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国消费偏低？争议和真相

一、中国居民出行：公共交通更有性价比

（一）中国汽车的购买和保有量偏低

日本家用汽车普及率是中国 3 倍：日本为 67.5%，中国为 20.4%。 2024 年日本乘用车的普及率为 67.5%，也就是说平均每 100 人拥有 67~68 台车。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24 年每百户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达 51.2 辆，以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 2.51 人/户计算， 中国家用汽车的普及率为 20.4%，仅有日本的 30%。 另一个数据，中国千人汽车购买量、人均汽车消费金额均显著低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 2024 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为 3144 万辆，位列第一，占全球市场的 33%，远高于欧洲（19%）和美国（17%）. 但考虑人口规模后，2024 年中国千人汽车购买量为 22 辆/千人，远低于同时期的发达经济体。美国、德国、日 本和法国的千人汽车购买量为 48、38、36 和 31 辆，分别是中国的 2.2、1.7、1.6 和 1.4 倍。 人均汽车消费金额上，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的消费达到了我国的 11.4、5.5、3.7 和 4.8 倍。中国与发达 经济体在人均汽车消费数量上的差距，要远小于人均消费金额上的差距。

（二）中国居民购车负担相对偏高

为更准确地比较各国居民的汽车消费能力，考虑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构建了“居民购车 负担压力”指标。该指标定义为“相同汽车售价与本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即居民需要花费多少年的可 支配收入才能购买一辆车。 我们选取了中、美、日三国市场销量领先的几款车型进行测算，结果均表明，中国居民的购车负担压力相 对较高。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制造的汽车成本在下降，但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汽车仍然属于偏贵的资 产。 以标准配置的特斯拉 Model 3 为例，其在中国市场售价约为 25 万元人民币，在美国为 4.1 万美元，在日本 则为 585 万日元。在计入各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后，中国居民购买该车所需支出的费用相当于 6 年的可支配收入， 负担压力为 6 倍；而在日本，这一数值为 3 倍，在美国仅为 0.6 倍。 对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购车不仅意味着首付的压力，还包括保险、保养、停车等持续性支出。在收 入预期不稳的宏观背景下，这种高负担直接抑制了汽车消费的进一步普及，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 尽管消费潜力巨大，但转化率受制于收入水平。

（三）中国居民对汽车的替代是性价比高的公共交通

除了购车成本相对较高外，中国家庭汽车普及率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出行十分便捷且经济，公共 交通具有显著的性价比优势。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总里程突破 5 万公里，覆盖全国 70%的城区人口 50 万以上城市。 500 公里半径内城市群基本形成 1 至 2 小时交通圈，1000 公里跨区域城市间 4 小时通达，2000 公里跨区域城市 间实现“朝发夕至”。这种全域覆盖的快速交通网络，使得居民在进行中长途旅行时，私家车的必要性大幅降 低。在中国，跨城出行往往首选高铁，而在美国，自驾是绝对的主流。 相比之下，日本虽然拥有技术成熟的新干线系统，运行速度可达 200–320 公里/小时，但其高铁总里程仅约 3147 公里，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圈。美国铁路系统则以货运为主，客运高铁里程只有 735 公里，城市间的长途出行主要依靠航空和自驾。 中国铁路不仅网络发达、出行便捷，高铁票价也远低于国际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 2019 年发布的《中国的高速铁路发展》报告，中国高铁二等座每人每公里票价约为 0.46 元。 而在其他国家，法国高铁每人每公里为 1.65–2.13 元，德国约为 2.34 元，日本则在 2 至 2.13 元之间。这意味着 中国高铁票价仅为其他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种极低的定价策略，本质上是国家通过财政补贴和国有企业运作，补贴居民。居民虽然在账面上支出的 交通费用较少（拉低了消费率），但享受到的出行效用却极高。

