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透视：会计指数揭示价值创造效率亟待提升

会计信息作为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核心载体，其宏观应用价值正日益凸显。由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联合课题组编制的《中国会计指数研究报告（2025年发布版）》，创新性地构建了一套基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宏观指数体系。该报告跳脱传统GDP核算的局限，从微观企业价值创造与分配的视角，为洞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质量、行业兴衰、区域格局及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独特而精准的量化工具。本文将以该报告为核心依据，深入剖析当前中国经济的价值创造总量、效率及其背后的结构性特征，为理解经济现状与未来趋势提供一份深度解读。

一、 宏观运行新视角：价值创造额与GDP增长背离，揭示经济深层挑战

传统的GDP指标侧重于衡量经济活动的最终产出总量，而会计宏观价值指数则从企业财务报表出发，汇总了企业为股东、政府、员工和债权人四大利益相关者所创造的新增价值总额。这一指标更能直观反映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与贡献。报告显示，以2007年第一季度为基期（100点），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价值创造额指数在样本期内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疫情后复苏阶段表现强劲，例如在2021年第二季度达到432点的高峰。然而，深入分析其与GDP指数的走势关联，可以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背离现象。

在多数时期，价值创造额指数与GDP指数保持同步增长，印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但在关键节点，二者的分化揭示了经济运行的深层挑战。一个显著的例子发生在2022年第三、四季度。当季度GDP指数依然保持增长态势（分别达到538点和584点）时，价值创造额指数却出现了连续下跌，特别是在第四季度跌至395点，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一背离清晰地表明，尽管经济总量在政策推动下维持了增长，但微观企业的实际经营效益和价值创造能力在当时正承受巨大压力。报告分析认为，这与当时新冠疫情政策优化调整初期，社会面感染病例短期上升，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阶段性冲击密切相关。企业层面的“体感温度”与宏观总量的“统计温度”出现了温差。

更为严峻的指标是价值创造效率指数，它揭示了单位资产所创造的新价值，是衡量经济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该指数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长期在60-70点区间内小幅波动，整体呈下滑趋势，与价值创造额指数的攀升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在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冲击，该指数骤降至51点的历史新低，虽后续反弹，但至2024年第一季度，仅维持在50点的低位。这一数据深刻反映出，过去十余年，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资源投入的驱动，而非效率的显著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总量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问题。这种“高投入、中低效率”的增长模式，正是当前经济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核心体现，也指明了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向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二、 利益分配格局演变：员工薪酬占比持续领跑，减税降费成效显著

会计指数不仅衡量价值创造的总量，更清晰地勾勒出价值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图谱，这为理解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评估相关政策效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报告对剔除金融业后的样本分析显示，四大主体所占份额在过去十余年间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显著的趋势是员工薪酬所得占比的持续上升。

自2007年以来，员工薪酬在价值创造额中的占比基本保持上升势头。2010年后增速加快，2016年之后，其占比超过政府所得，跃居四类主体之首。至2023年，员工薪酬占比已达到42.50%的高位。这一变化背后，是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改变的现实。它一方面体现了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地位的提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的人力成本持续攀升，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股东获利占比在2010年后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曾在2015年触及19.88%的历史低点，近年来在25%左右波动（2023年为25.39%），反映出在经济转型期和外部冲击下，企业净利润增长面临压力。

政府税收占比的变化则是观察宏观税负和财政政策效果的窗口。该占比在2008年后持续下降，特别是2016至2017年，从37.11%降至32.93%，降幅显著。此后继续下行，2023年降至27.85%。这一趋势与2018年以来国家推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高度吻合。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历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从约1.3万亿元扩大至超2.2万亿元，累计规模巨大。会计指数以确凿的数据印证了减税降费政策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方面的显著成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债权人利息所得占比相对稳定，长期在5%-7%间波动，但2019年后连续下滑至2023年的4.26%，这反映了央行通过降准等货币政策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降，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积极效果。这张价值分配图，清晰地展现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向劳动者倾斜、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支持企业、金融助力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变革。

