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资产配置专题:日本GPIF,全球化、被动化投资的养老储备基金
- 来源:中信证券
- 发布时间:202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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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配置专题:日本GPIF,全球化、被动化投资的养老储备基金。国内保险、养老金、理财等中长期资金入市步伐加快,催生大规模长期配置需求。本报告以全球第一大政府养老储备基金——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为例,研究海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运营实践。日本GPIF在管理模式、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经历了从保守主义到市场化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形成了多资产、全球化、被动化的投资管理框架。研究GPIF的已有实践有助于国内机构投资者吸纳有益经验,建立稳健、科学的配置体系,高效发挥财富保值、增值的职能。机构简介:万亿美元规模的长期机构投资者。GPIF成立于2001年,接受日本厚生劳动...
日本 GPIF:万亿美元的长期机构投资者
国内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快,催生大规模长期配置需求。经济环境、人口结构转变背景 下,国民生命周期内的财富管理、资产配置需求持续增加。保险、理财、养老金等机构投 资者成为联接居民财富配置与社会融资需求的纽带。在监管部门的政策部署下,中长期资 金入市步伐加快,权益资产、另类资产逐步纳入配置体系;对应地,资金承担的市场风险 水平也在提升。通过多元化配置丰富收益来源,实现组合收益与风险的平衡,这对机构的 组合配置能力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本篇报告以全球第一大政府养老储备基金——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GPIF)为例,研究海外机构投资者的长期配置方法与实践。 GPIF 受托管理日本公共养老金盈余超 20 年,目前存续资产规模逾万亿美元,在日本公共 养老金体系乃至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中均有重要地位。2001 年成立至今,日本 GPIF 经历了 从保守主义到市场化特征的渐进改革,其背后也是日本政府对养老金融的长期探索。借鉴 GPIF 的有益经验有助于机构投资者构建更加科学的资产配置、运营管理体系,高效发挥 财富保值、增值的职能。
GPIF 简介:超万亿规模的养老金投资机构
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成立于 2001 年,接受厚生劳动省(Minister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1委托,负责日本国民年金、厚生年金盈余的投管工作。日 本公共养老金早期归属“财政投融资计划”(FILP)体系,多数投向经济效益较差的政府项 目,少部分资金交由年金福祉事业团入市投资。叠加 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养老金 投资累计大幅亏损;相关制度亟需调整,以改善养老金供需两端受困的格局,GPIF 便成 立于该背景之下。 2001 年日本中央政府组织改革,负责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盈余管理的运作部被划转 到厚生劳动省。年金福祉事业团正式解散,厚生劳动省设立 GPIF 作为专门的养老金管理 机构,建立策略体系以实现年金盈余的有效投资,这标志着公共养老金大规模市场化运作 的开启。在 2001 财年,GPIF 接管年金福祉事业团约 26 万亿日元资产,构成最初的投管 组合;从 2001 财年到 2006 财年,GPIF 又陆续接收了大藏省2信托基金局存留的 147 万 亿日元资产,存续管理规模接近 120 万亿日元。2006 财年后 GPIF 步入稳定增长期,主 要的资金来源包括年金收支盈余和投资收益。
截至 2022 财年末(2023 年 3 月),GPIF 的资产管理规模共计 200.13 万亿日元(约 合 1.51 万亿美元),是全球规模第一大的政府养老储备基金(按美元规模统计);2001 财年至 2022 财年,累计投资收益为 108.38 万亿日元,初始年金资产、后续年金盈余流入 总计 91.75 万亿日元;累计投资收益占 2022 年末资产管理规模的比例超过 50%。
