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不平等问题研究报告 政府和保险业如何行动以改善不平等

不平等：社会分裂的风险

社会不平等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社会内部的公平性可以维持政府与国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持续高企的收入不 平等不利于社会团结，亦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发展，因为后两者都得益于更公正的收入分配。发达经济体 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但在持续上升；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在逐渐下降。上述两个趋势的关键驱 动因素是中产阶层规模的变化，而中产阶层规模受全球化驱动。经济冲击通常会给低收入家庭造成最严重的打 击：当前的乌克兰冲突令数百万人面临食品短缺和陷入贫困的风险。这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疫情导致的不平等。较 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逆全球化、数字鸿沟、气候变化和财政及货币政策是未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

平等性问题

不平等是指社会成员间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现象，可体现为收入和财 富水平的差异。平等获取基本生活条件，如医疗、教育、司法、就业、技术等，是 以平等机会产生收入和财富的必要前提。因为担忧持久或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联合 国将“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10个目 标。 平等事关重大，因为当人们认为社会制度偏袒少数人，便可能产生普遍的不满和宏 观经济不稳定(参见“不平等与经济”)。2,3 拥有庞大而富裕的中产阶层的社会通常具 备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如犯罪率较低；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较高；政局更稳 定)，因为这种社会在收入及获取基本生活条件方面更公正。不平等还会使民众质疑 政府促进社会成员间实现公平的意愿，引发民众非暴力抗议、蓄意破坏、暴乱和抢 劫事件，从而令社会契约的概念遭受质疑。它也会加剧民粹主义，这种政治动向正 迎合了那些自身感觉被精英阶层遗弃或忽视的群体。无论在美国、英国、德国、菲 律宾或智利，民粹主义运动都是在利用人们的不平等感，质疑民主合法性，从而赢 得更多支持。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提供的基尼系数 衡量收入不平等，以此作为标准化指标。4 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某个时点的不平等程 度，有助于对各个时期的状况开展实证分析，并进行国家间的比较。

不平等与经济

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或许有益，因为它会激励人们积极上进，开展竞争、储蓄和 投资。然而，经验证据表明，持续且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对宏观经济增长和稳定性 产生负面影响。根据IMF关于不平等加剧对GDP增长影响的估计，1980年后，由于 最高五分位收入人群比例扩大，实际GDP增长率年均降低0.2个百分点。5 经济政策 研究院估计，1979年至2012年间，不平等加剧令美国的总需求每年减少约GDP的 4%。6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促使富裕的企业家增加投资， 从而刺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但上述效应在中高收入国家却适得其反。

人力资本投资减少是正在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影响GDP增长的途径之一。8 在国家发 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将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然而，低收入家庭子女较少 的教育机会可能阻碍其获得和拓展技能，限制了其职业选择。上述因素进而会造成 劳动者生产力降低、工资减少，使得总体经济参与度也低于更公平的国家。教育投 资不足通常会降低代际间的社会流动，从而造成持续的不平等，不利于长期经济增 长。9 不平等也会加剧经济不稳定，例如产生金融驱动的商业周期。无论是1929年开始的 大萧条还是2008–09年间的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危机爆发前夕都伴随着收入不平等 的急剧上升。IMF的研究显示，收入不平等上升会增强高收入家庭的议价能力，使得 金融部门规模快速增长。10该机构的研究发现，其余人口的消费受信贷增长支持，从 而造成杠杆率大幅上升，最终导致中低收入家庭的债务/收入比飙升。当冲 击来临时，债务/收入比上升增加了发生系统性违约的概率，可能使得冲击恶化演变 成全面的经济危机或衰退。

当前(收入)不平等的驱动因素

过去30年来，全球生活处于极端贫困(联合国定义为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的人 口比例从约43%降至10%以下。这样看来，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似乎在逐年减 少，然而从各国内部来看，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绝非普遍趋势。

从基尼系数的绝对数值来看，发达经济体无论总体还是个体都比新兴经济体“更平 等”，系数更接近0。但过去40年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呈现持 续上升趋势。从21世纪初以来，基尼系数下降是新兴经济体的普遍趋势(但有例外)， 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新兴经济体平均收入的增速高于发达经济体。因此，数百万人 得以摆脱贫困，步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发达市场的情况恰好相反：中产阶层规 模持续萎缩或增长停滞。

发达经济体变得更加不平等，新兴经济体变得更加平等

1980年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按基尼系数衡量)程度有所上升，但速 度各不相同。美国的升幅最大，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2上升至2019年的0.39。 以此衡量，美国是最不平等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之下，与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相似的 国家，如挪威和瑞士，最近的基尼系数却较低，分别为0.26(2019年)和0.30(2018 年)。中产阶层人口较多的欧洲国家在全球平等程度排行榜名列前茅。不过，在英国 和德国等经济体，基尼系数停滞甚至上升。过去40年中，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分别上升了7个和3个基尼系数点。

