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胀同比为负普遍超过一年
1998 至 1999 年，中国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趋势3。 CPI自 1998 年 4 月开始连续 22 个月同比负增长，并于 1999 年 4 月和 5 月创下 CPI同比增速的历史最低 值（-2.2%）。CPI 出现连续负增长的时长是有数据统计（1987 年）以来的最大值。 PPI自 1997 年 6 月开始连续 31 个月同比负增长，PPI 连续负增长的时长为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次大值，仅 次于四万亿之后那一轮（2012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历时 54 个月）。 GDP 平减指数从 1998 年 Q2 起连续七个季度为负。GDP 平减指数出现连续负增长的时长同样也是有数据 统计（1993 年）以来的最大值。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 6 月至今 GDP 平减指数已连续 6 个季度为负。
（二）外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压制中国出口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重创了亚洲经济。亚洲主要经济体货币纷纷大幅贬值，朱镕基总理代表中国 政府承诺人民币三年不贬值。 1998 年，中国出口快速滑坡。自 1997 年 12 月起，中国出口从逾 20%的同比增速迅速降至个位数的增 速，甚至在 1998 年 8 月至 1999 年 6 月持续负增长。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降幅更为明显。 1998 年 6 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大洪水。全国接近 2 个月的停工潮，粮食大幅度减产，生产和内需 都遭受严重冲击。
（三）内在经济：多年重复建设造成产能过剩
1992 年全国大干快上，各地兴起一轮空前的投资热潮。 1992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为 44%，1993 年更是高达 62%，创下历史新高。1994 年固定资产投 资依旧保持着 30%的同比增速，规模来到 1.7 万亿元，是 1991 年的 3 倍多。 在新一轮发展热潮刺激下，经济增速从 1990 年的 3.8%、1991 年的 9.2%一举跃升至 1992 年的 14.2%。针 对随之而来的经济过热问题， 1993 年开始，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5 年 7 月，5 年以上中长期贷款利率高达 15.3%，远高于 1993 年初时的 9.72%。
空前的投资热潮造成了低效产能重复建设与低端产业重复投资现象。这一现象在纺织行业尤为突出。 1990 年代，政企不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各地产业 结构日趋相似、工业产品结构日趋相似、支柱产业选择雷同，企业规模小而分散4。 纺织业能外汇创收，1992 年纺织业出口创汇 246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比重高达 29%。并且技术门槛低且 投资见效快，几乎成为每个城市创汇的标配。 据国务院统计，1995 年，全国 97%以上的县级市都至少拥有一家以上独立的纺织企业。以济南为例，纺 织局直管企业最多时有 47 家，仅市区内就有一棉到七棉，还有印染一到三厂、毛巾一到三厂、纺织机械厂、 合成纤维厂、化纤厂、毛纺厂等。1996 年全国棉纺锭高达 4200 万，纺织企业达到 6 万家，全行业从业人数接 近 700 万人。 过度投资带来纺织企业营收规模飙升，却带来了利润锐减，甚至亏损。 1995 年纺织业营收规模达到 4257 亿元，较 1988 年涨了 168%，但当年却亏损 41 亿元，与之鲜明对比的是 纺织业在 1988 年利润高达 121 亿元，创下阶段性新高。纺织业由出口创汇、增收又增利的地方经济发展的支 柱性行业，逐渐成为经营困难最大、亏损最为严重的行业。1998 年纺织业出口创汇占比 22%，营收占比 6%， 却全行业亏损 32 亿元。 不单单纺织业，其他工业产品，如煤炭和钢铁等工业原材料，也存在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 1995 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 9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全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 60%以下。如照像胶卷仅 13.3%，电影胶片 25.5%，电话单机 51.4%，彩色电视机 46.1%，家用洗衣机 43.4%， 自行车 54.5%，内燃机 43.9%5。 1995 年煤炭和钢铁等工业原材料利润大幅下滑，生产能力过剩已有征兆。原煤产量 13.61 亿吨，较 1985 年增长 56.1%，大量小煤矿遍地开花，行业最终于 1998 年出现亏损。钢产量 9535.99 万吨，较 1985 年增长 1.0 倍，但以钢铁为代表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却开始下滑，不足 1993 年峰值的 4 成。 199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大多数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矛盾更加 突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
（四）国企亏损，银行不良飙升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因多年低效产能重复建设与低端产业重复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已经 显现，海量闲置产能与巨量库存并存引发产品价格下跌，多个行业增收不增利，甚至开始亏损。