二、中国居民教育：量价都相对占优

（一）中国年轻人口所获教育并不逊色于美国

我们主要从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这两个维度来观察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情况。 首先，教育公平维度，中国教育并不逊色于美国。 常用两个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其一，2024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76.9%，仅略低于美国（2022 年时为 79.4%），但高于日本的 64.9%。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在特定年龄阶段（目前采用 18~22 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该年龄段总人口的 比率。 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高等教育率依然低于发达经济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受高等教 育（本专科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19.7%，较 2015 年提升 7.8pct。 若对比各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高等教育率，2024 年中国为 19%，明显低于同时期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51%）、韩国（56%）、日本（57%）。但如果将目光投向更能代表未来趋势的年轻人口，中国与发达经济体 的差距已明显缩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76.9%，仅略低于美国（2022年时为 79. 4%）， 但高于日本的 64.9%。也就是说中国年轻人口的受高等教育率并不逊色于美国，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

其二，2022 年中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89.84%，美国为 95.31%，二者仅相差 5.5 个百分点。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反映一个国家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 2022 年，中国为 89.84%，美国为 95.31%，二者相差 5.5 个百分点。已有研究1认为这一差距产生的原因在 于统计口径的影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校生总数÷官方规定的该学龄段人口总数，公式本身包含一些非该年 龄段的学生。 在美国，选择在家教育与早期就业是合法且相对普遍的现象，这部分学生可能未被完全统计在公立或私立 学校的“在校生”数据中；而中国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产生大量“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可能导致在中 考后或高中阶段辍学。

其次，因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偏晚等原因，中国在教育质量水平的多个关键指标上逊色于美国，但正在加速 追赶美国的路上。 常用指标主要有适龄人口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三大高等学校排名平均前 200 高等学校数、高等教育毕业 生中 STEM 学科学生比例等。 其一，适龄人口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2020 年，中国为 74%，美国在 93%左右。 现有研究2认为该指标产生差距与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原因相同，此外由于美国具有相对均衡的资源与资助体 系从而保持一定优势。而中国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继续读高中的“机会成本”太高，且中国的人口总量是 美国的 4 倍，要面向 2.9 亿在校学生、支撑服务 14 亿人口的教育，“超大规模复杂系统，其面临的形势、任务、 挑战和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 其二，三大高等学校排名平均前 200 高等学校数：2024 年，中国已经达到 21.3 个，而美国为 53.3 个。其三，高等教育毕业生中 STEM 学科学生比例：中国自 2012 年以来都在 40%以上，而美国基本保持在 20% 左右，中国教育对美国的优势较为明显。 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通过高校招生计划、学科设置和资源倾斜，如“双一流”建设重点投入和评价 指标都促使高校大力发展 STEM 学科；而美国重视市场与个人选择主导，教育资源配置更多由市场需求和学生 个人兴趣驱动。二是高等教育招生与分流机制的差异。中国高中实行文理分科，这为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选择 STEM 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美国大学本科阶段前两年主要进行通识教育，使得许多学生在接触了更广 泛的学科后，可能因兴趣、难度等原因最终没有选择 STEM 学科3。 其四，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美国在 2020 年为 4452 人/百万人口，是中国（1585 人/百万人口）的 2. 8 倍。 其五，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2023 年，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达到 17.9%，而美国为 37.5% ，为 中国的 2 倍多。

虽然中美居民教育之间在多数指标上尚存一定差距，但这个差距已日益缩小，中国教育强国指数综合值已 经达到美国的 79.8%。 田芬和张炜4（2025 年）构建 4 维度 15 项指标的教育强国评价体系，研究显示，有 3 个指标我国领先、3 个 指标有望接近美国、6 个指标我国有望继续提高并缩小差距。通过无量化测算，我国的教育强国指数综合值已经 达到美国的 79.8%。

（二）中国大学学费负担压力明显轻于美国

为方便口径可比，我们构建一个指标：学费负担压力，即大学学费/人均可支配收入，用以测度该国家庭需 要几倍的可支配收入来支付大学学费，借此比较中美两国教育价格。 我们选取中美两所顶尖的公立大学：中国同济大学和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结果显示无论是本科，还是普通 研究生（专硕除外），中国大学学费的可负担压力都低于美国。 中国学生就读同济大学本科的学费负担压力倍数为 0.17，即用 0.17 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支付本科学费，而 对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内的学生来说，这一倍数是 0.20。州外学生则是 0.62，学费负担压力远高于中国学生。

