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太空光伏行业深度3：从国内卫星制造产业链&价值链拆解展开

战略升维，万箭齐发——中国商业航天的全面铺开

中央密集定调，商业航天正式升维

近三年中央与部委密集出台政策，将商业航天提升至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增长引擎”高度，政策支持体系逐步由顶层定调走向资本、产业与监管协同落地。

具体来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商业航天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确立产业方向；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将其定位为“新增长引擎”，强化宏观政策支持。进入2025年，政策重心转向制度与落地层面，一方面通过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支持未盈利科技企业融资，拓宽商业航天资本通道；另一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航天局相继出台卫星通信业务准入、监管框架及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并启动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推动产业从政策鼓励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阶段迈进。

地方竞速：空间经济版图全面铺开

多地相继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围绕商业航天与卫星互联网布局产业高地，地方层面形成竞相推进、区域协同的发展格局。

具体来看，自2023年起，上海率先发布商业航天行动计划，明确打造空间信息产业高地；2024年，北京、重庆、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出台商业航天或卫星互联网专项方案，覆盖创新发展、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等方向；2025年，四川进一步提出面向2030年的发展行动计划，拉长政策周期。整体而言，地方政策呈现出规划周期延长、产业定位明确、以卫星互联网和空天信息产业为核心抓手的特征，标志着商业航天已成为多省市战略性产业布局的重要方向。

成本即竞争力，规模即决定力

从核心成本环节对比来看，中美商业航天在发射、制造及终端设备领域仍存在一定差距。

火箭单次发射成本方面，我国当前单次发射成本约为5000–8000美元/公斤，而SpaceX已降至约1500–3000美元/公斤，我国发射成本显著高于SpaceX。

小卫星制造方面，我国50公斤级小卫星平均造价约800万元人民币/颗，Terran Orbital同类产品约300万元人民币/颗，我国约为其2.67倍。

低轨通信卫星制造成本方面，我国平均造价约1500万元人民币/颗（200-300kg），而“星链”卫星约100-150万美元/颗，中国显著高于星链。

整体来看，在火箭发射、小卫星制造、低轨通信卫星制造及终端设备等关键环节，我国成本水平普遍高于美国相关企业。产业链各环节的高成本直接制约规模化部署能力，而商业航天的发展依赖于海量卫星的持续发射与组网运行，只有在规模效应形成后，才能实现更高效、更可靠的通信能力，并进一步释放市场价值。因此，成本下降与规模扩张能力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变量。

上游根基：材料与整星体系的“硬科技底盘”

商业航天上游主要由卫星制造与原材料两大体系构成，属于研发与材料密集型环节，是整星设计与生产的基础来源。

1）卫星制造体系包括卫星载荷与卫星平台两部分。卫星载荷涵盖天线分系统，以及不同任务类型对应的核心载荷单元，其中通信卫星以转发器分系统为核心，遥感卫星以遥感器为核心，导航卫星以原子钟为核心。卫星平台则为载荷提供运行基础，主要包括结构系统、热控系统、推进系统、控制系统、供电系统、数据管理系统以及遥感测控系统，共同构成整星运行的基础架构。

2）原材料体系为卫星制造提供基础支撑，主要包括燃料、电子元器件、高温合金及新材料，以及火箭发动机相关材料。上述材料与元器件构成整星与运载系统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商业航天上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航天四大产业带：中国西部商业航天产业带

西部商业航天产业带区域覆盖陕西、四川、重庆三地，主要包含四川成都、四川绵阳、陕西西安和重庆两江新区4大产业集群。

西部产业基础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并在九十年代逐步形成以西安航天动力和四川通信电子为特色的产业格局。目前，四川国星宇航“星算计划”和中科西光“西光一号”成为产业链重要核心主体，眉山环天智慧亦积极推进遥感卫星星座“天府星座”建设，进一步完善西部商业航天生态布局。

发射跃迁：中国进入高频组网时代

历史跃迁：从东方红到商业化浪潮

从整体趋势看，我国航天发射能力已由早期的探索起步阶段，跃升至高频次、规模化发射阶段，发射节奏持续提速，体系化能力不断增强。到2025年，全年发射达到92次，同时商业航天占比显著提升，标志我国航天发射结构正由单一国家主导模式，向规模化、商业化协同发展的新阶段演进。 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标志我国正式进入空间时代； 1975年实现返回式卫星回收，1984年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实现了中国卫星通信零的突破； 2000年北斗一号导航试验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俄之后第三个具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u 到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全年发射50次、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商业发射占比达54%、商业卫星占比达84%。

星座崛起：多层次空间基础设施成型

我国当前主要卫星体系涵盖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低轨卫星互联网等多个类别，形成多层次协同发展的空间基础设施体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可向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是国家级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遥感领域，“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并规模化组网运行的商用遥感卫星星座，主要开展高分辨率对地观测数据获取与应用服务。 在低轨卫星互联网领域，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星网）正在推进国家级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通过组网部署形成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 同时，千帆星座作为低轨卫星互联网项目之一，正在推进低轨宽带通信星座建设，旨在构建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服务体系。此外，银河航天作为商业航天企业，已完成多颗自研通信卫星发射入轨，参与我国低轨通信系统建设。

2025-2030年国内发射卫星测算

基于当前我国商业卫星、通信卫星及算力卫星的发展节奏，在现阶段及未来五年左右时间窗口内，砷化镓光伏电池预计仍将作为卫星电源系统的流选择。由于砷化镓光伏电池价格较高，受制于电池成本与产能扩张节奏，预计未来五年内仍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低成本发射，整体射规模更可能呈现“稳步爬坡、受成本制约”的增长特征。

我们预测在2025-2030年，对应通信卫星，单星太阳翼面积由20㎡提升至45㎡，单星功率由0.69万W/颗提升至1.93万W/颗;算力卫星对功率需求更高，太阳翼面积由30㎡提升至80㎡，单星功率由1.04万W/颗提升至3.43万W/颗。同期假设电池效率由30%提至35%，砷化镓在高效率、抗辐照及空间在轨验证方面的成熟优势，仍能较好支撑这一阶段的性能需求。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