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ESG专题：透过欧洲绿党看ESG“进”与“退”

美欧 ESG 的政策历程对比

ESG 在美国的兴起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 ESG 政策的发展得益于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支撑。201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披露指导意见》，这标志着美国 ESG 政策法规体系的正式建立。在过去的十年中，经过三届联邦政府的共同努力，美国的 ESG 政策框架逐渐变得清晰和成熟。

欧洲的 ESG 生态发展以欧盟牵头为主，除欧盟之外英国等主权国家相继推出符合自身情况的 ESG 政策。长期以来，欧盟也在 ESG 以及其它绿色发展议题上一直扮演着先锋和领导者的角色。 2014 年，欧盟发布《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要求所有大型企业（拥有超过500 名员工）公开披露非财务信息，《非财务报告指令》的发布标志着欧盟在正式法规中首次将 ESG 要素纳入考量，为欧盟 ESG 政策的发展拉开了序幕。过去十年里，欧盟持续推出 ESG 相关法律法规，逐渐构建起具体的、系统的、体制化的 ESG 治理体系；ESG 政策逐渐由道德层面上的软约束，演进至立法层面上具有惩罚机制的硬约束。

欧盟通过一系列 ESG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指令来引导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具体行动，同时高度重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在欧盟的示范和引导下，欧洲不少主权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也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了相应的ESG政策，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责任的提升。其中，英国的ESG 政策体系较为系统，对全球 ESG 标准的形成和推广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整体来看，美国和欧洲的 ESG 政策都具有政策驱动和重视非财务信息披露两个特点，但在政策范围和执行力度上却有明显的不同。欧洲的ESG 政策体系显然更加系统和全面，从《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到《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和《欧盟分类法》，相关法规基本涵盖了广泛的 ESG 要素，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各个方面。在执行力度上，美国的 ESG 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优先级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会随着不同政府的变化而波动，例如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对ESG 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民主党的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总体来说，美国的ESG 政策更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欧洲尤其是欧盟的 ESG 政策则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系统化的法规体系，且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在政策执行层面较为稳定。

海外资管机构ESG 维度的“加法”和“减法”

1. 代表性机构的 ESG 行动梳理

1.1 负责任投资原则（PRI）

“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 of Responsible Investment, PRI）”是一项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和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联合推出的投资倡议，于 2006 年发布。 该组织鼓励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采纳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①将ESG问题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②将成为积极的“所有者”，并将ESG 问题纳入所有权政策和实践中；③将要求被投资的实体对相关的ESG 问题开展适当披露；④将推动投资行业接受并实施这些原则；⑤将共同努力，提高实施原则的有效性；⑥将报告就实施以上原则的过程中开展的活动以及取得的进展。总体而言，这六项负责任投资原则为如何将 ESG 要素纳入投资实践提供了指导、规范和参考，通过实施这些原则，签署国和其他签署实体将为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全球金融体系做出贡献。 截止至 2024 年 3 月，全球已经有 5345 个实体成为PRI 的签约者，其中736个为实际资产所有者，整体体量超过 120 万亿。从图中可以看出，欧洲和美国是主要的签约者来源，而中国是亚洲范围内拥有最多签约实体的国家。

根据 PRI 发布的 2023 年报告框架中的数据，绝大多数资产所有者在投资过程中都会纳入 ESG 要素进行审查。其中基础设施投资者 (95%)、私募股权投资者(90%)和房地产投资者 (85%)都会审查其投资过程中的 ESG 相关的风险，同时，这些私募市场投资者签署方在尽责调查期间也会广泛考虑ESG 因素。