三、 行业与区域分化明显：服务业总量领先，西南地区效率崛起

会计指数的分维度分析，揭示了不同行业和区域在价值创造能力与效率上的显著差异，为理解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微观证据。从行业大类看，大服务业（剔除金融业）的价值创造额指数自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基本持续领先于大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和金融业，显示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但其价值创造效率指数自2011年起却呈现震荡下行趋势，表明服务业的增长同样面临效率提升的瓶颈。

大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其价值创造效率指数整体走低，至2024年第一季度仅为45点。这背后是产能过剩、创新不足、资产利用率不高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报告指出，大制造业亟需通过创新驱动来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现价值创造效率的良性增长。农林牧渔业因样本量少且受个别行业（如生猪养殖）周期影响巨大，指数波动剧烈。值得一提的是，在剔除生猪养殖企业后，农林牧渔业的价值创造额指数在2023年第四季度反超大服务业，达到761点，同比增长97.66%，显示出该行业在排除极端干扰后的强劲反弹潜力。金融业的价值创造额指数相对稳定，但在2022年第四季度因降准等因素回落至352点。

从区域格局看，七大地区的表现各异，反映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成效与挑战。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成为增长亮点。华南地区价值创造额指数总体增幅大，虽受疫情冲击明显，但反弹迅速，在2022年第二季度达到1043点的年内峰值。西南地区的表现尤为抢眼，其价值创造额指数在2016年后高速攀升，并在2022年第一季度以948点首次跃居地区榜首，2023年第一季度更是达到1100点的历史最高点。更值得关注的是价值创造效率，西南地区自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持续保持七大地区首位，尽管期间有波动，但2023年第一季度已反弹至100点，显示出其经济增长不仅有量的扩张，更有质的提升，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价值创造额指数增长缓慢，价值创造效率指数也长期偏低，如何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振兴突破，仍是重要课题。华东和华中地区则表现为中速稳健发展。区域间的这种分化，为优化国家资源空间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决策依据。

四、 产权视角下的经济活力：非国有企业展现更强韧性与发展潜力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表现差异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维度。报告按实际控制人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业），发现二者在价值创造能力和效率上存在明显区别。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额指数显著高于国有控股公司，且差距逐年扩大。非国有企业展现出更强的市场适应性和增长弹性。例如，在2021年第二季度，其价值创造额指数创下1054点的历史新高。即使在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的2022年第四季度有所下滑至874点，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2023年前三季度更是连续攀升至1108点的新高。这表明非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是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国有控股企业的价值创造额指数增长较为平缓，波动较小，2023年在379点至405点之间窄幅波动，体现出其经营的稳定性和在关键领域的主导作用，但也反映出其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在价值创造效率方面，非国有控股企业指数也长期高于国有控股企业，但两者自2011年以来整体均呈下降趋势，共同反映了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面临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指数波动性更大，例如在2018年第四季度曾因商誉减值等问题出现明显下跌。近年来，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指数在波动中有所承压，2024年第一季度为64点。而国有企业效率指数相对稳定，但水平较低，2024年第一季度为48点。这一对比说明，优化营商环境、稳定非国有企业预期对于提升整体经济效率至关重要，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资本回报率，也是提升全经济要素生产率不可或缺的一环。两种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与良性竞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以上就是关于基于会计指数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编制的会计指数，以其独特的微观数据基础和严谨的编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中国经济“质”与“量”的新钥匙。通过分析可见，当前中国经济在保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正面临价值创造效率亟待提升的核心挑战。利益分配格局持续向劳动者倾斜，减税降费政策效果显著；行业与区域发展分化明显，服务业总量领先，西南地区异军突起；非国有企业则展现出更强的经济活力与韧性。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精准把脉经济现状，更对未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区域政策、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会计指数的开发与应用，标志着会计信息宏观决策有用性的巨大飞跃，未来随着数据源的拓展和国际推广的推进，其价值必将进一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