三、中国居民医疗：供给偏强而总额偏低

（一）医疗资源的供给量明显强于海外经济体

中国在医疗资源供给量上明显强于海外经济体，有三个维度。

一是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上，根据国家卫计委数据，中国为 7.66 张。而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为 5.37 张， 全球为 3.28 张，美国为 2.74 张。中国每千人医院床位数断崖式领先海外经济体。 二是人均门诊次数上，中国为 6.8 次 / 年，超过美国（3.4 次）和 OECD 均值（6.0 次） 三是从居民使用医疗服务的频率来看，中国居民住院使用率、住院时长均不逊色于 OECD 平均水平。 2019 年，中国 18.64%的住院率已经高于多数 OECD 国家，低于同期德国的 25.31%，但高于英国的 12. 72%。 一项住院使用率的国际比较研究也指出，全球住院使用率为年人均 0.10 次入院，中国为年人均 0.14 次入 院，一些典型发达国家的年入院人均次数也低于中国，比如日本年人均 0.1 次，美国年人均 0.11 次。在住院时 长上，中国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下降的速度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住院 时长远在平均水平之上（王震和王曼玉 ，2024）。 从健康产出看，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主要健康指标已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于 2020 年超越美国，2023 年为 78 岁，与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差距也在不断收敛。 婴儿死亡率降至 5.4‰，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6.9/10 万，可以说，中国医疗体系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差。

（二）医疗价格水平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33%左右

虽然中国医疗服务人均量并不低，但医疗花费却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 其一，2024 年中国医疗卫生费用占 GDP 比重仅为 6.7%，远低于 OECD 国家平均水平 9.3%。而美国占比更 是高达 17.3%。 其二，2024 年中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6.2%，而日本为 9.6%，美国为 19. 9%。 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医疗服务消费定价，特别是门诊费用偏低。 联合国主导、世界银行执行的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ICP）对比了中美两国医疗支 出价格，研究显示5：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美国医疗价格约是中国 2.9 倍，住院价格约是中国 22.7 倍，中国医疗 价格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3%左右。 进一步对比中国与美日韩德英五个发达经济体的 10 个典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发现中国物耗类项目相对 价格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但技术劳务类项目相对价格普遍较低6。 为减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蒋婷等（2024）根据人均 GDP 对 10 个典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用人均 GDP 进行修正。研究发现，在技术劳务类为主的项目中，我国多数项目相对价格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口腔种植 （打包价）相对价格处于最高水平，我国约为其他国家的 1.1~2.5 倍；门诊诊查费相对价格处于最低水平，英国、 美国约为我国的 9~10 倍，德国等其他国家约为我国的 2~5 倍。而在物耗类为主的项目中，我国多数项目相对价 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以全血细胞计数为代表的检验类项目相对价格倍数较大，约为德国、日本、韩国的 5~27 倍；以 CT、MRI 扫描为代 表的检查类项目相对价格倍数较小，约为其他国家 1.1~2 倍。 这种价格结构与中国医疗的定价机制密切相关。诊查费、手术费、护理费等定价水平普遍较低。而在物耗 类项目中，过去长期依赖进口的高值耗材（如人工关节、起搏器、检测试剂等），因其进口链条中的物流、税费 及多级代理成本推高了终端价格。即便近年来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了绝对价格，但由于其单价基数较高，相对于 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其“相对价格”负担依然高于许多发达国家。

四、中国居民旅游：频次高但人均支出偏低

（一）中国人均每年国内外旅游频率接近日本水平

从年均旅游频次看，中国居民的整体出游活跃度已与日本处于同一梯队，但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 国内旅游方面，疫情前（2019 年），中国人均国内旅游次数为 4.26 次，与日本（4.65 次）已较为接近，但 显著低于美国（7.04 次）。至 2024 年，中国数据迅速反弹至约 3.99 次，已基本恢复至峰值水平，同期日本为 4.36 次，两国差距保持稳定。 国际旅游方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正在收窄。2019 年，中国人均出境旅游次数为 0.11 次，日本为 0.16 次， 而美国则为 0.30 次，显示中国居民的国际旅游频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中国人均旅游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约为日本的一半