自 2001 财年成立以来,GPIF 的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3.6%,组合收益能力呈长期提升 趋势。GPIF 成立初期的收益表现并不理想,2001-2002 财年的收益率均为负值;后续虽 取得了数年的正收益,但收益水平整体不高;且在金融危机期间再度遭遇损失。随着收益 目标、投资框架等内容的调整,GPIF 近年来的收益率逐步上行,在 2020 财年取得 25.2% 的历史最高收益率,2021 财年、2022 财年收益率分别为 5.4%、1.5%。
资金规划:应对百年跨度的养老金需求
日本公共养老金体系采用“部分积累制”(Pay-as-you-go),人口结构的变化长期 导致养老金收支出现失衡。“部分积累制”的核心是由劳动人口赡养退休人口,当期支出 由政府补贴和部分当期缴费构成,收支盈余则由政府机构集中管理。但未来数十年,日本 老龄化程度加深是明确趋势,缴费基数和支出基数对比将显著变化,下代居民的福利水平 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因此,GPIF 的战略意义在于补足长期的公共养老金缺口,实现代际财富转移。GPIF 对年金盈余的管理,不会影响当年的养老金支出;而在于补足下一代的养老金缺口,实现代际财富转移,从而降低财政支出负担。根据日本政府测算,公共养老金将在约 50 年后 出现收支缺口。据 GPIF 年报,50 年跨度内除特殊状况外政府不会大规模动用 GPIF 资金, 以保证投资运营的效果;而在 100 年跨度内,GPIF 的管理本金和投资收益将被先后动用, 预计能够满足 10%的公共养老金需求。
管理模式:从政府指导特征到市场化运作
日本 GPIF 以完全国有的独立法人机构形式出现,早期的市场化属性并不强,政府指 导特征较为显著。根据 2001 年的《GPIF 法人机构治理法案》,GPIF 拥有独立法人地位, 但厚生劳动省拥有任免 GPIF 理事长和其他高管的权力,GPIF 的投资决策也要基于厚生劳 动省制定的中期投资目标而展开;机构内部未设立董事会,决策权责均由理事长承担;政 府召集外部专家成立投资建议委员会,GPIF 的重要决策均需通过委员会审议、批准。综 合来看,GPIF 早期受政府指导的特征较为显著,投资项目也带有不小的财政色彩。
过高程度的外部依赖引致内控体系不完善、基金运营不透明等多重问题。从 2014 财 年开始,GPIF 尝试从内、外部推进公司治理架构的改革: 2014 财年,投资建议委员会首先向 GPIF 提出新的内控改革方案,包含巩固内部控制 能力、巩固风险管理能力、巩固人力资源管理三项要求,督促强化业务风控、财务审计、 信息披露等体系的建设。 2017 财年,日政府颁布执行《年金改革法》,在 GPIF 内部设立董事会,以代替外部 投资建议委员会,同时建立内部审计委员会。董事会 10 名成员由 1 名主席和 9 名经济、 金融、工商等领域专家组成,均由厚生劳动省任命,负责制定中期投资计划、构建外部管 理人评估体系、重大运营事项决策,并监督各业务部门的投资执行情况,等等。内部审计 委员会由 3 名董事会成员构成,定期在内部跟进中期目标的实现情况,监督不同部门的责 任履行,向日本政府、社会公众报告。
通过治理架构改革,GPIF 确保了内部有足够的资源禀赋来实现科学决策、保护公众 利益,市场化运作程度有所提升。当前 GPIF 的管理模式为:厚生劳动省负责公共养老金 资源的统筹,定期开展对养老金资产验证,并制定中期投资目标;公司董事会基于中期投 资目标制定内部的中期投资计划,形成不同资产的战略配置,并报厚生省批准;审计委员会相对独立于董事会和业务部门,对具体的投资运营活动承担监督和审计责任;各业务部 门共同构成执行层,执行董事由董事会任命,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督下开展具体业务, 实现监督职责与业务执行职责的有效分离。
不仅是治理架构,GPIF 的市场化改革覆盖资产配置、投资运营、风险管理等广泛维 度,其中不乏机构投资者领域的重要创新,共同促成了投资业绩的长期优化。接下来,本 文将从资产配置、委外投资、ESG 治理和风险管理等入手,详细拆解 GPIF 的投资运营模 式,分析业绩优化的主要来源。
资产配置:以公开市场为主,被动化和全球化投资
如何在管理大体量资金的前提下,通过配置操作获取稳健收益,GPIF 的选择受到市 场的广泛关注。在二十年的探索中,GPIF 构建了自上而下、多元布局的配置框架,形成 了公开市场为主、被动投资为主、全球范围投资的配置特征。 具体而言,GPIF 的配置流程可以总结为:1)根据中期投资目标,制定中期投资计划, 确定整体风险收益要求;2)配合风险收益要求,遵循投资范围、参考组合约束,构建面 向中期的战略资产组合;3)在战略资产组合的基础上多元配置、主动管理,形成实际投 资组合;4)定期衡量实际投资组合相对战略资产组合的偏离,通过组合再平衡控制风险 水平;5)定期投后业绩评估,反馈至下一阶段资产配置。

投资目标:满足长期收益要求下的风险最小化