新兴经济体的普遍趋势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结果参差不齐。例如，拉丁美洲 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该地区的多个经济体(包括巴西)在应对不平等方面成绩斐然。 但总体来看，拉丁美洲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参阅“拉丁美洲的收入不平 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趋势差异更大。19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 收入不平等升幅最大的国家。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上述国家从高度管制的计划经 济体制逐渐转型，比如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和工业化。11 在1980年代初的经济转 型过程中，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8升至2009年0.43的峰值。

此后，该趋势开始逆转。IMF的研究发现，中国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在很 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平等程度历史性上升，而应对该问题的政策举措则成为了驱动近期 趋势的主要原因。中国增长模式正在转变，力求更加多样化，更注重内需，更具普惠 性。12 印度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1上升至2015年的0.5，在新兴经济体中排名第 二。南非一直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80年代以来的基尼系数超过0.6。

随着不平等上升，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已经萎缩

美国又是典型例子。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开始快速地缩小，从占 人口将近60%降到2018年的55%以下。如今，美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处于 发达经济体的最后几名。西欧国家的中产阶层规模比美国大得多，但2000年初以来 同样出现下降/陷入停滞。例如，德国的中产阶层比例从2000年的76%降至2016年 的70%。 在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规模自1990年代以来增长了数倍，是全球有史以来中 产阶层增长最快的时期。即使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中国，中产阶层比例也从近乎0 增长到2016年的42%以上。这意味着在该期间约有4亿人口脱贫。过去30年中，巴 西、俄罗斯、土耳其和智利的中产阶层也快速增长，增幅在30%至40%之间。

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出现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化。我们的实证分析及其他 研究表明，全球化是新兴经济体(除了少数例外)内部收入不平等降低的(统计上的)显 著驱动因素，同时也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17,18 这是因为，全球化 对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产生的影响相反。随着1990年代市场的开放，新兴 经济体提供了大量熟练的低工资劳动力，加上2000年代出现的低成本通讯网络，生 产从发达经济体大规模转移到新兴经济体。这个过程帮助新兴经济体创造了中产阶 层。另一方面，它也使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停滞不前，而资本和知识产权收益 上升。 社会福利状况和税收制度的差异是促使发达经济体不平等趋势加剧的其他因素。例 如，相比美国，欧洲通过累进税制(较高收入家庭的税率较高)进行收入再分配。另 外，欧洲的社会保障、现金发放计划、失业福利等转移支付比美国更为优厚。欧洲 约有47%的国民收入通过征税进行再分配，而美国这一比例是35%。19 美国个人所得 税累进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幅降低。20在分配收入之前的政策(如劳动力市场 法规、最低工资保障及医疗教育享有权)也可解释为何许多欧洲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低 于美国，而中产阶层比例高于美国。

未来的不平等：驱动因素和内在风险

进入2020年代后仅两年，世界已经历了两个大规模冲击事件：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 和乌克兰战争。两者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并会迅速对收入不平等造成直 接和间接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打击格外沉重，这会导致贫困率上升。但较长 期而言，逆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等结构性因素依然是影响收入不平等趋势的主要驱动 因素。

乌克兰冲突会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

乌克兰冲突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造成了大规模破坏和伤亡，国内民众流离失所， 难民涌向境外。经济后果也同样严重。我们预期，冲突将导致全球通胀率高企、经 济增长放缓，且幅度均高于此前预期；同时，我们还预期经济衰退的风险将升高， 特别是欧洲。22 当前状况，包括对俄罗斯施加的广泛经济制裁，将会扰乱全球供应 链。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农产品)飙升，令供应链中断及新冠疫情后经济反弹 造成的原有通胀压力雪上加霜。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全球粮食贸易总量的12%，并跻身 世界最大的小麦(34%)、大麦(27%)和葵花籽油(73%)生产国之列。23 短期而言，全球 粮食市场面临的挑战是替代俄罗斯和乌克兰损失的供应量，这会导致价格上涨。

2020年后，全球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原因首先是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 随后是乌克兰冲突。时至今年三月，该价格指数同比上升34%，达到1974年以来的 最高点。例如，2022年2月中旬的小麦价格已经比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高出将 近50%，在乌克兰冲突后两周内再度攀升30%。24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依 赖度最高的是非洲、中东及亚洲部分地区的国家。埃及是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 3月第一周，埃及的面包价格上涨50%。25 能源和肥料等重要农业投入品的成本上涨 可能进一步扩大对全球食品供应的负面影响。国际粮食政策研究院指出，真正严峻 的考验将出现在未来几个月，当下个耕种季节来临之时。26 食品价格暴涨将立即阻碍消除极端(收入)贫困的进展。IMF的一项研究估计，2008年 全球食品价格飙升令1.05亿人深陷或跌入贫困。2011年食品价格的再次 飙升在短期内令4 860万人跌入贫困。27 食品价格上涨将立刻加剧贫困程度，因为价 格上涨后的供应调整需要更长时间，而较贫困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收入的比 例更高。当前愈演愈烈的粮食危机有可能导致严重营养不良甚至饥饿的人数大幅上 升。相比较来看，由于疫情缘故，2020年营养不良的人数比过去20年的最高峰还 要高五倍以上。28 2019年以来，面临严重食品短缺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从 1.35亿增至2.76亿人。29 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国家面临的食 品短缺风险更高，因为在这些国家，家庭开支中食品支出占比更高。

