，万斯支持特朗普的做法，甚至表示针对亚太新兴市场要制定专门的税法进行征税，以加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发展。 总而言之，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在对外国际贸易上都保持着限制、打压和封锁的态度，ESG 政策的倾向并不影响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立场，在这一问题上，ESG 只是被利用作为贸易反制的借口和手段。

展望：美国两党对ESG 议题的态度

总体而言，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 ESG 议题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分歧。从统计各州颁布的积极 ESG 政策或反 ESG 法案的地图能看出，蓝州（民主党的“票仓”）对 ESG 的态度较为积极，采取了一些推动 ESG 发展的举措，甚至立法支持；而红州（共和党的“票仓”）则对 ESG 态度更为消极，采取一些反ESG 措施，并颁布州层面的反 ESG 法案。

民主党主张采取积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政策来推动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2024 年 7 月 21 日，拜登退选后，哈里斯有望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 ESG 问题上，哈里斯一直与拜登的立场保持一致。在其担任美国参议员时，哈里斯是“绿色新政”的早期发起人之一，并曾公开表示过将把气候危机作为首要任务。具体而言，哈里斯可能继承拜登的 ESG 遗产：在环境（E）维度，主张推动更加严格环保法规，推行碳税或碳交易市场，并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如《巴黎气候协定》等。在社会（S）维度，则提倡提升社会福利和社会平等，尤其是多样性和包容性层面，增加更多关于民族、性别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保护和支持措施。在治理（G）维度，强调ESG 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要求公司在其财务报告中披露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的信息，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 共和党则倾向于在 ESG 问题上采取消极立场。自强硬的“MAGA（MakeAmericaGreat Again）”系成员万斯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后，共和党的反ESG 倾向愈加明显。MAGA 系强调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和保护美国工人的利益，在ESG 问题上与传统保守派的立场具有相似之处，但比之更具激进色彩。万斯对ESG的态度在近年来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尤其是在环境（E）维度，由最开始承认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性，转变为质疑气候变化中的“人为因素”，坚决反对ESG投资；尤其主张废除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中的相关内容。

但总体而言，美国两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的政策上，歧义主要发生在环境 E 和治理维度 G：民主党支持采取主动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而共和党则认为不能以气候变化为由阻止经济发展，尤其是限制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同时，民主党支持政府采取主动措施监管企业的 ESG 活动，包括信披和投资等，而共和党则反对过度的政府监管，认为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在社会维度上，美国两党的共通点较多——都关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在实现路径上有所不同，例如，民主党主张用绿色经济带动就业，而共和党则主张恢复传统工业和制造业的活力以带动就业。

未来，受到政治极化的影响，美国两党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上采取不同价值观和策略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ESG 议题涉及环保标准的松紧、政府干预和企业监管的必要性等重要问题，将成为重点辩论对象。而总统大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未来的 ESG 政策走向，决定美国在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战略重点和实施力度。这种政策分化将对美国经济、企业运营以及国际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