PRI 制定了适用于不同地区的、符合现实情况的政策路线图，指导各主权国家或地区的 ESG 实践。其中，欧洲地区尤其是欧盟地区是PRI 的重点关注对象。2024年 3 月 5 日，PRI 制定了《2030 年欧盟政策路线图》。新欧盟政策路线图旨在指导欧盟通过加速私人投资来实现经济转型，包括以下6 项政策重点：①通过快速制定的行业路线图、全面的国家战略、强劲的企业转型计划、扩展的《欧盟分类法》以及有效利用的欧盟融资工具来为转型提供资金；②通过修订SFDR 框架明确可持续投资披露，包括所有金融产品和其他产品类别的披露基准和相应的最低标准；③通过新的综合立法加强投资者管理，进一步发展和明确受托责任；④通过税收和政治参与等各项政策改革来确保有效的公司治理；⑤通过与各国政策制定者合作，以可持续性成果为重点寻求共识，促进全球互操作性；⑥实施相应的气候、自然和社会政策。 总体而言，PRI 为欧盟参与负责任投资，实现可持续金融发展提供指导。 然而近年来，受到海外反 ESG 浪潮的影响，部分投资者对ESG 政策的实际效果和投资回报产生怀疑。部分观点认为严格的 ESG 标准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限制了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故而 PRI 的新签约数边际上有所放缓。根据PRI发布的上一年度（2023 年）的年度报告，自 2021 年后，PRI 签约数在前三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略有放缓，而 2022 年-2023 年新增签约方仅有70 位。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对基于受托人责任对 ESG 投资回报率的质疑，包括经济和产业发展受限、投资收益导向以及对“漂绿”现象的担忧等。

1.2 气候基金联盟

气候基金联盟是由多个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促进可持续投资的基金和机构组成的联盟。这些组织通过联合投资和倡导，推动主权国家和相关企业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气候行动 100+（Climate Action 100+）"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倡议。 “气候行动 100+”是一项由投资者主导的倡议，宗旨是确保世界上大型温室气体排放者采取必要的气候变化行动。该倡议于 2017 年底启动，由五个投资者网络协调：亚洲气候变化投资者联盟（AIGCC）；环境责任经济联盟（CERES）；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IGCC）；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小组（IIGCC）；以及负责任投资原则 (PRI)。该倡议的工作任务是协调开展相关活动，并统一与全球160多个重要碳排放国进行对话。 “气候行动 100+”与相关企业的合作主要通过五个区域工作组进行协调，并定期向全球倡议报告：AIGCC-PRI 亚洲合作小组涵盖 33 家公司；Ceres 北美合作集团涵盖 33 家公司；IGCC 澳大利亚合作小组涵盖 15 家公司；IIGCC 欧洲合作小组涵盖 46 家公司；PRI 全球参与小组涵盖 42 家公司。根据“气候行动 100+”发布的《2023 年进展更新》，在五个关键的披露指标上，参与公司在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设定和 TCFD 披露方面不断改进，但在短期目标设定等问题上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然而，受海外反 ESG 浪潮的影响，今年有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相继退出“ClimateAction 100+”等气候基金联盟。整体来看，这些退出行动反映出在当前反ESG浪潮的背景下，资管机构在平衡 ESG 承诺与自身利益、管理框架和政治摇摆带来的潜在法律风险等方面的复杂考量。

1.3 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一项特别倡议，旨在发展基于原则的企业经商之道，推动企业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和反腐败领域履行基本责任。作为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运动中，唯一具有全球规范性权威的领导组织，UNGC 利用自身的号召力，将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融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运营活动中。 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基本原则覆盖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和反腐败四大领域，来自《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的《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十项基本原则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过程中应承担何种责任，并采取何种措施的清晰蓝图。

