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银行业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中国银行业二十年演进与中外模式比较——基于“黄金时代”到“新常态”的基本面深度复盘

从高速增长到“新常态”：宏观经济周期、政策导向与金 融监管重塑下的银行业二十年

1.1.银行经营与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和金融监管政策密切相关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载体与传导枢纽，银行业经营情况与宏观经济周期、国家政 策导向和金融监管密切相关。 首先，宏观经济锚定了银行业经营的基本面，直接决定银行资产规模、资产质 量、净息差三大核心指标。经济上行期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需求旺盛，信贷扩张、不 良率下行、净息差走阔，银行盈利提速；温和通胀推升贷款利率议价能力，也利好净 息差。下行期信贷需求疲软、不良暴露增加，叠加宽松货币政策拉低利率，银行盈利 承压；通缩周期企业贷款需求下降银行贷款议价能力下降，也不利于净息差。 其次，国家政策决定银行利差、业务重点及发展空间。货币政策方面降准提升信 贷投放能力，降息影响净息差水平；定向再贷款、产业政策等结构性工具引导业务发 展重点。财政政策方面基建投资等财政发力需银行信贷配套。 最后，金融监管政策是银行经营的刚性约束，通过资本、风险、业务等方面划定 经营边界。资本监管通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限制风险资产扩张。不良认定、 拨备覆盖率等风险监管要求直接影响银行利润表；集中度与流动性监管（LCR、 NSFR）分散系统性风险。 以上宏观经济、政策导向、金融监管三者也相互影响：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 央行通常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码发力，同时监管部门可能适度放宽不良贷 款容忍度、延缓资本补充期限，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当经济过热时则 反之。产业政策方面，相关部门提出政策导向引领，监管会配套支持，从而促进国家 经济结构优化，以及银行业的转型发展。

1.2.2002 年以来宏观经济、产业分化与监管强化深刻影响了银 行业

2002-2008 年：出口拉动与重资本行业繁荣下的“黄金时代”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国内工业化进程加快，以煤炭、 钢铁、水泥、电力等为代表的重资本行业进入高速扩张期，企业融资需求旺盛。GDP 年均增速超过 10%，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特征。 期间银行业快速扩张，银行业总资产从 2003 年的 28 万亿元增至 2008 年的 63 万 亿元，年均增速约 18%。信贷结构偏向制造业和重工业,银行业 ROE 较高。 期间进行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工、农、中、建四大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和境内 外上市。

2008-2017 年：应对金融危机后的“白银时代”——基建与房地产双轮 驱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重点投向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这一时期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房价快速上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扩张。 银行业规模持续扩张：银行业总资产从 2009 年的 80 万亿元增至 2016 年的 232 万亿元。信贷结构方面房地产和基建相关贷款快速增长，同时为规避监管和追求更高 收益，银行理财以及以投资非标资产为核心的同业业务快速发展。 2012 年资本监管趋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实施，引入巴塞尔 III 标准，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不低于 7.5%，引入资本留存 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等新要求。银行杠杆率开始下降，业务模式从高杠杆向轻资本 转型。同时混业经营兴起，银行通过子公司、通道业务布局证券、保险、基金等领 域。

2017-2020 年：强监管时代——去杠杆与回归本源

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增速下行，“L”型增长态势显现。政府强调防范金融风 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房地产调控趋严，“房住不炒”成为政策基调。 银行业监管方面，2017 年推出《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2018 年正式实施，打破刚性兑付，禁止资金池运作，限制期限错配，银行理财规模 从 2017 年的 30 万亿元峰值降至 2019 年年中的 22 万亿元。非标资产大幅下降，表外 业务回表，表外杠杆显著降低。 信贷结构方面进行调整，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制造业、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成 为新重点。风险资产处置方面，加大不良资产核销力度，设立债转股实施机构化解企 业债务风险。整体银行业盈利能力承压，净息差收窄，不良率上升，净利润增速降至 个位数。

2021 年至今：后房地产时代——新发展格局

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房企债务风险显现，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相继进入负增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融资平台转型压力加大。"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下，制造业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战略重点。基建投资保持韧性，新能源、高 端制造成为新增长点。 在"房住不炒"和经济转型背景下，银行业正加速重构业务模式，以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养老等领域寻找新增长点。

1.3.立足国际规则，扎根本土实际：中国银行监管政策的动态 调整与优化

我国银行业监管政策演进始终遵循了紧跟国际标准、结合本国国情、从粗放合规 走向精细风险管控的原则。监管始终围绕三大核心任务展开：一是构筑风险防线，资 本、流动性、拨备覆盖率、拨贷比等监管指标不断强化与精细化。二是规范机构行 为，通过机构改革和法规完善，统一监管，填补空白。三是引导服务实体，通过监管 政策引导信贷投向，防控金融空转和特定领域风险。 国际上的巴塞尔协议（Ⅰ→Ⅱ→Ⅲ→Ⅲ最终案）是主线，国内则通过法律法规修 订、监管机构改革和一系列核心监管文件予以落地和深化。