2010 年至今，中国居民人均国内外旅游频次明显提高，但人均旅游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滑，从 2010 年的 4.8%降至 2024 年的 2.5%。 与旅游频次已接近的日本相比，中国在旅游消费支出强度上仍有明显差距。

2024 年中国人均旅游支出为 1024 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2.5%，而日本为 5.1%，人均旅游支出占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仅约为日本的一半。

五、中国居民耐用品消费：人均量趋近饱和

（一）耐用品：中国每个家庭各种家用电器至少拥有一台

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家用电器基本实现户均一台以上，部分品类甚至出现户均多台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每百户家庭拥有洗衣机 99.2 台，电冰箱 104.8 台，彩色电视机 108. 7 台， 空调 150.6 台，热水器 94.7 台。

（二）消费电子：中国人均一部手机，但手机购买负担高于美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4 年的数据，中国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为 253.5 部，折算为户均约 2. 54 部。 考虑到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为 2.51 人/户，据此估算，移动电话在居民中的普及率已超过 100%。中国人均一部手 机后，后续市场增长或完全依赖于换机周期。 为更好比较相同机型对于各国居民的购买压力，我们对相同机型在各国售价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修正， 结果显示，即使考虑 15%国补后，中国手机购买压力（售价/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大于美国和日本。 以 iPhone17 为例，中国售价最低为 5999 元，享受 15%国补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 0.12 倍，即中国 居民需要用 0.12 倍人均可支配收入去购买。而美国仅为 0.01 倍，日本为 0.06 倍，均远低于中国。即使以售价 2499 元的红米 K80 为例，考虑国补后依然需要 0.05 倍的可支配收入。

六、中国居民住宿和餐饮相对人均收入而言并不弱

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中国人在住宿和餐饮上的支出其实并不低。 历史数据显示，中国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曾在 2004-2008 年间维持在 5%以上的高 位，随后因可支配收入的快速扩张而震荡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14-2019 年间，该指标已与美国趋于一致。。尽管疫情期间缺口一度走阔，但 2024 年数据表明双边差距已迅速修复：中国该比例回升至 4.3%，与美国的 4.4%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在相对支付能力 的维度下，中国居民在“吃和住”上的投入强度已经不弱于发达消费型经济体（美国）的水平。

七、中国居民住房：房价偏高背后是历史特殊阶段

（一）目前中国城镇家庭户均一套房

2021 年后中国城镇家庭套户比大于 1，套户比描绘的中国地产现实是 2021 年前中国地产供不应求；2021 年后中国地产步入基本供需平衡状态。 我们用套户比（城镇居民拥有房屋总量除以城镇居民总家庭户数）衡量中国房地产供需格局。套户比公式 中，分子是城镇居民拥有的总房屋套数，分母是城镇居民家庭总户数。毕竟房地产需求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衡 量，房地产供给我们看存量住宅数量。 根据我们的测算，2021 年之前，中国城镇居民的套户比始终小于 1，2021 年套户比超过 1，随后年份套户 比以微弱态势增长，均在 1 以上，2024 年为 1.05。

2023 年中国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为 30 平方米，处于国际偏低水平。 中指研究院指出，在统计住房面积时，中国统计口径为建筑面积，而国际上住房面积多以使用面积计算。 为与国际发达经济体对比，需对我国数据进行折算。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与工作细则，住房使用面积 换算为建筑面积的系数为 1.33（得房率 75%）。 住建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 40 平方米，若考虑 75%得房率，中国 仅 30 平方米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处于国际偏低水平，美国（2020 年）为 62.9 平方米，日本（2013 年）为 39. 4 平方米，韩国（2023 年）为 36 平方米。