投资目标和原则是机构资产配置的底层基础。GPIF 设立的战略意义是补足数十年跨 度的养老金收支缺口;与之对应,GPIF 的投资目标是获取补足缺口的长期稳健收益,投 资决策和风险管理都应从长期视角切入。 具体而言,除特殊情况外 GPIF 的本金收益在近 50 年都不会被大规模动用。这意味着 GPIF 最关注的风险不是短期收益波动,而是“长期收益无法满足养老金支出需求”的可 能性。GPIF 认为,适度的风险承担对于资金管理而言是必要的,随着投资期限拉长,短 期正面和负面的市场影响将相互抵消,期间收益的波动范围也将缩窄。稳健的配置策略有 助于避免对短期波动的过度反应,确保长期收益的实现。 因此,GPIF 投资运营的首要原则是:在确保达到厚生劳动省要求的投资收益水平的 基础上,最小化长期投资风险。投资原则的其他内容均与首要原则一致。
关于政府收益要求,厚生劳动省每 5 年为 GPIF 设定统一的中期投资目标(Medium -term Objective),要求满足给定的“长期实际收益”(Long-term Real Return)。“长期实际收益”是 GPIF 成立以来扣除工资增长率因素后的年化收益,是面向长期投资的收益 要求;但由于预测情形和实际投资存在差别,厚生劳动省每 5 年要在中期目标中调整该要 求,确保 GPIF 的收益能力与养老资金需求的动态适应。 根据 GPIF 年报,厚生劳动省确定“长期实际收益”的依据是每 5 年一次、公开披露的 财务验证(Financial Verification)。财务验证的具体内容是对劳动人口占比、全要素生产 率、工资增长率等经济市场指标的未来走势做预测,形成不同经济情景;再计算各情景下, 未来 100 年政府需要的公共养老金储备。GPIF 的“长期实际收益”应当能补足未来 100 年 的公共养老金缺口,在未来 50 年内避免大规模的资金动用。
根据 GPIF 年报,2020 财年,厚生劳动省制定新一轮的“长期实际收益”目标为 1.7%, 即 GPIF 自成立起,剔除工资增长率后的年化收益应超过 1.7%,以满足正常情景(情景 3) 的养老需求;在此基础上,GPIF 再通过不同资产配置实现风险最小化。2006-2009 财年 的“长期实际收益”目标为 1.1%;2010-2014 财年为 1.6%;2015 财年后保持 1.7%水平不 变。不断抬升的收益目标反映了外部环境变化下,养老金所面临的更高的保值增值需求。 2006 财年至 2020 财年,随着养老金长期压力显现、GPIF 投资能力提升,厚生劳动省的 “长期收益目标”也从 1.1%加码至 1.7%。
战略资产组合:联接投资目标与实际投资的纽带
成立初期的 GPIF 缺乏明晰的投资指引,投资内容也仍以 FILP 债券等财政工具为主。 厚生劳动省启动制定中期投资目标后,GPIF 也开始寻求差异化的收益来源,改善组合的 投资业绩。为了在组合配置上体现中期投资目标,2006 财年,GPIF 正式引入了战略资产 组合(Policy Asset Mix),作为实际投资的约束条件和业绩基准。 具体而言,战略资产组合由国内外股债市场的宽基指数加权而成,是预期满足投资目 标要求、同时使风险最小化的被动投资组合,体现 GPIF 希望实现的最低收益、风险水平。 GPIF 的战略组合中包含国内债、全球债、国内股和全球股共 4 类资产(注:国内债、国 内股,分别指日本国内债、日本国内股。下同),这顺应 GPIF 以公开市场为主的投资策 略,也是厚生劳动省在参考组合(Reference Portfolio)中建议 GPIF 核心布局的方向。 GPIF 给 4 类资产均设置了市场指数,这些市场指数代表对应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也是 GPIF 在对应市场投资的业绩比较基准。 宽基指数的成分分布需要和 GPIF 的目标投资方向相一致,例如 GPIF 当前的战略组 合采用日本股票市场的宽基指数(TOPIX)代表国内股票,而全球股票则在全球股指(MSCI ACWI)基础上,剔除了归属日本国内的指数成分股(not incl. JPY)。
4 类资产指数按一定比例加权构成战略资产组合;战略资产组合,就是 GPIF 预期满 足“长期实际收益”目标,同时使风险最小化的被动投资组合,战略组合的收益即为全组合的业绩比较基准。在此基础上,GPIF 通过主动的多元配置、标的筛选,获得相对基准 的超额。当中期投资目标调整时,4 类资产指数占比相应变化,使战略组合的风险、收益 持续适配。 关于战略组合的构建方法:GPIF 运用过去 25 年的指数数据,对不同宽基指数估计未 来长期走势,得到大类资产的风险收益、资产间的相关性;基于中期投资目标,再结合对 经济、市场前景的适度判断,决定最终的战略配置比例。
首先,采用差异化方法估计长期收益: (1)国内债券:长期利率情景模拟(Long-Term Interest Rate Scenarios)+均衡 收益率估计(Equilibrium Return Rate)。利率情景模拟是根据现有利率曲线和经济发 展前景,对未来利率走势形成预测;均衡收益率则是根据全球市场资本化率、以及各资产 之间的相关性,推导出的市场“隐含收益率”。 (2)全球债券、国内股票、全球股票:模块化方法(Building Block Method)。 根据宽基指数的历史收益,推导出不同资产的历史风险溢价,作为未来风险溢价的估计; 以预期短期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叠加风险溢价,形成风险资产的收益预期。