疫情已经造成通胀压力，而乌克兰战争更是令通胀雪上加霜。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屡创几十年新高。例如，2022年3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8.5%，英国达到6.2%。 高通胀削弱了家庭购买力，且对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影响格外严 重，这也被称作“通胀不平等”，30 反映出较低收入者的必需品支出相对较多。例 如，美国和巴西的数据显示，收入最低五分位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分别为 31%和 27%，而收入最高五分位家庭的食品支出比例为6%和7%食品价格上 涨，加上家庭能源和燃油费用支出增加，加剧了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而较低收入 家庭承受价格上涨的缓冲能力尤其薄弱。

如果战争造成经济衰退，收入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经济衰退一般会导致失业 和平均收入下降，从而对中低收入家庭造成更严重的打击。2000年代，巴西曾成 功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但在2014-2016年期间，该国遭遇了最深重的经济衰退，导 致超过46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因此，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从2014年的5.6%上升至 2017年的7.7%。31 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逆周期的，高失业率和工资下降会令低 收入家庭的相对状况恶化。

收入不平等的未来驱动因素

我们认为，如下几个主题将成为影响各经济体未来收入不平等趋势的日益重要的驱 动因素。 全球化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此后出现逆转趋势，而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 趋势。39 许多公司和政府正将生产转移至平行的供应链，并且/或者“回迁”业务。 40 地缘政治因素可能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特别是在乌克兰冲突之后。 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谈到新的多极化国际秩序，并表示需要将供应链向“朋友 圈转移”，到受信任的国家。41 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消 除发达经济体早先的不平等上升。但从实际收入角度看，产业链回迁可能导致生产 成本上升，更大幅度减少较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数字鸿沟”是指以下方面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速度和宽带覆盖率)；普 惠性(如宽带的可负担性)；制度(包括对本地宽带替代解决方案的限制)和不同收入及 社会群体(如年龄、种族、农村与城镇)的数字化应用的使用能力。42 数字鸿沟和收入 不平等会自我强化：这是弱势群体与富裕及中产阶层之间的鸿沟。发展中国家的鸿 沟更明显。这种鸿沟加剧了国家内部不平等，处境不利者面临学习和就业 方面的障碍。43许多政策制定者已在着重解决这个问题，但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例 如研究表明，美国当前两党达成协议，向全体美国民众提供宽带，但面临至少1 750 亿美元的投资短缺。

气候变化可能会令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因为它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格外严重的影 响，且有如下两个原因。首先，新兴经济体更加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因此更易受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灾害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证实，当气候灾害来临时，新兴经济 体遭受的损失占收入的比例更高。45 其次，这些国家的资源比富裕国家少，更难适 应气候变化，也难以采取减灾措施。近期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 令超过1亿人口(大多位于新兴经济体)陷入极端贫困。46 我们的内部研究估计，如果 未实现《巴黎协定》及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全球届时将会损失多达10%的经济总 量。非洲和亚洲新兴市场低收入国家承受的经济影响要远远高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 经济体。

另一方面，私营资本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积极改变不平等状况。ESG中的“S”是 指多样性、普惠性及平等性等社会事项，一直是未被充分重视的投资题材和风险因 素，但这种状况正快速改变。投资界在日益庞大的可投资资金池的支持下，正越来 越强调“S”。随着政府努力缓和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2020年和2021年社会债 券的发行额达到新高。47 2017年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连结债券覆 盖了许多社会相关的目标，此类债券预期也将对缓解不平等有所帮助，但需要增加 发行量。48 ICMA率先确立了绿色债券原则，并发布了更全面的社会债券原则。随着 透明度、披露及报告的改善，此举预期将进一步吸引投资者关注这一新出现的资产 类别。

货币和财政政策正统观念的转变也会对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新冠疫情应急刺激措 施导致的债务增加可能会加剧代际不平等，将偿债压力传递给未来几代人，并限制 各国承担更多债务以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高债务水平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决 策。财政空间有限的各国央行可能保持比理想水平更高的通胀率及更低的实际利 率，此举可能令实体资产拥有者获得比固定收益资产和名义养老金申领者更多的收 益。