（二）中国低能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趋近 6 倍合理区间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总量及流动性复杂性可以说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我们曾经用系列深度来回答中国 地产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结论值得反复强调：中国高能级城市（套户比<1）和低能级城市（套户比> 1）适用 两套截然不同的框架来分析。 针对中国低能级城市，住宅已具备消费品属性，一个落地的量化标准便是房价收入比。 直观来看，2024 年中国房价收入比达到了 9.6 倍，远高于 6 倍的国际合理区间。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 居民具有偏高储蓄率。储蓄率更高意味着真正可用作购买地产的资金更为充裕；其二，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运 行模式。土地财政模式下，地方政府将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维持低廉的公共服务价格， 相当于变相提高居民储蓄率。 剔除偏高房价收入比的高能级城市后，低能级城市房价收入比将明显偏低，约在 6-7 倍附近。以广东省梅 州市为例，其下属区县的房价收入比多位于 6-7 倍。 综合考虑储蓄率和中国土地财政模式对房价收入比的干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低能级城市房价已有弱企 稳迹象。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低能级城市居民的消费偏平稳，高能级城市近年反而消费偏弱，因为高能级地 产尚未企稳，财富收缩对消费的挤压更明显。

（三）中国城镇的房租负担率分布格局与其他经济体相似

房租负担率测度的是一个城市的居住支出负担，用住宅租金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来衡量。 用公式表示为：房租负担率=人均租房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人均租房支出按照每人 30 平方米的住 房面积计算）。在国际通用标准中，30% 通常被视为“住房支付能力”的警戒线。一旦超过此比例，居民在非居 住类项（如食品、教育、医疗及可选消费）的支出将受到显著抑制。 中国城镇房租负担呈现明显的“三级阶梯”特征。 《财经》杂志统计了 35 个大中城市的房租负担率，住宅的“房租负担率”大于 30%的城市只有 3 个，分别 是北京（45.6%）、深圳（42.9%）、上海（40.4%）；“房租负担率”介于 25%到 30%的城市有 5 个：成都（27. 2% ）、 杭州（27%）、武汉（26.3%）、天津（25.8%）、广州（25.7%）；“房租负担率”介于 22%到 25%的城市有 3 个：南京（23.5%）、海口（22.5%）、厦门（22%）。其余 24 个城市均低于 20%。 这一分布特征与全球发达经济体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DWS 数据显示，美国盐湖城、奥斯汀、达拉斯、亚特兰大等重要但非顶尖的都市区的房租负担率都在 20%左右，而全球经济中心，如纽约、伦敦、中国香港的房租负担率与其他城市形成断层式差距，普遍超过 40%， 成为各自经济体中居住成本压力的“极值点”。 中国城镇房租负担并非系统性偏高，而是呈现出与全球高度一致的“塔尖梯队”分布规律：即极少数顶级城 市的极端压力与广阔腹地的中低负担并存。 在占中国城镇化主体比例的“第三梯队”城市中，不到 20%的房租负担率意味着居民拥有极大的自由支配 现金流，也就是说房租成本并非阻碍消费的主要原因。

八、中国居民消费：居民够消费也能消费

（一）横向对比发达国家，中国消费并不弱

长期以来 “中国消费不足” 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中国的商品消费体量早已突破 “不足” 的刻板印象。 关于中国内需的讨论往往陷入“总量焦虑”。消费率数据的国际横向对比似乎直接指向了一个结论：中国居 民不爱消费，或者没有能力消费。然而这种基于名义金额的 GDP 占比分析，往往忽略了各经济体之间巨大的价 格体系差异和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区别。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是其“高积累、强投资”增长模式在统计数据上的 直接体现：规模庞大的资本形成与工业产出不断推高 GDP 总量，从计算上系统性压低了消费的占比。