根据 UNGC 最新发布的官方报告《UNGC 2022 年度报告》，UNGC 实现了强劲的增长，签约率达到了 16%，超过了年度目标（18,000 多名企业参与者）。其中，增长数量最多的前三个地区为亚太地区、西欧和拉丁美洲，分别新增了2800，8394，3572家企业参与者；而增长率前三的地区则分别为东欧（19%），北美（21%）和拉丁美洲（22%）。 然而，尽管增长强劲，UNGC 的工作仍然受到了反 ESG 浪潮的影响，这表现在增长率和留任率上。从增长率角度出发，2022 年的增长率落后于2021 年的增长率，明显受到通货膨胀率上升和经济衰退的威胁，同时也受到疫情带来的供应链和劳动力中断的影响。从留任率的角度出发，2022 年度留任率为89%，低于2021年的91%。这可以追溯到中小企业退市行为，2022 年中小企业的留任率为86%，低于2021 年的 88%。UNGC 承认，受到了 ESG 主要引领国内出现的反ESG 浪潮的影响，包括美国，西欧地区等；但 UNGC 表示，将进一步探索正确的增长杠杆，努力跟上不断变化的 ESG 格局。

1.4 赤道原则（EP）

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 EP）旨在为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时提供共同基准和风险管理框架以帮助其识别、评估和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EP 适用于全球所有行业和五种金融产品：①项目融资咨询服务；②项目融资；③项目相关企业贷款；④过桥贷款；⑤项目相关再融资、项目相关收购融资。各赤道原则金融机构（EPFI）负责实施 10 项基本赤道原则，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独立运作，以确保其选择投资的项目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开发，并能够体现良好的环境管理实践。

当前，EP 已成为金融行业项目环境风险管理和社会风险管理的黄金标准。2023年 6 月 EP 发布了《二十周年报告》，总结了 20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自2003年以来，随着 ESG 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以及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EP 的签署成员不断增加，其中以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的增长最为显著。

然而，近年来受到反 ESG 浪潮的影响，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逐渐宣布退出赤道原则，其中美国四大银行的退出影响最大。2024 年 3 月，美国四大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宣布退出“赤道原则”。大型商业银行的退出体现了目前企业和投资者对 ESG 投资所带来的合规成本增加的不满以及投资回报的质疑。

导致海外大型银行退出赤道原则的另一个被动因素是受到财务绩效的影响。近年来，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环境下，消费者还款压力增大，美国信用卡贷款的违约率达到历史新高。随着信用卡违约率的上升，银行的坏账准备金增加，导致财务压力增大，这使得银行在削减管理成本和提高盈利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故而商业银行需要优先考虑短期的财务稳定性和盈利能力，集中资源在节流创收上，从而导致了企业在 ESG 和社会责任项目中的投入减少。同时，近年来，全球通货膨胀率都保持在高位，这给欧美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了持续的成本压力，在高通胀环境下，消费者支出减少引致信贷质量下降，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银行的财务负担。因而在加息过程、净息差较厚同时盈利较好的年份，欧美大行更容易“兼济天下”来贯彻赤道原则的正外部性策略，在欧美经济不振、即将步入降息周期叠加消费信贷坏账率攀升的当下，欧美大行更希冀采用“独善其身”的策略规避短期成本端的拖累。

2. 海外公共养老金的 ESG 行动梳理

一直以来，公共养老金基金都是 ESG 投资的积极实践者。通过将ESG 要素纳入投资框架和筛选方法，能够有效识别和管理相关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从而获得相对而言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这种方式符合公共养老金进行投资的轻风险原则，以及确保养老金的长期安全和稳定的核心目标。 在全球市场上，得益于在推动 ESG 投资方面完善的政策框架和法规，欧洲地区的养老基金是公共养老金参与 ESG 投资的先行者。许多欧洲的公共养老金基金主动实施 ESG 投资策略，成为全球 ESG 投资的典范：

案例 1：挪威全球养老基金（GPFG）

挪威全球养老基金设立于 1990 年。该基金资金来源为挪威的石油收入，主要投资于股票、固定收入、房地产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近年，挪威着重出台政策进行负面排除和优质筛选，限制 GPFG 的投资范围，推动GPFG 投资向绿色产业倾斜。GPFG 以国际标准为起点，已在全球超过 70 个国家对超过9000 家公司进行了投资，依据投资经验完成自身定性评估标准的迭代，并形成了ESG 投资的优先期望目标。2023 年，GPFG 的投资回报率为 16.1%，创下了历史最高回报率，成为全球养老金参与 ESG投资的经典案例。