不平等与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是个人与国家就各自的权利、责任和期望达成的隐性协定，目的是令社会 和平共处。52 在实践中，这是指个人遵守法律、缴纳税款，以换取政府提供基本服 务、基础设施，以及在个人穷困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契约正 在弱化，这不仅涉及较低收入人群，还包括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感受 到各方面压力，比如美国医疗和教育费用的增速超过工资的增速；欧洲实际养老金 下降及住房成本上升；持续壮大的零工经济中不确定的劳工权利等。53 其结果是公 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信任度降低，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民众普遍的不满渗透到政治 领域，民粹主义者呼吁制度改革。2016年，伴随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民 粹主义达到顶峰。

在新冠疫情期间，较低技能工作者遭遇劳动力市场下挫的重创。尽管政府制定了力 度空前的扶持措施，但仍不足以获得民众的认可。这表明，从财务角度看，公民对 政府的期望上升。54 在部分新兴经济体，政府推行了现金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此举 可能通过改变公民对政府责任的期望，从而逐渐重塑社会契约。然而，居高不下的 债务及随之而来的财政资源减少可能制约这些政府应对未来长期危机的能力。在其 他地区，许多民众通过抵制疫苗接种强制令和封锁措施来挑战国家权力。此类行动 进一步损害了已经弱化的社会契约，并积累起不信任感，使得国家与个人难以协调 不断变化的社会契约的定义和期望。

近期粮食短缺情况的恶化可能加剧社会对立，触引发社会动乱。一项研究发现，在 1990–2011年期间，粮食价格上涨引发了更严重的社会动荡。55 例如，2007年至 2008年的粮食价格飙升造成多个非洲国家、海地和也门的动乱。2010年至2011 年间粮食价格暴涨后，便发生了称作“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动荡风潮。在某些情况 下，可能会产生更深远的后果，包括政府倒台(埃及、突尼斯)及/或内战(叙利亚、也 门)。

收入不平等与保险

严重收入不平等会对保险需求和保障覆盖产生显著影响。新兴国家中产阶层快速壮大推动了保险需求的增长，而 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中却因不平等的上升阻碍了保险市场发展。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发达经济体2019年的基 尼系数与1990年相同，其保险保障将会比实际高2 520亿美元(8.4%)。在我们研究的一组新兴经济体中，1990年 以后不平等下降产生了更复杂的影响，财产与意外险的保障提升了约90亿美元，但寿险保障却减少了80亿美元。 这反映了在更平等的社会中储蓄率有所不同。按保险金额计算，发达经济体的身故和自然灾害保障缺口将会分别 缩小5.4万亿美元和1.7万亿美元。

经济增长是保险需求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但增长不会完全等量转化成保险需求， 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有不同的保险消费倾向。这会影响个人购买保险保障，保 障自身免受巨额费用冲击的能力。我们使用76个国家30年来的年度保费数据，研究 了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与不同险种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 经济发展、中产阶层的规模和增速、不平等都与保险深度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密切 关系。瑞再研究院过往研究中描述的S曲线显示了经济发展与保险深度之间的关系。较不发达国家通常更不平等，中产阶层规模较小，贫困更严重，保险深度 也较低。较发达国家通常更平等，中产阶层规模较大，保险深度较 高。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是经济加速发展(由人均GDP代表)导致更强劲的保险需求增 长，最终导致保险深度上升。驱动因素包括：中产阶层壮大；可保 险资产增加；保险产品的可负担性改善；随着不平等程度下降，有更大比例收入用 于购买保险。

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保险覆盖

不平等加剧会抑制发达经济体的保险需求

发达经济体过去30年的趋势表明，不平等升幅最大的国家的总体保险深度增长也较 低。我们发现，总体保险深度(总保费收入占名义GDP的份额)的平均变化 与国内收入不平等变化(体现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过 去30年来，日本、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国的基尼系数经历了快速上升(平均每年增长 0.5%左右)，而其保险深度增速则在发达经济体样本中排名靠后(年均增长率低于0)。 同样，1990年代以后，在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希腊和葡萄牙等经济体，其保险深度的 增幅均名列前茅(年均增长率约为3%)。

总体：不平等上升降低了风险保障

在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中，经济发展与保险深度都呈现正相关性。这意味着，随着 国家富裕程度上升，家庭和个人获得了更高的风险保障。然而平均而言，自1990年 代以来，发达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对保险深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该影响因业务 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不平等降低了发达经济体的保险需求

我们的模型估算表明，如果各国的基尼系数水平保持在1990年水平，发达经济体 2019年的财产与意外险保费将会比实际水平增加600亿美元或4.3%。这相 当于失去约390亿美元的预期对财产与意外险损失的保障。更明显的是，2019年发 达经济体的寿险保费将会比实际增加将近1 940亿美元(8.6%)。这相当于失去2 130 亿美元的寿险赔付。在我们的模型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保险需求分别承担了占 2019年财险与意外险保费5–6%及占寿险保费11–14%的不利影响。美国是受绝对影 响最大的保险市场。美国因不平等上升而失去的保费收入估计超过1 000亿美元。北 欧国家芬兰、丹麦和瑞典受相对影响最大，2019年财产与意外险保费减少7%以上， 而2019年寿险保费减少16%以上。

