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投资策略：能源冲击下的中国优势

国际（一）——能源冲击下的中国优势

（一）中国的能源和供应链优势

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向新兴市场转移的过程中，化石能源极高的占比叠加地缘政治扰动，全球增长韧性 持续面临传统能源价格震荡的威胁。

从存量数据看，全球能源消费呈现极度的地理与结构差异。 从边际增量看，2024 年全球能源需求呈现明显的增速分化。 全球能源体系正处于“高碳绑定”与“绿色增长”的深度博弈期，亚太地区在主导全球需求扩张与电气化进 程的同时，也承载了最为复杂的结构性转型风险。

在全球能源版图经历系统性重构的背景下，各主要制造业经济体因资源禀赋与产业路径的差异，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能源结构演变规律与自给能力。 主要制造国家中，中国的能源体系呈现“煤炭托底、油气补充、非化石抬升”的特征，而非日、韩、德等 国高度依赖油气进口的单一模式。 在总量层面的能源自给率之外，原油进口来源结构，尤其是对中东地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决定了主要 制造国家在地缘冲突冲击下的能源安全韧性。 整体来看，东亚制造国对中东原油的暴露度显著高于德国，其中日本和韩国的脆弱性最强，中国次之。 也就是说，在中东供给扰动情景下，日本和韩国更容易面临输入性能源冲击，而中国由于能源自给率更 高、对中东原油依赖度在东亚主要制造国中相对较低，能源安全韧性更强；德国则因进口来源更分散， 短期直接冲击相对有限。

中国通过“煤炭基础+非化石增量”构建了比传统制造强国更具自主性的能源底座，形成了显著的工业成 本缓冲带。 供应链韧性方面，中国的相对优势更多体现在“来源分散+国内托底+替代能力”三重机制上： 一方面，原油进口虽仍依赖海外，但并非单一押注中东，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中国炼厂从数十个 国家采购原油，2024 年俄罗斯和沙特分别为前两大来源国，占比约 20%和 14%，伊拉克、阿曼等中东 来源亦保持较大规模，整体来源结构相对分散。 另一方面，国际能源署将煤化工界定为可替代部分石化产品的煤制化学品路径，并指出近年来中国煤制 化学品部门已成为煤炭需求的重要支撑之一，这意味着在部分化工原料环节，中国具备一定的替代和缓 冲能力。

凭借全球化的原油采购网络与深厚的煤化工技术储备，中国在极端环境下具备比竞争对手更强的工业原 料保供与对冲能力。 因此，从能源结构和供应链来看，较高的原油库存和不断转型的新能源经济，让可控通胀对经济修复有 利，即在全球缺油，中国不缺的背景下，中国产业优势预计会持续上升。

（二）原油冲击下的出口展望

正是由于上述能源结构与供应链韧性差异，当全球供给受到冲击时，各经济体之间的“供给约束不对称” 将直接转化为贸易份额的再分配。

高油价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因此我们从产业链分情景拆分分析。

原油断供的影响主要分为两类：价格冲击与物理供给冲击。 能化链条中，油的角色不止“燃料”。 在新能源或核能推进偏慢、且高度依赖进口油气的经济体，能源成本与供给不确定性会抬升停工概率， 从而在 2 至 3 个月窗口期形成可观的海外供给收缩，订单或产能向供应链更稳定地区迁移。 宏观上，若冲突推升油价并抑制全球需求，反而会削弱高端制造的终端需求，这是后续在净出口判断中 必须纳入的不确定项。

中国可能“相对受益”的核心在于三点相对优势：供应链连续性、产能弹性与出口结构升级。 但出口韧性的维持存在几点约束条件：其一，外需走弱与全球贸易放缓。世界贸易组织预计 2026 年全 球货物贸易量增速较 2025 年明显放缓，并提示高油价与运输扰动对贸易的下行风险。若高油价对海外 需求形成“需求毁伤”，中国可承接的增量订单将被削弱；其二，贸易政策与产业安全审查强化。电动汽 车、光伏等领域已是多国贸易摩擦高发区，关税与本地化规则会降低“可替代比例”的上限。其三，国内 政策性保供可能反向压制出口增量。以化肥为例，在地缘冲突与国内稳价诉求下，出口限制可能加强， 从而使中国虽然具备供给能力，但“政策允许的可替代比例”下降。 因此我们分情景、分行业对油价的影响进行分析： 第一，原材料短缺驱动的替代，主要集中在塑料、化学品和化肥等中上游基础品。 第二，高能耗环节的替代，主要体现于钢铁、集成电路等对能源稳定性和生产连续性要求较高的制造部 门。 第三，能源替代驱动的替代，主要集中在新能源产业链。与传统中上游行业相比，新能源链条的全球贸 易体量相对较小，但在能源冲击深化阶段往往具备更高的增量弹性。

总体来看，在中性情景下，出口替代的主线呈现出“原材料短缺—高能耗制造承压—新能源替代加速“的 递进结构。

这意味着即使在较强供给冲击下，中国出口增量的上限约在 0.2 万亿元量级，但净出口对经济的最终贡 献仍高度依赖进口价格（尤其是能源价格）上行幅度，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 整体来看，出口可能有几点超预期： 第一，出口侧的方向相对清晰：在海外能化与部分制造供给收缩时，中国对部分缺口具备替代能力，且 三季度由于“重新签约+排产切换+物流兑现”，出口同比拉动高于二季度。 第二，净出口对 GDP 的方向更依赖“能源进口额外成本”的大小。 第三，下表净出口结果偏“保守”：仅以 8 类行业出口增量为基础，而现实中订单转移可能扩展到更广泛 的机械设备、电子整机、通用零部件等品类；同时，企业可通过库存、替代来源（含折价原油）、降低 开工与内需调整来对冲进口增量，因此三季度出现“净出口支撑更显著”的上沿情形并非小概率，但需要 冲突持续时间与政策博弈配合。

疫情是理解“供应链红利”的关键历史样本，我们对此也进行了复盘。 与疫情相比，本轮“原油缺口冲击”有三点显著差异： 第一，疫情冲击更多是“需求骤降+供给停摆”并存，而油冲击更偏“关键投入品短缺+成本上冲”，对能化 链条的物理约束更强，且会通过运输燃料与航运成本外溢至更广行业。 第二，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受益的品类中包含大量居家消费与防疫物资，本轮则更偏向中间品与能源相关 品类（化工、材料、部分装备），叠加“新能源替代”相关产品的相对竞争力。 第三，政策约束更强。疫情期间主要约束在物流与生产秩序；而在油冲击下，“保供稳价”可能触发出口 限制（化肥、成品油等），从而压低可替代比例上限，这会削弱“供应链红利”兑现度。 综合定性、定量情景测算与历史复盘有三点核心结论： 第一，原油断供的真正风险在“能化产品供给”而不止“成本”。 第二，中国相对受益的窗口更可能出现在三季度。 第三，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高度不确定，取决于能源进口账单与政策约束。 整体而言，本轮油价冲击更可能重塑供给格局而非单纯压制需求，中国出口呈现结构性受益，但宏观层 面仍体现为“出口改善、净出口不确定”的非对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