案例 2：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ABP）

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ABP），是世界上最大的养老金基金之一，管理着超过4650亿欧元的资产。一直以来，ABP 将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视为影响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关键主题，在 ESG 投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ABP 致力于将ESG 因素整合到所有资产类别的投资决策中，包括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并定期评估投资组合中的ESG风险、调整投资策略以减少潜在的负面影响。ABP 的目标是自身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中 100%的公司都是 ESG 领跑者。根据官方发布的2023 年的《年度报告》，截至年底，该比例为 88%，比 2022 年的 83.5%上涨了约5%。ABP 计划到2030年将影响力投资增加至 300 亿欧元，并设定了到 2025 年减少40%碳排放的目标。

案例 3：美国和欧洲公共养老金ESG 行动和阻力

近年来，随着反 ESG 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市场上逐渐出现对ESG 投资回报的质疑和对合规成本的担忧，市场和政策压力迫使一些公共养老金基金重新评估和调整其 ESG 策略，以确保短期财务稳定性和投资回报。其中，美国公共养老金的反 ESG 浪潮最激烈。2022 年以来，美国出台的反 ESG 法案的数量越来越多。

美国不少共和党州出台相关法案规定要求在养老金投资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盈利，而非 ESG 要素。例如，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项由一名共和党派参议员提交的法案——要求在德州养老金的投资决策中明确以财务考量优先，而非ESG因素。虽然该法案最终被拜登否决了，但这件事的背后反映的是由党派政治推波助澜、但根源于交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反 ESG 浪潮的影响。作为共和党的“铁票仓”，又是传统化石能源产业的辉煌之地，德州与共和党的观念一致，对将传统能源产业排除在外的 ESG 理念持激烈的反对立场。德州反ESG 法案是党派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矛盾交织的典型案例，这一现象不仅在德州出现，也在其他共和党主导的州有所体现。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党派政治的分歧，是该州制定ESG政策时不成熟和不确定性的体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一向自诩 ESG 引领者的欧洲公共养老基金，也出现了“倒退”现象。反ESG浪潮也影响到了部分欧洲公共养老基金，如丹麦的ATP 养老金基金和瑞典的AP7基金等，这些养老基金在评估其投资组合时，回归偏向于传统财务回报指标，在市场压力和能源价格波动下，逐渐放松对化石燃料投资的限制，减少了ESG要素的考量权重。 当前，公共养老金不断在探索更加合理的 ESG 投资，在财务绩效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复杂的平衡。尽管当前的反 ESG 浪潮对公共养老金基金的ESG 投资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以欧洲为代表，许多基金仍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未来，公共养老金需要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交织的情景下，继续探索如何在确保财务盈利的同时，推动 ESG 投资的有效实施，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 全球 ESG 基金资金短期内呈现出净流出局面

基于 EPFR 数据库中的 SRI/ESG 统计口径，截至 2024 年5 月，全球股票型ESG基金总规模为 19054 亿美元，资金整体净流入 1811.27 亿美元，但2024 年开年以来，受全球反 ESG 浪潮的影响，资金净流出的月份居多。发达市场中，股票型 ESG 基金总规模为 17428 亿美元，自2022 年1 月以来，资金呈现负增长态势。新兴市场中，股票型 ESG 基金总规模为1626 亿美元，流入规模有所增加，但 2023 年 5 月以来，受反 ESG 浪潮影响，净流出量增加。