然后,构建“收益达标、风险最小”的战略资产组合。值得注意的是,GPIF 寻求的 风险最小化并非收益波动率的最小化,而是低收益概率的最小化,这源于 GPIF 对“投资 收益无法满足养老支出需求”风险的关注。GPIF 会根据计算的大类资产数据,模拟资产 组合的收益分布,包括正态分布、经验分布等。不同的资产配置形成不同的收益分布,GPIF 要从中寻找最合适的战略配置比例,使得:(1)战略组合长期收益预期达标;(2)尾部 收益概率(Lower Partial Probability),即战略组合收益低于名义工资增长率的概率,应 低于“全投资国内债券组合”的对应概率;(3)条件预期损失(Conditional Average Shortfall Rate),即所有战略组合收益低于名义工资增长率的情形下,战略组合的预期收益与名义 工资增长率的差值平均值,应当最小化。
虽然 GPIF 会通过主动管理挖掘相对战略组合的超额,但 GPIF 的制度文件规定了实 际投资相比战略组合的偏离限制。因此,GPIF 收益的主要来源仍是战略组合,我们也能 够通过战略组合的变化,分析 GPIF 背后的配置决策。 2006 财年至今,GPIF 战略资产组合中权益指数、海外指数的占比持续提升,这是 GPIF 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反映了通货膨胀、利率走低背景下,GPIF 更高的风险收益 偏好。在 2006 财年构建的战略组合中,GPIF 投资国内股票、全球股票和全球债券的战略 中枢仅分别为 11%、9%和 8%,而日本国内债券和短期资产的战略中枢合计达到 72%。 重仓国内债的配置架构在通货紧缩时期就因增值能力有限、分散化程度不足而饱受诟病; 进入通货膨胀、利率走低的金融危机后时代,养老金的保值能力也受到挑战,难以满足不 断抬升的收益目标。 2013 年的日本养老金改革方案中提出,更加分散、重视权益的投资组合能帮助 GPIF 丰富收益来源,促进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GPIF 战略组合中权益资产、海外资产的占比 相应调升:2013-2014 财年,国内股票、全球股票和全球债券的战略中枢小幅调升至 12%、 12%和 11%;2015-2019 财年,战略中枢大幅调升至 25%、25%和 15%;2020 财年至今, 全球债券的战略中枢再度调升至 25%。当前 GPIF 战略组合中 4 类资产的占比均为 25%, 资产类别、投资地域的分散化更加突出。
GPIF 在构建战略组合后会进行风险验证(Risk Verification),确保按战略组合投资, 能大概率实现厚生劳动省在财务验证中的储备计划。GPIF 利用蒙特卡洛模拟,统计未来 收益曲线的分布,测度通过投资管理满足养老储备计划的概率。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GPIF 无法完全消除尾部风险,但 GPIF 在持续推进尾部风险的最小化。据 GPIF 统计,2020 财 年新的战略组合,在未来 25 年内无法满足储备计划的概率为 38.1%,未来 50 年内的概率 为 39.8%,显著优于上一期战略组合的 40.0%、43.0%。
实际投资组合:股债投资、被动投资为主,全球化布局
在中期投资目标和战略资产组合的指引下,GPIF 的实际投资组合持续趋向市场化。 2006 财年,GPIF 从日本大藏省接收最后一笔存留资产,彼时组合中 FLIP 债券的占比为 25.7%。在中期目标和战略组合影响下,至 2017 财年 GPIF 已经完全退出了 FILP 计划投 资,全组合 100%由市场化资产构成。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GPIF 的资产配置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第一,权益资产、海外资产占比不断提升,资产类别、投资地域上的分散化更加显著; 战略资产组合调整的前后,也是实际投资组合明显转向的时段。日政府维持低利率来对抗 经济低迷和通胀走低,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债券逐渐失去吸引力。2012-2014 财年,GPIF 投资国内股票的比例从 12.35%上升至 20.89%,投资全球股票的比例从 12.35%上升至 20.89%;2019 财年,全球债券的投资比例从 16.95%快速升至 23.40%,4 类资产均衡配 置的局面基本形成。截至 2022 财年末,国内股票、全球股票、国内债券和全球债券的实 际投资比例分别为 24.49%、24.32%、26.79%和 24.39%。