国际监管规则对接：巴塞尔协议Ⅰ→Ⅱ→Ⅲ→Ⅲ最终案

巴塞尔协议Ⅰ时期（1988）：1988 年发布《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 议》（简称巴塞尔协议Ⅰ）。核心内容是按监管标准计量信用风险资本要求，最低资本 充足率不低于 8%。不足之处是风险权重简单、计量标准“一刀切”、未包括其他风 险。 巴塞尔协议Ⅱ时期（2004）：2004 年 6 月发布《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 协议：修订框架》（简称巴塞尔协议Ⅱ）。要求实施包括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的全 面风险管理，允许银行基于内部模型计量各类风险，并强调基于全面风险评估进行资 本管理。不足之处是资本定义较宽松、表外风险约束不力。 巴塞尔协议Ⅲ时期（2010）：2010 年 12 月发布《全球更稳健的银行及银行体系 监管框架》及《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及监管的国际框架》，巴塞尔协议 III 的核心确 立。主要提出三大支柱改革：1.强化资本要求（提高资本质量与水平，引入杠杆 率），2.新增流动性要求（流动性覆盖率 LCR、净稳定资金比率 NSFR），3.系统重要性 银行附加资本。 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2017）：2017 年 12 月发布《巴塞尔 III：后危机改革的 最终方案》，改革方案最终完成。主要修补了 2010 年框架的遗留问题，核心是限制银 行使用内部模型过度降低风险权重，增强全球银行资本计量的可比性。

国内监管机构与法律法规

机构改革：从银监会（2003）到银保监会（2018），再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3），体现了从专业分立到功能统一、加强中央集中领导以及宏观审慎管理的思 路。 法律基石：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为基础，持续修订以适应 新形势（如 2015 年删除存贷比硬指标）。

机构与业务监管

系统重要性银行：建立并完善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的评估与监管框 架（2020 年评估办法出台）。 业务创新监管：规范互联网贷款和跨区域经营，防止监管套利和风险无序扩张。

资本与流动性监管（核心支柱）

起步（2004）：发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确立 8%的资本监管框 架。 统筹实施巴塞尔Ⅱ和Ⅲ（2012）：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是中 国银行业风险监管的里程碑文件。确立了未来十年监管的四大支柱——资本充足率、 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首次提出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并要求银 行制定达标规划。监管重点从单纯的信用风险管控，扩展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 融、交叉金融风险等领域的全面监管。 流动性监管（2014）：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引入 LCR 等指标，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全面升级（2023）：发布新《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2024 年实施），构建差异 化监管体系，全面修订风险权重，更精细地引导银行资产配置。

风险分类：直接决定了拨备计提和资本计算

风险分类是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起点。

在 1998 年之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采用 “一逾两呆” 分类法，即除正常贷款 外，不良贷款仅根据逾期天数简单划分为：逾期、呆滞、呆账。这导致风险反映严重 滞后，银行资产质量被高估。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正式引入国际通行的 “五级分类” 理念（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2007 年，原银监会发布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对五级分类的标准、程序、管理要求进行了细化和统一，确 立了其在监管规则中的正式地位。五级分类从行业指导原则上升为具有强制性的监管 规则，成为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标准范式。 2023 年正式实施《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风险分类对象从各项贷款 扩展到所有承担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如债券、同业投资、表外业务等），堵住了监 管套利空间，实现了风险的全覆盖。除此还有几项重要的改变：一是明确、统一分类 标准，清晰定义了五级分类的核心定义，并设定了零售与非零售资产差异化的分类标 准，增强了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强化逾期天数与分类等级的硬性挂钩，明确规定 了金融资产逾期后的“降级时间线”：（逾期 → 至少归为关注类，逾期超过 90 天 → 至少归为次级类，逾期超过 270 天 → 至少归为可疑类，逾期超过 360 天 → 应归为 损失类），三是提出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要求，对问题资产的处置和重组制定了更严 格的分类规则，防止通过重组掩盖风险。

准备金计提：从滞后转向前瞻和动态

2002 年发布《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确立“一般准备+专项准备+特种准备” 的三级准备架构。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即对已识别的不良贷款按固定比例计提 专项准备（例如：关注类 2%、次级类 25%、可疑类 50%、损失类 100%）。 2011 年发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引入“动态拨备制度”和“双 指标”监管: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不良贷款余额）≥150%,贷款拨备率（贷款 损失准备/贷款总额）≥2.5%。 2018 年监管要求监管指标从固定值调整为区间管理（拨备覆盖率 120%-150%，贷 款拨备率 1.5%-2.5%），体现“逆周期调节”和差异化监管思路。 2022 年发布《商业银行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全面推行“预 期信用损失法”。从“已发生损失”模型转向“预期信用损失”模型（ECL），要求银 行对全部金融资产（包括未发生违约的资产）在整个存续期内的信用损失进行预估和 计提。

引导信贷投向，服务实体经济

2009 年 6 月 25 日：《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管理的通知》，为应 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信贷高速增长的风险，强调贷款需用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重点要 求：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房市；限制对“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授 信；银行需淡化对存贷款时点规模的考核，转向对增长质量和风险控制的考核。地方 政府债务，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监管（如 2013 年“10 号文”）。

从规范到重塑，影子银行、同业与资管业务监管演进

影子银行与资管业务：规范期（2013-2014）：出台政策规范理财业务和同业业 务，开始治理影子银行。根本性重塑（2017-2018）：发布资管新规及其正式稿，打破刚性兑付、禁止资金池、要求净值化转型，推动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彻底重塑资管 业态。持续完善（2022）：修订《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实现全面覆盖。 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演进遵循了“国际标准本土化、监管框架系统化、 风险管控精细化、监管覆盖全面化”的路径。从最初的资本单一约束，发展到目前的 资本、流动性、杠杆率、行为监管、宏观审慎等多维度的综合监管体系。每一次重大 改革（如 2012 年资本办法、2018 年资管新规、2023 年新资本办法）都深刻重塑了银 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竞争格局，核心目标始终是防控金融风险、引导服务实体经济、保 障银行业长期稳健运行。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