欧洲大选过程中对ESG 问题的关注

1. 从欧洲绿党的角度看 ESG 实践的进展与停滞

欧洲绿党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运动兴起之时，多年以来，欧洲绿党一直是在欧洲地区推动 ESG 实践的主力军。1972 年，首个绿色政党在英国成立，称为“生态党”，后更名为“绿色党（Green Party）”。80 年代期间，欧洲国家陆续成立绿党，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等，其中以德国绿党最为典型。1980年，德国绿党正式成立，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绿党之一。德国绿党成立之初旨在反对核能，后期主题扩大到促进和平与环境保护、社会正义等。20 世纪 90 年代，绿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1993 年，德国绿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标志着其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突破，为其他欧洲地区的绿党提供了参考。在 199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取得了显著成绩，多个国家的绿党代表当选了欧洲议会议员，从而大幅度提升了绿党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进入 21 世纪后，绿党的影响力在摇摆中前进。2005 年，欧洲多个国家的绿党执政绩效被质疑，从而失去了选民的支持，不再直接参与执政。但绿党很快调整了自身的运营方略，2007 年起，欧洲各国绿党逐渐开展与其他党派的合作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并逐渐成为欧洲 ESG 议题发展的领头人。

在欧洲地区，绿党已经在政府或者立法机构中担任重要位置，这点来看ESG在欧洲虽有波折但方兴未艾。然而，近年来，反 ESG 浪潮席卷全球，给欧洲的ESG治理带来了挑战，也给欧洲绿党造成了一定影响。在近期2024-2029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所在的党团席位大幅减少，仅获得了53 个席位，在议员选举中获得了 7.36％的席位，而在上一期 2019-2024 年的选举中，绿党的席位为70个，百分比为 9.92％。

欧洲绿党失去了近四分之一的席位，而其中大部分的失利来自于德国。作为欧洲绿党支柱的德国绿党在此次选举中选民支持率大幅下跌，降至11.9%，其与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PD）和新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党（FDP）一同组成的联合政府面临惨败的局面。这与绿党执政期间遭遇的反 ESG，反气候浪潮有关，部分选民认为气候政策增加了生活成本，并且并未出现振奋人心的财务盈利，加上令人惴惴不安的高通胀压力的笼罩，因此一些选民对绿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担忧。

反对声音主张 ESG 政策可能增加企业运营成本、降低投资回报，并对经济发展构成限制，反映了社会内部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然而，尽管从绿党受阻的视角能够看到 ESG 发展面临的层层阻碍，但ESG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仍然是大势所趋。 在 2024 年 7 月的英国大选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席位增加四倍，拿到四个席位；得票率增加了约两倍，达到 6.8%，获得了超过 190 万张选票，取得历史性的胜利。该选举成绩不仅鼓舞了英国的 ESG 支持者的信心，还给整个欧洲大陆打了一剂强心剂。正如欧洲绿党联合主席梅拉妮·沃格尔（Mélanie Vogel）所言，“英国绿党的巨大进步和强劲的选举成绩向海峡对岸数百万法国进步人士和绿党人士发出了强烈的积极信号”。 欧洲绿党始终是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其对ESG 理念的支持一直体现在政策主张和实际行动中。绿党不仅在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措施，还强调在企业治理中不断提升信息透明度和企业责任感。随着全球环境和社会公平问题的恶化以及公众对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升，未来，绿党会更加坚定地推动 ESG 投资和可持续金融，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和繁荣的社会。

2. 欧洲大选中左翼与右翼对 ESG 问题的关注

欧洲的能源绿色化、清洁化的道路已经有 30 年历史，1987 年，欧盟成立保护地球大气层的预防措施委员会；1991 年德国颁布了《电力入网法》，是德国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开端，受第三方电力服务并规定第三方电力的最低价格；1998年德国颁布能源管理法，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盈利能力。1998 年德国执政党的更迭成为能源政策的明确转折点，核能被逐步淘汰。2000 年德国首次颁布《可再生能源法》（EEG），确定以固定上网电价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2004年修订版降低风能陆上关税，同时提高光伏、沼气、地热的关税。2012 年修订版提出将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多样性，引入市场溢价计划。2014 年修订版首次提出针对光伏电站招标制度试点。2017 年修订版引进拍卖系统，全面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化。当前，欧洲各金融监管机构对各类机构 ESG 评分已经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体系。