GPIF 的境外投资以发达市场为主,其中超 50%集中在美国,近几年对美国债券的增 配尤其明显。截至 2022 财年,GPIF 本土股票投资的规模为 49.7 万亿日元,相比 2017 财年上升 9.0 万亿日元;美国股票投资的规模为 31.5 万亿日元,相比 2017 财年上升 9.7 万亿日元。GPIF 本土债券投资的规模为 46.6 万亿日元,相比 2017 财年下降;美国债券 投资的规模为 24.2 万亿日元,相比 2017 财年上升 14.8 万亿日元。GPIF 的海外布局与地 缘因素有关,美日持续密切的政治和经贸合作,推动 GPIF 在美国市场的增配;而对中国、 韩国等市场,GPIF 的投资占比相对偏低。

统计 GPIF 的重仓情况:权益方面,GPIF 重仓科技、互联网、制造等产业,在支持丰 田、索尼、基恩士等本土企业的同时,大规模布局苹果、微软、亚马逊等海外巨擎。债券 方面,GPIF 在逐步退出 FILP 财政计划后,固收资金主要重仓日本、美国等地的通胀挂钩、 固定利率政府债。
第二,GPIF 应用了高比例、宽范围的被动投资;这与权益、海外投资中枢的上行密 切相关。GPIF 此前并没有丰富的权益、海外市场投资经验;对于大体量的资金规模、快 速上升的投资需求,GPIF 现有的委外资源、投研能力难以支撑项目落地。对于 GPIF 而言, 买入指数在高效率、低成本布局不同市场的同时,也能帮助 GPIF 实现标的的高度分散化, 是更加合适的投资渠道。2012 财年至今,除国内债券的被动投资比例从 90.1%降至 58.1% 之外,GPIF 全球债券、国内股票、全球股票组合的被动投资占比均持续上行,全组合的 主动投资占比不足 20%。GPIF 对发达市场政府债、大型企业股票的重仓,也受到指数投 资为主的影响。
第三,2013 财年以来 GPIF 另类投资的规模逐年扩张,但当前在全组合中的占比仍相 对较低,对组合的分散效果有限。2012 财年,GPIF 执行了“委托研究计划”(Commissioned Research Project)并与政府达成一致,GPIF 认为通过委外或合作方式布局另类投资,对 GPIF 获取流动性溢价和分散化溢价都是有帮助的。2013 财年,GPIF 首笔 2 亿日元的基 础设施投资通过与日本发展银行(DBJ)合投的方式落地。此后,GPIF 于 2016 财年、2018 财年分别落地私募股权、房地产投资项目。截至 2022 财年,GPIF 的另类投资规模共计 2.8 万亿元,在全组合中的占比约 1.4%;大部分以全权委外的方式形成,少部分以内部直 投、合作投资的方式形成。
与股债投资不同,GPIF 的本土另类投资占比更低,而是集中在美、英等海外发达市 场,以挖掘更前沿化、更具潜力的机会,同时获取货币汇兑的收益。
委外投资:高委外比例,重激励机制
虽然以股债投资、被动投资为主,但为了借助更广泛的投研资源,有效管理万亿美元 资金,GPIF 超九成的投资项目通过委外途径建立。根据政府法规和投资原则约束,GPIF 的市场化投资需主要通过委外途径;对于投研要求较高的股票投资,GPIF 只能通过外部 管理人间接布局。从客观角度而言,委外投资也能充分运用外部管理人在特定市场、资产 上的专业优势,补足 GPIF 内部投资经验的匮乏,这对 GPIF 境外市场投资、另类投资的 拓展尤为重要。 截至 2022 财年末,GPIF 旗下投资组合共包括 154 个子基金项目,其中仅有 6 个项 目由 GPIF 直接在内部投资管理,分布在国内债券、全球债券、基础设施和私募股权资产 中,规模总计 13.9 万亿日元;其余子基金均由外部管理人受托管理或托管,共计 38 家外 部管理人,委外规模总计 186.2 万亿日元。
关于委外合作的建立:GPIF 建立了一套以三层筛选(Screening)为核心的、定量 与定性相结合的管理人评估、筛选体系。该体系以管理人资格、规模和年限等作为基础条 件,结合投资策略、投资流程、内部控制、费用报酬等因素深度分析,最终建立少量长期、 优质的委外合作关系。 根据 GPIF 官网,委托管理资金的机构,应当是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登记在册机构; 满足正常经营要求的同时,其养老金管理规模或总资金管理规模应超过 1000 亿日元,同 策略管理年限超过 5 年,管理规模超过 300 亿日元。符合条件的机构可在 GPIF 的资产管 理人注册系统(Asset Manager Registration System)中申请资格。
从数百家申请机构中,GPIF 通过三层筛选确定最终的委外机构。第一层筛选(First Screening)关注管理人提交材料是否合规,管理人表面经营状况是否正常;第二层筛选 (Second Screening)关注管理人提交材料的内容,判断管理人的综合素质是否符合要求; 第三层筛选(Third Screening)则是更加广泛、透彻的管理人调查流程。最终通过筛选的 机构往往只有数十家,GPIF 曾自动让这些机构进入委外池;但如今,GPIF 还会结合资产 配置的实际需求,最终决定是否展开委外合作。