最后，我们对发达经济体不平等上升对保险保障缺口的影响进行建模。我们估计， 由于不平等上升，2019年的自然灾害保障缺口约比不平等保持在1990年水平的情 形增加了2.5%。也就是说，如果不平等程度未上升，原本可获自然灾害风险保障的 资产价值将增加1.7万亿美元。我们还对身故保障缺口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建模。结果 表明，2019年发达市场的身故保障缺口将会比1990年后不平等未上升的情形扩大 8%(相当于5.4万亿美元的保额)。

不平等趋势在新兴经济体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对保险市场的影响更加复杂。如果没有转型国家，1990年以 后，我们的新兴经济体样本的平均基尼系数降低了2.5个百分点。财产与意外险受到 的平均影响为直保收入增加90亿美元(占2019年直保收入的6.7%)，寿险受到的影响 为直保收入减少80亿美元(4%)。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给巴西、墨西哥、秘鲁 和阿根廷的财产与意外险市场带来约两位数的增长。对巴西影响的结果是财产与意 外险保费新增超过20亿美元。然而，不平等程度下降产生的影响令这些 市场2019年的寿险保费减少了10%以上。就巴西而言，寿险保费将会比不平等保持 1990年水平的情形减少40亿美元以上。在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新兴经济体(如南非、 印度尼西亚和埃及)，寿险行业因此受益。

1990年以后，转型经济体的不平等平均上升了5.9个百分点。但这些经济体并未因此 呈现统计上可识别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使得这些国家相当比例的人口摆脱贫困， 加入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队伍。上述转型伴随正规就业增加、普惠金融及保险的发 展，这些因素促使保费的增速远超经济增长率。如今，这个国家有许多已走出转型 期，基尼系数在2000年代中后期触顶(如中国、俄罗斯、波兰、捷克共和国、罗马尼 亚、斯洛伐克)。展望未来，我们预期不平等也会成为阻碍这类国家保险增长的潜在 不利因素。

保险有助于改善不平等

通常保险业会受益于不平等程度下降，同时也会有助于改善不平等。保险通过降低遭遇冲击事件的家庭所面临的 不平等后果，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有力手段。在各个经济体中，财产与意外险都是促进经 济增长和增强韧性的关键。寿险可能比财产与意外险更能降低收入不平等，尤其在发达经济体。高投保率也使得 政府能够承担天气灾害损失，保护社会项目，从而增强增长潜力和社会韧性。

保险可保障资产和收入免受冲击事件的不利影响，鼓励社会承担风险和投资小企 业，提高教育和健康的平等性。保险可服务于社会的各个环节，在家庭面临巨额开 支，失去资产或赚取收入的能力时提供财务纾困。对最弱势的群体来说，保险提供 的保障尤其重要。如果没有保险，如果发生严重的冲击事件，中低收入家庭很可能 再度返贫。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家庭在某位成年家庭成员意外死亡后 会跌落至低收入五分位的群组，20%家庭则会陷入贫困。62 2007年的一份调查研究 发现，2010年全球因医疗开支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人数达8.08亿，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12%。63 此外，研究还显示，保险可通过管理风险及调动国内储蓄来提高经济增长。 64 保险可增加家庭收入的可预见性，从而实现较复杂的经济互动；通过支持更优决 策，保险可以对成果进行更公平的分配。因此，保险能够形成正向反馈 – 更高的保 障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社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增长反过来能够刺激保险需求和提 高保险深度。

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以佐证保险与降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在新兴经济体中，保 险尤其是实现普惠增长的必要条件。财产险的保障促使银行能够对大型项目提供贷 款；寿险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商业健康险可帮助政府将资源投向较贫困的社会 群体。65 实证文献支持上述观点。例如，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研究发现，新兴经 济体的财产与意外险保费增长后，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绝对水平(及增速)的降低。

保险对不平等的具体影响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保险类型。 在各个经济体中，财产与意外险都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韧性的关键。对个人而 言，保险可增强其应对不利冲击的韧性；对企业而言，保险可支持创业企业承担风 险。在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中，财产与意外险的增长通常先于寿险，商业险种尤其如 此。人们普遍认为，寿险在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67 健康险的广泛 普及能够最大程度缩小健康风险损失后果带来的不平等。

保险为个人提供支持

不平等将削弱个人抵御负面冲击的能力。保险的核心功能是对冲这些事件带来的财 务影响。相反，如果保险的覆盖程度存在差异，灾难就会令贫困和不平等持续存 在。贫困家庭购买保险的可能性较低，拥有的资产较少，难以获取信贷以重建财 富。实证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寿险可能比财产与意外险更能够降低收入差 异，但低收入国家除外。68 如果没有完善的寿险市场，幸存的家庭成员将处于弱势 地位。弱势家庭面临的财务困境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加剧住房、健康和教育方 面的不平等或使其持久化。