然而，当前在欧洲左翼和右翼政党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角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往往在欧洲大选中会被更加放大，成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争执不下的焦点。 欧洲左翼政党的典型代表有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法国社会党等，强调社会公平、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支持可持续发展实践，是ESG 理念的坚定支持力量。而右翼政党的典型代表包括英国保守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共和党、和西班牙人民党等。右翼政党与左翼政党持相对立场，支持自然竞争，反对政府进行过度监管，对 ESG 政策持保守立场，主张将经济增长作为优先事项，而非清洁脱碳，故而在能源问题上，对清洁能源转型的热情低于左翼政党。正如右翼政党的典型代表荷兰自由党（PVV）的选举宣言——“我们是否吃肉、乘飞机或开汽油车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不是布鲁塞尔决定的”。

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与近年来欧洲地区的复杂政治经济矛盾有关，包括反ESG浪潮和移民政策的影响，选民对以往的主流执政党的绩效不满，支持率下降。在 ESG 问题上，欧洲地区与美国一样，逐渐出现了认为“严格的ESG 政策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弱经济竞争力和就业机会”的声音。加之地区局势动荡给欧洲地区带来的能源危机，使得清洁能源转型热潮渐显疲势。而在其他社会问题上，由难民潮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紧张、资源分配问题，以及犯罪率和恐怖主义的提升，都使得先前的左翼执政党受到选民的质疑。 故而，整体上看，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选民对经济不确定性、移民问题、环境和社会治理问题，以及安全问题的担忧。右翼政党提出尖锐的、与左翼不同的政治愿景，通过反对ESG 政策和提出严格的移民控制措施，吸引了大量不满现状的选民，改变了欧洲政治的格局。未来，如果右翼政党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欧洲地区现有的 ESG 政策可能会进行调整，尽管不太可能完全废除 ESG 法规，但可能会寻求政策的放松，减轻合规成本。当然，与美国不同，欧洲地区的右翼政党对 ESG 的反对并没有那么坚定和激烈。美国共和党对 ESG 的否定主要集中在其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所谓的环境和社会责任上，认为过度强调 ESG 标准会违背自由市场原则，在盈收一般的情况下，还会大幅增加企业运营的成本，同时认为 ESG 对传统能源的否定会阻碍美国经济增长、威胁能源安全、并流失大量就业机会。

而欧洲右翼政党的攻击点主要在于认为 ESG 可能是全球主义的一部分，并将ESG问题与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 ESG 政策强调多元和包容，可能会增加对移民的支持。但不少右翼政党为了获取不同选民的支持，会灵活调整路线，例如，在社会维度上，会强调社会福利政策来吸引中低收入选民。弱化极端立场，从选民角度出发，提出不同的主张，绘制不同的政治愿景图，成为新常态。故而，在ESG问题上，也会顺应不同潮流，尽管当前受到反 ESG 潮流的影响，欧洲的绿色发展变得右倾保守，但未来仍有可能在可持续发展的大势下再一次拥立ESG 政策。

海外市场反ESG 行为的罪与罚

市场对 ESG 投资的“祛魅”始于 2022 年，导火索是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开始后，全球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危机，以欧美地区所受的冲击最为明显。能源安全问题暴露后，市场对新能源、清洁能源的信心减退，逐渐回归到石油、化石燃料等传统能源。清洁能源的高成本投资在当时并未达到预期的盈收回报，对能源危机的缓解作用也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市场上逐渐出现了质疑ESG发展的声音。这种趋势在欧美最为明显，在美国共和党和欧洲右翼党的推波助澜下，这种质疑的声音逐渐向大众蔓延，出现了呈一定规模的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理念和实践的抵制和反对。近年来，这种声音愈演愈烈，被称为“反ESG浪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反 ESG 浪潮”在欧美国家的声浪最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包括政治、经济和监管三个方面。