关于委外投资的基准:GPIF 对每个委外子基金项目分别设定了委外基准,作为管理 人投资业绩的考核依据。不同于组成战略组合的大类资产基准指数,委外基准仅用于对应 子基金项目的考核。管理人可以根据受托资金约定的投资方向和目标,与 GPIF 共同商讨、 确定委外基准,一般是从 GPIF 常用的市场宽基指数池中选择。例如,负责日本本土股票 投资的管理人可能选择 TOPIX 指数,而负责全球股票投资管理人可能选择剔除日本成分 股的 MSCI-ACWI 指数。
关于委外投资的薪酬:GPIF 对薪酬机制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逐步提升业绩报酬的 比重。2018 财年之前,GPIF 曾采用基础费用(Base Fee)为主、业绩报酬(Performance -Based Fee)为辅,规定费用上下限的薪酬机制,实际上接近固定费用制。该机制并不利 于主动管理的激励,导致 GPIF 的委外业绩相对不佳。因此,GPIF 于 2018 财年进行了薪 酬机制改革,取消了费用上限的设定,降低了基础费率的占比。为了防止总的薪酬待遇减 少,GPIF 设定了特殊的超额收益报酬率,使低于基础费率的超额收益对应基础费率,同 时目标超额收益对应均衡费率(Break-Even Fee,基本等于改革前的总费用水平),根据 管理人的实际超额收益,决定应付的委外薪酬。

在考核区间上,GPIF 曾利用过去三年的平均超额,作为决定业绩报酬的依据。这类 方法保障了考核的长期导向,不过难以及时兑现近期的主动管理收益,也难反映部分投资 对组合的累计贡献。因此,GPIF 当前采用薪酬递延制:根据近一年超额收益计算业绩报 酬,当期支付其中的 45%,而在后续三年陆续支付剩余的 55%。 得益于薪酬机制改革,GPIF 在海外投资、权益投资占比上升的同时,实现了较成功 的委外费率控制。2012-2017 财年,GPIF 的组合收益相对平稳,而管理费、托管费水平 在逐年提高,带来成本端的支出压力。2018 财年薪酬机制改革后,GPIF 单年实现了 193 亿元的费用削减;后续费用和管理人超额的相关度更高,在权益市场上涨行情的 2020 财 年、2021 财年,GPIF 依然保持着的较低的权益投资委外费率。另类投资初期的委外费用 较高,近年来呈逐步下行的趋势。
风险管理:基于战略组合的再平衡,整合 ESG 因素
GPIF 对组合的风险管理以确保中期投资目标的实现为目标,以战略资产组合和实际 投资组合的对比为重心,囊括全组合、大类资产乃至基金经理层面的控制。正如前面提到, GPIF 更加关心“投资收益无法满足养老支出需求”的风险,而非短期的市场波动。因此, GPIF 的风险识别、管理也从长期视角入手,覆盖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风险、信 用风险和 ESG 风险等。
风险控制:基于战略资产组合的再平衡
GPIF 风险控制的内容主要是测度实际投资与战略组合的差异;在偏离过大时,及时、 适度地进行再平衡,确保长期收益的稳健: GPIF 以资产配置约束作为风险控制的核心,应用偏离度限制(Deviation Limit)体 现约束。偏离度限制,即 GPIF 各类资产实际配置比例,相对战略配置比例的波动范围。 如表 6 所示,2020 财年以来 GPIF 国内债券、全球债券、国内股票、全球股票的偏离度限 制分别为±7%、±6%、±8%、±7%,对全部债券、全部股票投资的偏离度限制分别为 ±11%、±11%;对另类投资的要求是实际占比不超过 5%。GPIF 月度跟踪实际配置的偏 离度,并设置预警点(Alarm Point),在某类资产偏离超过预警点时,就会触发反向交易 流程,实现组合再平衡。2022 财年,GPIF 开始运用股指期货投资,相比现货拥有更高的 交易效率,便利再平衡交易。
除资产配置的直接约束,GPIF 还会比较实际组合和战略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测度 战略组合在业绩方面的执行效果,具体指标包括预估跟踪误差(Estimated Tracking Error)、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等,均每月测度。预估跟踪误差是 GPIF 通 过定量模型,面向未来做出的、超额收益波动率的预测,用以衡量超额收益的稳定性。而 在险价值更关注尾部风险,GPIF 利用 Delta 方法分别测度 1σ置信区间下,实际组合、战 略组合的尾部收益率作为在险价值,计算在险价值比(VaR Ratio)。根据公司年报,当 预估跟踪误差超过 1.5%,或在险价值比超过 1.05 时,GPIF 就需要对组合进行再平衡。
对于长期投资中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GPIF 通过压力测试(Stress Test)衡量对投 资组合的影响。压力测试通过模拟全球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新冠疫情爆发等极端事件 爆发,预估资产管理规模在对应情景下的额外变化。2022 财年的压力测试显示,极端事 件在短期会对 GPIF 的资产规模累积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后续市场秩序的恢复,GPIF 的长期投资收益仍然得到较好的保障。