保险还可以提供经济激励，以鼓励减缓损失的行为，从而提升个人和家庭的韧性。 例如，某些洪水保险计划鼓励住宅的建造高度超过基础洪水水位，并为此提供保费 优惠。风灾、地震和森林火灾的减灾措施也可能享受保费优惠。69 但是，住宅业主 不确定自己能否在未来获取保费优惠的好处，因而可能不愿投保。保费优惠方面的 标准化及长期合同条款可强化保险的经济激励作用，有利于对安全(减损)措施的投 资。 另一个间接的影响是保险可以在关键时刻为决策提供支持。实验心理学显示，当人 们生活在资源紧张的环境里，往往会作出更糟糕的决定。稀缺会减少可供决策使用 的“心智容量”。70 保险可在人们急需帮助时提供支持，从而有利于创造更平等的 机会，降低脆弱度及不平等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保险还鼓励理智承担风险及投资。对一些借贷形式，如按揭贷款和小企业贷款，保 险在保障抵押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财产险为住宅所有权提供支持， 保障借款人免受贷款抵押品的潜在损失，从而使得贷款人有资格获取常规贷款。同 样，车险是大多数购车融资的必要条件，对车辆所有权至关重要。当贫穷家庭拥有 汽车时，家庭成员更有可能就业或获得就业机会，更可能保住工作岗位，增加收 入，延长工作时间，不再依赖福利。71 在发展中国家，农户要将农作物和牲畜用作抵 押品，通常必须购买农业险。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多投资于设备、物资或技术以提高 收成。

也为社会提供支持

不平等会加剧冲击事件造成的收入和资产损失，从而对经济体的增长产生负面影 响。个人层面的影响可能不断积累，最后对国家经济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保险可在 冲击事件发生后帮助复苏，在国家或地区最需要的时候提供资金，从而降低损失， 提升宏观经济韧性。保险还可能对本地经济产生积极的二阶效应，因为它会提升信 心，鼓励灾后加速投资。72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发现，由于未投保损失的缘故，重大 自然灾害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充分投保，灾害事件造成 的损失便微不足道。73 上述影响在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明显，未投保所造成的损失则更 大，而一旦投保则恢复更快。我们的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保险理赔促进新兴经济 体增长的积极效应比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

外部冲击事件增多，无论是气候风险、大流行疫情、地缘政治还是战争，都会给政 府、民众和企业带来财务负担。75 在发达经济体中，公共项目在灾后提供重大援助， 尤其是针对弱势人群体。上一期sigma的分析得出结论，对于保险深度较高的发达经 济体，灾害导致的赤字增幅较低，从而保护公共项目和财政空间。许多新兴经济体 的财政收入来源及信贷渠道更有限。因此对它们来说，保险吸收冲击的作用更为重 要。76 对于此类国家，公共保险计划也是保护政府资产和支出计划的有效手段。比 如，“加勒比地区风险保险基金”和“非洲风险能力集团”提供至关重要的自然灾 害保障，支持增强宏观韧性。 农业保险可以在改善粮食安全和贫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全世界约有80%的贫 穷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77 农业保险帮助农户(尤其是小农户)管理风险(包括恶劣天气 灾害风险)，还能帮助农户从容应对投入(肥料、能源)和产出价格高涨的情形，如当 前由于乌克兰冲突所面临的境况。农业保险可以帮助农户维持收入水平，在收成受 损的情况下仍继续从事生产，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农业保险还可以在发生灾难性产 量损失的情况下降低贷款违约风险，从而帮助农户获取信贷，进而为粮食生产提供 融资。研究发现，在印度东部地区，投保农业保险可促使大型农户的稻米产量增加 49%，促使小型农户增产16%。

健康险能够覆盖医疗成本，改善获取医疗的便利度，帮助更多人从预防性治疗中受 益，从而完善社会保障。79 健康不平等一般归结于三个因素：健康模式差异、医疗 服务差异以及保险及支付医疗费用的财务资源不平等。80 在没有全民保险覆盖的发 达国家，上述差异特别明显。美国有将近3 000万人未投保，最富裕的1% 与最贫穷 的1%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10–15年。81 扩大医疗服务可能带来显著的好处。《2021 年美国救助计划法案》(APRA) 为扩大“Medicaid”计划提供更多财务激励。此后， 人们对其效果开展了研究。“Medicaid”计划的扩大及其相关保障的增加有助于提 升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度，增强财务安全感，并改善有关健康状况和结果的一些指 标。