但归根结底反 ESG 浪潮的根源还在于政治经济矛盾的交织以及ESG 制度框架的不稳定上。①政治上：欧美意识形态冲突——左右对立。在政治因素上，海外ESG发展的两种声音正好是左翼与右翼政党的党争焦点，是推行环境保护、发展清洁能源与经济优先、维护传统能源地位之争；是维护社会公平、加强监管治理与减少政府干预、维护自由市场之争。在党争激烈时期，例如大选时期，ESG议题往往成为引流的工具，吸引选民和媒体的关注。 ②经济上：市场效率质疑。ESG 投资的高成本和长期性，使得一些注重短期回报的投资者产生质疑。一些投资者和企业认为，ESG 策略可能会增加运营成本，减少短期利润，并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反对者认为，ESG 投资会降低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将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非财务因素置于财务因素之上，是舍本逐末。 ③ESG 制度框架的不稳定。各国对 ESG 的监管政策和标准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支撑 ESG 制度的政策和法规左右摇摆，随政治风向变化而调整；同时，全球范围内缺乏统一的 ESG 标准和评价体系，给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带来较大的合规难度挑战，也给监管机构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ESG 评估机制和标准缺乏统一性和透明性，也会导致市场对 ESG 评级机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存疑。总体而言，反 ESG 浪潮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矛盾的交织以及ESG 制度框架的不稳定。这种现象反映了在推行 ESG 理念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挑战和利益冲突。然而，尽管如此，ESG 作为一种长期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策略，其核心理念和价值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反对 ESG 发展则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包括：①过度追求短期利益，破坏企业的良好治理结构；②降低气候韧性，并且可能导致企业对忽视社会责任的履行；③政治分化加剧。

整体上看，ESG 理念仍然符合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是大势所趋。未来，在政治极化和国际局势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在曲折中前行会成为ESG发展的一个大课题，而如何解决政治经济矛盾、制定一个稳定和统一ESG 制度框架，将是推动 ESG 发展的关键。

总结与展望：ESG 下一站走向何方

近年来，海外范围内的反 ESG 浪潮日益明显，尤其在欧美国家。反ESG 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经济矛盾的交织和 ESG 制度框架的不稳定。政治上，左右翼政党对ESG理念存在显著对立，常常在大选期间成为引流工具。经济上，投资者对ESG的高成本和长期性产生质疑，认为其会影响短期盈利能力。制度上，各国ESG监管政策差异显著，缺乏统一标准，增加了合规难度和不确定性。尽管短期内 ESG 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一定阻力，但反ESG 浪潮不可持续，ESG长期发展的趋势不变。从底层逻辑上看，ESG 发展受阻并非是ESG 的逻辑证伪，而是ESG 在信息披露、ESG 评级方面均存在着一定问题，对ESG 的发展形成短期制约。当前，ESG 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定性指标，很难判断其真实性，也很难证伪；缺乏高质量信息的支撑，ESG 评级也会存在失真的问题，ESG 评级无法反映企业 ESG 绩效的真实情况，也就难以为 ESG 投资形成有效指引。然而，未来随着更多高质量 ESG 信息披露标准和评级方法的出台，ESG 评级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将会大幅提高，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有效的指引，提升市场对ESG 投资的信心。

从现实因素来看，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使得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也利好ESG未来重要性提升。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日益严重。ESG 作为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愈加凸显。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再度来袭，对全球气候和粮食安全造成重要挑战，环境维度的气候风险无论在政策还是投资视角都是不可获取的一环。 未来，ESG 在全球的发展前景预计会更为广阔。尽管ESG 理念起源于西方，但其核心价值与当前阶段长期坚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高度一致，落地到国内则可以贯穿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双碳战略等发展目标的推进过程中，在这些领域ESG 理念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加之ESG 监管政策不断完善，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三大交易所也于今年正式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为 ESG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性支撑。这都反映着国内正在积极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 ESG 发展路径，ESG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 ESG 的重要性和价值。总之，尽管海外反 ESG 浪潮在短期内可能对 ESG 的发展造成一定阻碍，但这并不改变 ESG 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解决信息披露和评级机制中的问题，结合政策支持和现实环境压力的推动，ESG 理念将继续深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