ESG 治理:主题投资、所有权行使与绩效评估
GPIF 认为,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社会治理等因素在短期对投资业绩的影响有限, 但长期的外部性难以忽视,因此属于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作为全球配置的“广泛投资者” (Universal Owner),以及实现代际财富转移的“跨世代投资者”(Cross-generational Investor),GPIF 有义务、有理由促进投资标的 ESG 治理的优化。近年来,GPIF 持续推 动 ESG 治理的内部变革,同时拓展 UNPRI、TCFD 等外部合作。2023 年 4 月,GPIF 建 立 ESG &所有权行使部门,负责 ESG 治理与投资、所有权行使相关的具体业务,向 GPIF 董事会、投资委员会汇报业务情况。

在投资原则、组合风险管理政策的指引下,GPIF 从投资项目、投后管理和绩效评估 等多维度,推进 ESG 因素与投资流程的整合: 投资项目:指数形式的主题投资。从 2017 年开始,GPIF 陆续选择多只海内外 ESG 指数进行被动投资,以优化组合的长期收益风险特征;同时活跃相关指数交易,改善市场 的 ESG 投资、信披环境。为了提高主题投资的效率,GPIF 在 2019 财年引入指数发布系 统(IPS),定期收集 ESG 指数信息、定量方法筛选优秀指数。 根据 GPIF ESG 报告,投资的 ESG 指数应具有以下特征: (1)ESG 评级在指数成分股选择、权重划分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2)指数采用的 ESG 评级规则完善、透明,对上市公司而言通俗易懂,预期能促进 日本权益市场的 ESG 治理水平提升; (3)指数不包含针对特殊行业、企业设置的负面清单; (4)指数基于市场宽基母指数开发,相对母指数的跟踪误差较小,可投资容量较大。 截至 2022 财年,GPIF 共参与投资 9 只 ESG 指数,包括 6 只日本本土指数、3 只海 外指数,投资规模总计 12.4 万亿日元。自纳入以来,海外 ESG 指数相比母指数整体取得 了正超额收益,而本土 ESG 指数的超额表现不一。
投后管理:在外部管理人考核中纳入 ESG 治理条目。GPIF 委外投资占比超九成,ESG 相关的投后管理主要是约束外部管理人所有权行使。GPIF的所有权行使原则(Stewardship Principle)规定,管理人必须赞同并履行日本所有权行使准则(Japan’s Stewardship Code) 和 UNPRI 的 ESG 内容;不同管理人的股东投票不必保持一致,但管理人应定期披露完整、 详细的所有权行使策略和数据,接受 GPIF 的监督评估。在另类投资方面,GPIF 主要采用 FOF 投资形式,要求管理人每年提交 ESG 报告,阐述子基金 ESG 整合的状况。 为了明确所有权行使的考核方向,GPIF 从 2019 财年开始统计“管理人普遍关注的 ESG 事项”,将管理人在这些领域的所有权行使情况,作为后续管理人评估、考核的重点 内容。GPIF 将此视为与外部管理人的良性互动,在了解管理人当期偏好的基础上,设计 适配的考核体系。
绩效评估:多方法测度投资组合的 ESG 风险敞口。GPIF 的绩效评估涵盖环境、社会、 公司治理三大主题,以环境主题为关注重点;评估指标包括面向气候变化风险的碳足迹和 碳强度、气候在险价值等;也包括综合考量的 ESG 评级,等等。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衡量组合或标的总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而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衡量组合或标的单位销售收入对应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GPIF 将碳排放的统计 范围拓展到 Scope3,不仅包括标的公司自身,也包括标的所处产业链上下游。2022 财年, GPIF 日本本土、海外股票投资的碳足迹和碳强度均低于全市场基准。