重塑社会契约：政府和保险业如何行动以改善不平等

改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可强化社会契约，增强公众对体制的信任。短期而言，政府需要考虑制定有针对性的 政策以缓解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长期而言，公共和商业部门都需要采取行动以改善不平等问题。政府可出台组 合性政策，更平等地分配经济机会和成果。他们还必须确保利用公共和商业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如社会保障体系) 公平分配收入所面临的风险，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保险的可负担性，或通过公私合作方式扩大保险覆盖率，从 而提升个人的风险保障。支持发展商业风险转移方案的措施包括完善监管框架以及鼓励有助于减缓风险的行为。 商业保险亦可发挥作用，推动产品创新，以覆盖保障不足的群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政策变化导致基尼 系数在未来10年逐步下降1个百分点，便可能令发达经济体累计增加7 000亿美元的额外保险需求。

为了让社会契约被广泛接受，我们认为需要改善三个层面的不平等，即： 1) 社会如何分配经济机会方面的不平等； 2) 如何分配经济活动成果(即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3) 分配收入面临的风险方面的不平等。 公共政策可影响上述三个领域，特别是获取机会以及经济活动成果方面的平等，即 所谓的“普惠增长”。而公共保险计划及商业保险可以为减缓经济参与者面临的风 险发挥作用。

普惠增长的政策框架

公共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促进普惠增长，以降低不平等，确保所有社会群体公平分享 经济活动成果。然而，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经济、社会和体制制度，没有一套“普 遍适用”的政策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相反，一个可以将政策分类的框架有助于拆解 决不平等难题。有三个阶段政策可以进行干预： 1) 就业前时期：通过教育和培训，为就业打下最佳基础。 2) 参与经济活动：最低工资和福利等社会政策，以及通过竞争和创新提高生产力。 3) 经济成果再分配：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纠正由市场方式分配的个体 经济活动成果。

根据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旨在降低不平等的政策干预措施也有所不同。在发 达经济体中，上述政策大致也归纳为教育、公平且安全的工作环境、劳动力市场、 税收及再分配政策。政府还需要出台提升生产力增长的措施，包括：投资于具有韧 性的、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鼓励研发，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监管措施和资本指引等。 新兴经济体促进普惠增长的政策往往需要首先聚焦于治理、体制质量、放松监管、 通过教育和性别平等提高劳动参与率、扩大正规就业和税基(从消费税向所得税转 变)、普惠金融以及构建吸引资本并能留住人才的经济环境。在当前能源和食品价 格飙升的背景下，我们预计将会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如减税、基于经济调查 的转移支付和补贴(尤其在某些新兴经济体)，以限制关键CPI细分项目的价格上涨 幅度。上述财政干预旨在建立对政府的信任，这是巩固社会契约的关键。货币政策 不太适宜应对供应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多边开发银行也可在应对不平等和粮食安 全方面发挥作用，比如为基础设施、能源、教育、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项目提供资 金，并向最急需援助的国家提供金融援助。

经验证据表明，结构性改革通常会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产生正面影响。83 在理想 情况下，政策设计的目标应当是寻找可同时促进普惠和增长的项目。它们包括：可 容纳私人投资及提高生产力并增加教育和健康支出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劳动参与 率的措施；为研发提供支持。84 许多主要经济体已在近期着手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 改革。欧元区的NextGenerationEU (NGEU) 基金着眼于提高数字化水平，同时确保推 进低碳转型，这些基金与具体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举措挂钩。中国政府在开放经济、 绿色转型及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美国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 施投资预算覆盖各个基建行业，涵盖了从交通运输、水资源到能源、宽带及自然资 源保护等各个领域。

风险转移：公共与商业部门的角色

公共与商业部门主导的风险转移机制均可支持家庭的财务韧性，减缓不利事件导致 的不平等。这些措施包括直接政府干预、公私合作及支持商业保险解决方案，这些 措施旨在降低财务风险，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面临的财务风险。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计 划及公共灾害援助、公私合作和激励有助于减轻损失的行为(第2列) 等措施，为风险转移提供支持。最后，某些风险(如极端自然灾害、流行病和失业)可 能挑战商业保险的可保性边界。85 政府可利用公共支持机制，来促进和加强商业部 门的风险转移过程(第3列)。我们认为，公私部门都需要采取行动，以降低财务风险 和改善不平等程度为目标，加强风险转移。

对社会保障风险转移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以确保未来的保障

社会保障在建立和保护社会凝聚力的政策组合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社会保障缴款与 收入而非风险成正比。由于采取强制参与并有政府托底，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对收入 进行再分配，并承担无法分散的风险，如失业和疾病大流行健康风险。但是，人口 老龄化的同时，持续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正对政府的财政状况构成挑战，86 尤其是 在政府债务高企的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我们估计，在新兴经济体中，作为社会保 障体系支柱之一的养老储蓄缺口约为其GDP总额的三倍，87 与部分主要发达市场一 样高。88 这一关键保障的资金不足可能会在未来削弱社会契约。社会保障体系的现 代化改造是保持其可持续性及维持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必要条件。而且，在改造过程 中，应当以弱势家庭为重点。