消费是一个名义货币概念，它由“消费数量”乘以“消费价格”得出。通过深入剖析中国居民消费的微观结 构，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复杂的“量价背离”图景： “量”的视角，在诸多基础民生领域，中国居民的消费量级并不逊色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领域已然超过。 例如，2024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略低于美国；中国在每千人医院床位数、人均 门诊次数等医疗资源供给量上明显强于发达经济体；虽然中国家用汽车普及率仅有日本的 30%，但中国的高铁 网络覆盖了 90%以上的 50 万人口城市，居民的跨区域流动极为方便；中国居民智能手机和家电的户均拥有量已 接近饱和。这意味着，在物理层面上，中国居民并未处于“匮乏”状态。 “价”的视角，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修正后，中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其实不低，而服务消费相对价格明显偏低。 由于各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差异较大，若直接采用商品的绝对价格来观察有失偏颇，因此我们对各种 商品价格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修正后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中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其实不低。虽然中国制造的汽车成本在下降，但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而 言，汽车仍然属于昂贵的“重资产”。以最低售价 6.98 万元的比亚迪秦 PLUS 为例，中国居民需要用 1. 7 倍可支 配收入才能购买。而美国居民则仅需要 0.6 倍的可支配收入就能买一辆特斯拉 Model Y，倘若中国居民也想购买 一款，则需要 6 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手机亦不“便宜”，即使考虑 15%国补后，中国手机购买压力（售价/人 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大于美国和日本。 但是中国居民医疗、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的相对价格明显偏低。医疗上，虽然中国医疗服务人均量并不 低，但医疗花费却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门诊诊查费相对价格处于最低水平，英国、美国约为我国的 9~ 10 倍， 德国等其他国家约为我国的 2~5 倍。教育上，中国居民所获得的教育供给数量并不逊色于美国，但无论是本科， 还是普通研究生（专硕除外），中国大学学费的相对价格都低于美国。旅游上，中国人均国内外旅游频率接近 日本水平，但人均旅游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约为日本的一半。

这种 “低货币支出、高实物获取”模式本质上是中国工业化红利和制度优势的体现。 其一，极致的供应链效率造就了物价洼地。依托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网络与全产业链集群效应，中国成功 将生产与物流成本压缩至极致，确保了商品供给的极度充裕与价格亲民。 其二，能源安全提供了成本防波堤。 强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与能源自主可控体系，有效平抑了全球大宗商品 波动，使中国工业与居民免受“能源通胀”的冲击。

于是，尽管居民的名义消费支出看似不高，但在极具竞争力的低物价环境下，每一单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被显著放大，高效转化为可观的实物商品与服务获取量。

（二）迎合大趋势，未来消费政策范式或转变

回顾过去二十年，中国居民的消费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房价的上涨不 仅直接拉动了装修、家电等下游消费，更通过信贷扩张提升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2021 年套户比超过 1，宣告时代转折。地产驱动的财富扩张和收入提升时代过去，居民部门面临着资产负 债表的重估与修复，与之伴随的杠杆消费时代也将面临转型。有四个趋势值得关注： 趋势一，凭借财富“认知偏差”和杠杆透支未来的杠杆消费退却，锚定合理收入和财富增长的理性消费回 归。 趋势二，以地产为锚的居民财富积累分层，与之对应的杠杆消费分层，未来将有弥合。 趋势三，公共服务价格重估推动消费重心从“实物”向“服务”切换。 趋势四，地产驱动的财富创造模式变迁过程中消费将“先抑后稳”。 总之，当前“内需不足”与“消费滑落”的本质，是一场深刻结构性转型在总量数据上的映射。从这个角度 看，这恰恰是 “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在这一历史阶段下，“十五五”时期消费政策的重点将从单纯的“刺激购买”转向“供需双侧的结构性改革”：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说明政策或更加重视在长期维度上培育消费，而 非聚焦短期消费刺激、以透支未来消费换取当下数据高增。因此以工代赈、发钱补贴等或不被采用。未来消费 提振之路着重三个方面： 一是以改善民生为切入点，消除居民消费压力，打开消费空间，即所谓“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 以惠民生促发展，要着力畅通“就业—收入—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促进形成需 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二是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信号。未 来，财政资金将更多流向人力资本领域——医疗、养老和社保等。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劳动报酬在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是解决“购车负担重”等问题的根本之策。通过补齐医疗、养老 短板，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三是创造新的生产供给，例如多措并举扩大服务消费。 创造新的生产供给，从而撬动新的就业，即所谓“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2025 年底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一些领域商品消费增速放 缓，但文旅、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供需更加 适配”。“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壮大家政、旅居康养等万亿级 消费新增长点”。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