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出口快速滑坡，对中国出口创汇的行业予以重创，进一步加重了企业亏损。 企业库存增加，1998 年底，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达到 6093 亿元，约占同期流动资产的 13.6%。 企业亏损加重，1994 年， 39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发生全行业亏损的只有煤炭、食品和纺织等 13 个行业， 亏损总额只有 58.58 亿元。1997 年，亏损行业则增加至 25 个行业，亏损总额增加至 258.86 亿元6。 同时，国企的严重亏损通过贷款逐渐蔓延至银行体系，导致四大行不良率飙升。 由于国企亏损严重，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大量贷款到期无法收回。统计数据表明，1998 年，中国金融机 构资产总计 11 万亿元，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余额就超过了 2.3 万亿元，是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 2.2 倍，占当年 GDP 的 27.3%。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1997 年估计，我国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 20%以上7。1998 年 6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告，海南发展银行由于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而破产，成为了我国第一家破产的银行。 四大行的资本金充足率也很低。据 2000 年 9 月统计数据8，中国工商银行资本金充足率为 4.57%、农业银 行为 1.44%、建设银行为 3.79%，只有中国银行为 8.5%，达到巴塞尔协议最低要求 8%的规定。当时国际金融 界曾评论，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事后来看，中国政策扭转这一轮通缩面临的挑战极大。
（一）传统逆周期政策积极发力
货币政策率先转向，央行于 1996 年 5 月实施首次降息，提振私人部门信贷需求。 1998 年 2 月起，加大了货币政策放松力度，从 1998 年到 1999 年末，仅 2 年时间，累计实行了两次降准 （由 13%降至 6%）、4 次降息（5 年以上贷款利率由 10.53%降至 6.21%），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 自 1998 年 1 月起，政策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出台一系列支持企业信贷举措，如降低出口准备金率、发文 要求针对小企业合理贷款需求应予以满足等。 1 9 98 年，首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随后财政政策定调转向，促内需。 从旨在消灭赤字的适度从紧财政政策，转向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允许扩大赤字规模。在此之后政府财政 力度不断加码，赤字创记录高位。直到 2005 年才改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1）增发长期国债用于基建投资。1998 年增发 1000 亿，1999 年 3 月、8 月分别增发 500 亿和 600 亿， 2000 年增发 500 亿，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 （2）增发特别国债，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1998 年增发 2700 亿元； （3）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支持企业出口。1998 年提高纺织品、机械设备、电器和电子产品等 20 类产品 的出口退税率；1999 年全面提高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达到 15.51%。 （4）减税或税收优惠，支持企业扩大投资和产业发展。1999 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2000 年直接取消，以拉动私人部门投资。对软件产业、集成电路实行税收优惠以支持科技发展；对公有制单位职工 首次购房免征契税等。 （5）提高下岗职工保障力度； （6）取消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0 年取消一批由各地颁布的涉及交通和车辆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府性基金和政府性集资项目，总计 238 项。平均每年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 145 亿元。
始于 1 998 年的这一轮财政刺激力度明显高于前几年水平：其一，赤字率不断创新高。在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除极少数年份外财政赤字率都在 1%之内。 从 1998 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逐年上升，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率从 1997 年的 0.7%升至 1999 年的 1.9%和 2000 年的 2.5%。 其二，国债发行规模。1998 年国债发行规模高达 4273.5 亿元，是 1997 年的 8 倍多。 其三，税收支持力度。出口平均退税率从 1997 年的约 8%，提高到 2001 年的约 15%。 其四，财政支出增速创阶段新高。1998 至 2000 年中央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分别为 23.4%、32.9%和 32.9%， 远远高于 1996 年 7.8%的增速。
（二）扩需求：找准内需发力点
尽管货币政策早已于 1996 年 5 月率先转向，但是宽货币并未形成宽信用，私人部门依旧不愿意借贷。 尽管多次大幅降准和降息，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依旧一路走低，从 1996 年 5 月的 42.3%，降至 2002 年 2 月的低点 10.6%，此后才开始反弹。 面对私人部门需求疲软，于是中央首次提出“扩大内需”政策方针。