为低收入家庭投保提供补贴

对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而言，负担能力是保险购买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国政 府通过税收优惠促进居民购买保险，尽管此类优惠具有累进性质。通过发放代金券 的方式，可以对低收入家庭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财务支持。89许多国家制定了针对寿险 和健康险的税收优惠制度，另外还有支持农业保险计划的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财 产险和车险的保费经常需要缴税，降低了提供给保单持有人的经济利益。

利用公私合作扩大可保性

政府与保险业的合作解决方案可以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为家庭韧性和收入提 供支持。例如，在中国，地方政府支持推出“惠民保”的普惠保险计划。该计划通 过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扩大了健康险的覆盖范围。个人可以使用社保个人账户购 买额外的健康保险，以补充和扩大原有社会保险保障覆盖的范围。地方政府在产品 设计、定价和推广方面为该计划提供全面支持。90 公私合作的其他例子包括：政府 为恐怖主义风险托底，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做法，政府还可作 为最后保险人承担剩余(难保)风险，如“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对于市场可保的 风险，要尽量避免公共计划抑制商业保险的能力。

创建促进市场发展的监管框架

政府和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帮助保险市场实现发展，并扩大风险转移解决方案的可 应用范围。例如，强制性保险计划可扩大风险转移的范围。几乎所有国家均有强制 性保险，大多是作为健康、老龄及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是强制 性责任保险(如机动车责任险)。强制性保险计划的主要优势是可以形成尽可能广泛的 风险池，并消除逆向选择。

让监管具有灵活性，以促进保险创新

例如，帮助保险公司在产品和分销中采用新技术。这可能包括放宽复杂的持牌和审慎 要求，允许以电子方式登记和管理保单，取消征税，准许通过非传统渠道分销产品。 这种灵活性对小额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2018年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8个国 家采纳了小额保险监管框架，另有23个国家正准备采纳，而2009年仅有6个。

鼓励家庭采取风险缓解措施

政府在制定风险减缓标准，建立规则及分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来讲，家庭 对减缓风险的措施通常投资不足。研究指出，行为偏差(特别是短视)、风险感知偏差 (显著性和可获得性)和经济层面的担忧(无法在出售住宅时收回减灾支出)会阻碍个人 投资于具有成本效益的保护措施。92在面对气候变化的今天，对减损措施的投资不足 更值得我们担忧。因为减少灾害风险，打破因灾致贫的循环变得日益重要。93 对于 低收入家庭，代金券或补助可能有助于支付高昂的(强制性)减灾措施。

商业保险如何应对不平等

商业保险在降低不平等的行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与公共部门合作，商 业保险公司可以专注于延伸和扩大保险市场覆盖，为更广泛、更多样化的群体提供 保障。

增加保障不足群体获取保险的机会

新技术及不断变化的客户偏好正改变着保险分销格局。94 新兴经济体的手机普及率较 高，为此前保险服务触及不到的人群提供了获取保险的替代途径。数字化分销使得 居住于偏远地区以及/或者尚未获得正规金融业服务的群体也能获取保险。利用数字 和移动科技，可以降低保险成本，可以跨地域向尚不存在传统分销体系的市场提供 保险。目前，已有多家保险公司与移动网络运营商成功合作，例如Bima(新兴市场的 一家领先的移动健康及保险供应商)与非洲及亚洲各地的移动运营商和小额金融实体 建立了众多合作关系。95 保险公司还可以与其他行业的公司合作，如制药公司或农 用物资公司。 除了新技术之外，保险公司还可运用其他各种新的分销渠道，以扩大保险覆盖的范 围。代理人或销售人员主导的传统销售渠道之外的新渠道包括：公用事业和汇款公 司、手机网络、合作社、金融机构及保险经纪机构，它们可以触达尚未购买保险的 消费者。例如，2019年英国将近30%的车险和住宅保险新增业务，以及约20%的寿 险新增业务是通过“亲和计划”业务购买的，该计划向特定“社群”、小众市场或 阶层推销保险产品。

扩大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小额保险覆盖面

小额保险可通过非常规的产品设计及分销和赔付管理流程，向家庭提供平价、高效 的保险产品。近年来，小额保险的规模有所增加，尤其是寿险、财产和农险方面。 据“小额保险网络”的记录，2021年小额保险覆盖30个国家的1.79亿至3.77亿人 口。去年，小额健康保险成为了非洲和亚洲最重要的产品。在拉丁美洲，寿险仍然 是主导险种，小额健康保险覆盖的客户人数相对较少。97 我们预计，由于当前食品和 能源价格暴涨，近年来涌现的中产阶层将面临更脆弱的财务状况。如今，可负担的 寿险和健康险保障更加重要，以防止家庭在家庭成员发生身故或疾病时再度返贫。

改善不平等从而增强韧性可为发达经济体带来7 000亿美元的保费机会

展望未来，通过上述政策行动扭转发达经济体持续加剧的不平等趋势，可以大幅增 加保险需求。

编辑：J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