根据 GPIF ESG 报告,GPIF 测度气候变化风险的其他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1)隐含气温升幅(Implied Temperature Rise,ITR):预测组合内标的在未来的 温室气体排放规模,测度“假设全球企业均按此规模排放时,到 2050 财年的全球气温升 幅”。截至 2022 财年,GPIF 国内股票、全球股票投资的 ITR 分别为 2.5℃和 2.6℃。 (2)气候在险价值(Climate Value-at-Risk,CVaR):预测不同的气候变化情景对 组合长期收益的额外影响。2022 财年至 2050 财年,不同情景对 GPIF 政府债投资收益的 预期影响大概在-6.6%至-1.0%间。 (3)排放避免额(Avoided Emission):即“因某项产品的使用,而非该产品的生 产周期或价值链,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GPIF 仅对标的公司容易理解、披露完整 的减排项目进行统计;截至 2022 财年,组合的排放避免额相当于 1.2 倍日本国土面积的 森林吸收量。
ESG 评级(ESG Ratings)的覆盖主题相比上述方法更加广泛,同时将环境资源、社 会责任、公司治理等信息定量化,结合信披完整度、信披内容进行打分。GPIF 主要运用 MSCI、FTSE 等三方评级刻画组合 ESG 绩效,形成 E、S、G 三维得分(MSCI 还包括行 业调整)。2016 财年至 2022 财年,GPIF 组合的 ESG 评级持续提升,最新评级优于全市 场基准。
投资业绩:多元配置促进业绩提升,市场相关度高
借助组织制度、资产配置、委外投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市场化探索,GPIF 自成立 以来的投资业绩长期呈上行趋势。自成立以来,GPIF 的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3.6%。我们将 GPIF 投资运作的 22 年划分为两个 11 年:2001-2011 财年,GPIF 的年化收益率为 1.3%, 收益波动率为 5.9%;2012-2022 财年,GPIF 的年化收益率为 5.9%,收益波动率为 8.3%, 投资业绩整体呈上行趋势。 具体来看,GPIF 股票投资、境外投资的长期增值潜力更高,占比上行利于整体组合 的收益创造;股票投资、境外投资帮助 GPIF 跨过了日本债市疲软的阶段:2012 财年至今, GPIF 实际投资组合的年化收益率为 5.9%;其中国内股票组合年化收益率 10.3%,全球股 票组合年化收益率 14.1%,全球债券组合年化收益率 5.1%;而国内债券组合年化收益率 仅为 0.8%;日本、全球股票投资对全组合收益的贡献占比超过 85%,长期增长的潜力显 著高于日本本土债券。
2012-2014 财年,GPIF 股票投资的收益率变动不明显,但战略资产组合调整驱动股 票增配,股票收益贡献从 2012 财年的 7.0%升至 2014 财年的 11.4%,推动全组合收益上 行;2020 财年,由于全球股票现大规模上涨行情,GPIF 也获得了 25.2%的成立以来最高 年收益率。 但由于高被动投资、低另类布局的投资特征,GPIF 的实际收益与战略组合的基准收 益接近,与市场整体的相关性较高。GPIF 主动管理的超额收益一直较低,受股债市场波动行情的影响也较为显著。2012-2022 财年,相比市场宽基指数组成的战略组合,GPIF 实际投资的年化超额仅 0.13%。在金融危机、经济滞胀、疫情爆发等股债市场波动的行情 中,由于缺少另类资产的对冲效应,GPIF 的短期业绩也受到一定影响。

单独统计 GPIF 的另类投资,由于多数集中在海外,受益于全球另类市场的优良表现、 以及日元的长期贬值趋势,获得了相对传统市场的超额。截至 2022 财年,GPIF 的另类投 资组合自项目成立来的综合内部收益率(IRR)为 9.97%,显著超越同期股债组合的收益; 其中,私募股权投资 IRR 为 16.46%,房地产投资 IRR 为 11.12%,基础设施投资 IRR 为 8.44%。境外另类投资以美元计算的 IRR 并不突出,但受益于日元的持续贬值,换算为日 元后的 IRR 显著高于日本本土投资。
根据更详细的业绩归因,GPIF 近几年的相对超额更多源自委外机构的主动管理,大 类资产配置、委外基准选择的贡献相对有限。GPIF 应用类似 Brinson 归因的方法,将年 投资收益拆解为战略组合收益、资产配置因子、标的筛选因子和其他因子。由于 GPIF 的 投资项目多数采用委外形式,为了体现委外基准选择的影响;2020 财年开始,GPIF 将标 的筛选因子拆解为基准因子(Benchmark Factor,所选委外基准与战略组合中的大类资产 基准不同,带来的收益贡献)和管理人相对委外基准的主动超额。 2012-2022 财年的 GPIF 业绩归因显示,战略组合收益能够解释绝大部分的组合业绩。 主动超额方面,初期资产配置因子的超额贡献高、贡献波动大,这主要是受当期战略组合、 实际投资大幅调整的影响;近年来,资产配置因子、基准因子的超额贡献相对偏低,而外 部管理人的主动超额则有所提升,新的委外合作、激励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统计 2022 财年部分管理人的投资数据,不同管理人的主动超额间存在较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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