1998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文件强调要“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到 1998 年底，扩大内需被党中央明确为一项长期战略方针，1998 年 12 月 7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 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 长期战略方针。 其一，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发力基建，弥补私人部门投资、消费及出口下降产生的需求缺口。1998 年到 2001 年批准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累计 5100 亿元，有效地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其 他各方面投资的增加，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近 3 万亿元，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 型水利工程。 其二，启动房改、教改、医改三大市场化改革，扩大私人部门需求。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住房市场化改革。1998 年 23 号文就明确提出“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 2 0 03 年 18 号文件，国家就确立了房地产是第一支柱产业。 1998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 1998 年下 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 房供应体系。这一改革过程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原有公房私有化和新私人住房开发9。 原有公房私有化，就是将以低于市场价的折扣价或补贴价格出售给企事业单位职工，激发市场需求并促进 住房的流动和交换。城镇地区近 70%的公有住房被卖给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员工，购房者最高可获得当时 市场价值的两折优惠，总计逾 2 万亿人民币财富从政府资产负债表转移到私营部门表内，相当于连续三年、每 年 GDP 5.5%的额外财政刺激。 教育改革则是开启高校扩招序幕，缓解青年就业压力。1999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159.7 万人，较 1998 年增长 47.3%。 医疗改革则减轻了老百姓看病负担。199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 定》，彻底废除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其三，推广消费信贷，增加消费需求。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意见》，鼓励所有中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 务，试办消费信贷业务的新品种，将消费信贷经营主体由国有四大行扩展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产品也由 原来的住房、汽车，扩展至耐用品消费、旅游消费等。 1999 年的两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城乡居 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加快发展消费信贷，推进城乡住房制度改革，支持居民购买住房和大件耐用消费 品……”。 1997-2000 年间，我国消费信贷（含房贷）的规模从 172 亿元迅速增加至 4265 亿元，增长了近 24 倍。
（三）去产能：行政手段强制去产能
1 9 98 年产能过剩更多是地方政府主导下重复投资的结果，国企占比高，政府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去产能。
朱镕基总理在 2003 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0上总结 1998 年政策，概括来 说就是“严格控制新上加工工业项目，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 纺织行业为突破口，逐步扩大到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行业，关闭了一大批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 源、污染严重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淘汰了一大批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了部分过剩生产能 力”。 其一，严控新增工业项目，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1996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副总理提出“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优化投资结构”。1998 年 在辽宁考察时强调指出，“今年以来，国务院下决心停止再上一般加工工业项目，制止重复建设；只要坚持几 年，基本上制止了重复建设，调整和压缩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具备发挥生产能力的市场空 间，那时就完全有条件实现扭亏为盈”。 例如：1998 年 8 月 31 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严格控制糖精生产能力、限制糖精产量和内 销量的通知》：严禁再新建和扩大糖精生产能力。严格限制糖精产量和国内销售量，从现在到 2000 年，全国 糖精年生产总量应控制在 2.4 万吨以内，其中国内销售量必须严格控制在 8000 吨以内。努力增加出口，严格 按照国家下达的限制内销指标控制国内销售。 1999 年本年新开工项目计划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负增长，仅为-15.8%，而 1998 年时高达 38.2%。 其二，对过剩产能实施行政化干预。选择纺织业作为突破口，关闭小厂，淘汰落后产能，再逐步扩大到煤 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行业。 针对纺织行业，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 万锭，约占当时全国 4100 万锭的 24%。 1998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纺织工业深化改革调整结构解困扭亏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从 1998 年起，用 3 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 万锭，到 2000 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强调“九五” 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及所有企业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棉纺锭，不得以任何理由转移落后棉纺锭。 具体措施有：① 坚定不移地搞好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工作，压缩淘汰的落后棉纺锭设备，由纺织总会负 责监督回炉销毁；②妥善分流安置下岗职工；③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统一提高到 11%；④坚决控制新增棉纺生产 能力；⑤鼓励使用国产棉；……等等，一共 8 条措施。
针对煤炭行业，实施“关井压产”政策，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压减产量。 1998 年 12 月 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凡没有采矿许可证 和煤炭生产许可证(以下简称“两证”)以及 1997 年 1 月 1 日后在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矿，一 律依法取缔。1997 年 1 月 1 日以前在国有煤矿矿区范围内开办的各类小煤矿，虽“两证"俱全且合法生产，但 因布局不合理，影响国有煤矿长远发展，也要予以关闭。按照规划，关井压产任务到 1999 年底前完成，关闭 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 2.58 万处，压减产量 2.5 亿吨。关井压产期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律停止审批 新开煤矿。 针对钢铁行业，实施总量控制，各省产量下调 10%，重点控制高污染、高消耗、亏损的生产线。 1999 年 1 月 4 日，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做好钢铁工业总量控制工作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钢铁产量均按下调 10%安排。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乡镇、私营及“三 资”企业都要控制总量。重点控制对象是污染严重、能源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的小电炉、小转炉、小高炉、小 焦炉、小轧机等落后的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连续 3 年以上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和生产线，严重供大于求的产 品;年产 50 万吨以上的国有重点大中型企业。各地要坚决制止重复建设，3 年内不再批准新建炼钢、炼铁、轧 钢项目。未经批准的项目一律停建。已经停产的企业和生产线不得再恢复生产，其设备就地淘汰不得转移。
其三，实施兼并、破产等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企业。 1997 年 9 月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 境”，在三年国企改革攻坚阶段，全国共批准下达企业兼并破产项目 1718 个。 1998 年到 2003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 23.8 万户减少到 15 万户,减少了约 37%，其中约 5000 户 困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了破产，涉及到职工 900 多万人。
（四）降风险：补充银行资本金，成立 AMC
为化解金融风险，1998 年，财政部向四大行发行 30 年期的 2700 亿元特别国债，募得资金以资本金的形 式再注回银行。 这是历史上首次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大银行补充资本金，但当时四大行还未上市，特别国债注资实际 上将降准资金转为资本金。由中国人民银行一次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 13%下降到 8%，为银行体系释放出 2700 亿元资金，用于购买财政部发行的特别国债，财政部用收到的资金向银行注资，在实际资金不变的情况 下，增加国有银行 2700 亿元的资本金。 1999 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剥离银行系统的不良 贷款。这些公司按照母体行一一对口向银行发行 8200 亿元金融债券，同时央行向银行发放 5700 亿再贷款，共 计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约 1.4 万亿不良贷款，约占当年 GDP 的 15.6%。 此外，央行也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再贷款支持。1999-2000 年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增 长约 5600 亿，这其实就是央行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再贷款发放。
（一）美联储启动降息，外需好转带动中国出口高增
1998 年 9 月至 11 月，美联储降息三次、累计 75BP，美制造业 PMI 于 1999 年初重返扩张区间，1999 年下 半年开始，欧美 GDP 增速上行。 虽然 2001 年互联网泡沫冲击全球经济，但事实上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全球开启了一轮较长周期 的增长扩张。 外需回暖带动中国出口增速转正，并从 1999 年 8 月开始持续高增长达 16 个月。
（二）基建和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有力拉动内需增长
财政加码后，基建投资规模迅速抬升。1998 年基建投资规模突破 8000 亿元，同比增长 34.6%。 住房市场化改革开启后，地产投资和销售开始高增。房地产投资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甚至 1999-2003 年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速还在不断走高。
地产链消费也推动社零增速中枢上行，2000 年后单月社零增速多位于 9%以上，而 1999 年上半年每月社 零增速基本上都在 6%以下。
（三）基建、地产链和出口链成为去产能后接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用行政手段关闭小厂来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出清。 1996-1998 年，随着许多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从 11.38 万家下降至 6.5 万家，减少 42%；以纺织业为 例，用三年时间（1998 至 2000 年）淘汰落后棉纺锭 1000 万锭，并在 2000 年实现扭亏为盈。 企业效益明显改善，亏损国企的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 据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公布的消息，2000 年底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11。1997 年年底亏损的 6599 户大中型亏损企业可减少 65%左右，重点监测的 14 个主要行业有 12 个实现了整体扭亏或者继续增盈，煤 炭与军工两个行业的亏损额也大幅减少；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2300 亿元左右，比 1999 年增长 1.3 倍，比 1997 年增长 1.8 倍。 1998 年房改启动，爆发式增长的地产投资和大规模基建项目的展开，有力带动了钢铁、有色、水泥、玻 璃等领域的投资，成为当时去产能后接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同时随着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出口增长迅速化解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
（四）金融债务化解，国企盈利提升，银行资产负债表改善
AMC 通过把不良资产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降低银行的不良率，避免其硬着陆。 在注资和不良贷款剥离完成后，按照较低的会计标准，国有大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 8%，四大行得以 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拉回来。从 2003 年到 2008 年，政府先后进行了第二轮的注资和不良剥离，四大行顺利完 成股改，并最终上市。 同时，AMC 通过债转股，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变为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份，降低企业的金融杠 杆，为国企实现三年脱困保驾护航。 AMC 把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短期债权置换成中长期股权，将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变为投资关系，由企 业的债权人转变为企业的出资人和股东。债权转为股权后，原先的还本付息就转变成按股分红，当企业度过难 关，经济好转后，AMC 公司通过上市、转让或者企业回购股权等方式实现退出。 这一举措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得以轻装上阵，实现脱困。据 2002 年出版的《中国金融年 鉴》记载，截至 2000 年末，国家经贸委拟定债转股企业 580 户，已完成 569 户，金额 3951 亿元，其中 513 户 企业债转股方案已得到国务院批准，债转股金额 3247 亿元12。 债转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从 73%降到 50%以下，共减少利息支出近 200 亿元，其中 80%的债转股企业实现扭亏为盈。
始于 1996 年 5 月的货币政策宽松并未形成宽信用，对内需刺激作用有限，通胀负增长幅度反而继续加 深。 真正对内需带来积极作用，帮助经济走出低通胀的关键是行政手段支持下，一轮由改革驱动的经济复苏。 先靠基建扩内需，后靠一系列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能，提振私人部门需求。 其一，1998 年首次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发力基 建，弥补私人部门投资、消费及出口下降产生的需求缺口。 1993-1997 年是“适度抑制需求扩张”的政策基调。中央政府于 1998 年提出“扩大内需”政策方针，中国 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在 1998 年后逐步成型，随后二十年里书写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从 1998 年到 2001 年，中央政府批准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达 5100 亿元，有效地带动了地方、部门、 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其他各方面投资的增加，国债项目投资总规模近 3 万亿元，弥补私人部门投资、 消费及出口下降产生的需求缺口。 其二，通过房改、教改、医改三大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房改，扩大私人部门需求。 住房市场化改革在满足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的同时，促使房地产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后续成为国民经 济的支柱产业。紧接着推出住房和大件耐用消费品贷款，进一步激发了居民需求。 其三，国企改革，行政手段淘汰落后产能，解决企业亏损难题。 以行政手段推动供给端改革，通过实施兼并破产重组，将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和资 源枯竭的矿山退出市场。通过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部分过剩生产能力，让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其四，金融改革，化解金融债务，避免了一场银行业危机。 AMC 成立，把不良资产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大幅降低银行的不良率。通过债转 股，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债务为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股份，降低企业金融杠杆，为国企三年脱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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