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需要:“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任务艰巨、绿色资金缺口大
当前“一带一路”话题下的国家通常采用两种分类口径，一种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即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目前共覆盖152个。另外一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狭义上是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一带一路”沿线途经的国家;广义上则不仅包括已经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还包括那些历史上是丝绸之路一部分，可能参与或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和地区。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统计的国家共有63个。本文选择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义范畴(以下简称“带路国家”)，将印度等虽未直接签署“一带一路”文件协议却在现实中部分参与倡议相关活动的国家也纳入分析。
“带路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相较于工业化发展较早的美欧发达国家，在追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更高的节能和环保压力。
第一，“带路国家”往往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先天脆弱问题。中国科技部和国家遥感中心《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2015年度报告》显示,“一带一路”监测区域人类活动强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裸地比例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森林、草地和灌丛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生态系统较为脆弱。例如，东南亚地区是地球上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常面临台风、热浪、强降雨、洪水、火山爆发等打击。中亚、西亚等地区国家土壤贫瘠，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问题严重，森林覆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温室气体等排放缺乏天然屏障如蒙古草原过度放牧和采矿活动导致土地退化和资源损失。非洲的气候变暖问题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温度上升、热浪、大范围洪水、热带气旋、长期干旱和海平面上升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人口迁移，削弱了非洲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非洲联盟2063议程目标的能力。
第二,“带路国家”发展模式导致碳排放量大、能耗高。许多“带路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粗放，能源资源消耗大，碳排放量高。能耗方面，从当量数据来看，2021年，被统计到的“带路国家”(含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约为57616太瓦时，占全球总消耗量的 32.23%。从单位GDP能耗强度来看,“带路国家”单位GDP能耗为0.25 TWh/亿美元，高于全球平均0.16 TWh/亿美元的水平。从能耗增速来看，2010-2021年，全球能耗增幅约为 17%,而“带路国家”整体高达 32%,其中，老挝和乍得能耗增幅分别高达 378%和298%，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缅甸、越南、尼日利亚、马里、加纳、东帝汶、毛里塔尼亚、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均超过100%。
碳排放方面，从当量看，“带路国家”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33.22亿吨，占全球比连年上升，2020年高达70%左右。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看,“带路国家”整体平均水平为62.9千吨/亿美元，远高于全球整体 39.2千吨/亿美元的水平。从增速来看，2010-202年,“带路国家”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速为18.31%,也远远高于4.58%的全球平均增速，其中78个“带路国家”增幅超过 50%,老挝、缅甸、塔吉克斯坦、柬埔寨、尼泊尔等国更是超过 200%。
第三,“带路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窗口期短。发达国家大多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中许多已经基本实现碳达峰，近年来碳排放量不断减少。而“带路国家”大多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长迅速,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多在1970年-2013年已经实现了碳达峰(瑞典1970年，英国1971年瑞士 1973年，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1979年，葡萄牙2002年，芬兰2003年，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爱尔兰和美国 2005年，希腊、挪威、克罗地亚、加拿大 2007年，新西兰、冰岛、斯洛文尼亚 2008年，日本2013年(3)，并制定了2045年或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换言之，大多数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之间平均有50年的过渡期,相比之下，中国只有 30年。
第四，碳中和成本高，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的绿色资金缺口，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以我国为例，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测，在我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下，每年需要投入3.1万亿-3.6万亿元资金，而当前每年实际投入仅为5265亿元，资金缺口高达2.5万亿元;而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下,则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139万亿元以上的投资。再以印度为例，根据气候政策倡议2022年最新报告，为实现《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15-2030年，印度累计需要162.5万亿卢比(约2.5万亿美元)，年均 11万亿卢比(约 1,551亿美元)。相比之下，2019-2020财年，印度的绿色金融流动总额为3.09万亿印度卢比(约440亿美元)，不足印度需求的四分之一。[从“带路国家”整体来看,有学者基于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自主贡献(NDCS)及部门特定政策分析发现，要实现共建国家的低碳转型目标，2016-2030年保守资金需求达19.2万亿美元。
(二)政策引领:中国与“带路国家”将绿色发展目标纳入本国发展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坚持将绿色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底色，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顶层设计，制定规划和政策。2015年，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开启了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篇章。此后,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等部门先后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了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对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专门强调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绿色转型，让绿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出色。
“带路国家”普遍十分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将绿色发展目标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纷纷制定碳达峰中和时间表、路线图。绝大多数“带路国家”已制定或更新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除伊朗、也门、利比亚三个国家以外的所有“带路国家”)，部分欧洲“带路国家”统一使用欧盟标准，并通过具体政策落实减排目标1。通过梳理主要“带路国家”的 NDCS，从行业分布来看，绿色政策的发力重点集中在农业、制造业、电力和交通领域。从治理方式来看,主要集中在绿色基础设施、碳汇、废物管理、清洁燃料、绿色技术、可持续交通打造等方面。此外，主要“带路国家”在其NDCs既定目标下，积极出台、更新本国支持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具体支持政策，重点集中在绿色能源方面。
(三)平台奠基:中国与“带路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建绿色合作机制
整体层面，2019年，中国与超过40个国家的150多个合作伙伴建立国际性组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是首个在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由全球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等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性环保社会组织!7,通过开展对话交流、联合研究、能力建设和产业合作，推动绿色发展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2021年6月，中国与31个“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致力于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以及有益经验和良好实践相互借鉴，深化环境合作、建设环境良好和抗风险的基础设施，并强化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等。[此外，我国还发起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与40个共建国家签署48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能源合作方面，2018年，中国提出建立国际能源合作平台--“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BREP)，旨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互利合作，助力各国共同解决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目前已有30余个成员国。2019年4月25日，BREP在北京正式成立。投资方面，2018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鼓励“一带一路”地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合作，聚焦于战略、运营和创新三个层面的七项原则,要求签署方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纳入其企业战略和决策过程。截至2021年12月，GIP成员包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41家签机构和13家支持机构。
人才方面，中国实施的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为近120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3000余名生态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大学青年、研究学者、技术人员等,许多年轻人成为绿色丝路使者分享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南南合作典范”。
大数据和技术服务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汇集6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环境信息、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囊括 30余个国际权威平台公开的 200余项指标数据，研究开发“一张图”决策支持系统和对外投资项目环境评价工具。“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坚持探索绿色技术“走出去”创新模式，推动中国-老挝大气环境自动监测示范等项目，推动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落地“带路国家”。
绿色金融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均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共有17个全球性发展目标，其中有6项目标与“绿色”议题直接相关，包括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保护水资源)、清洁能源(减少化石燃料依赖)、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减少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采用可持续消费、生产模式，减少浪费和污染)、气候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气候韧性)、水下生物(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系统)、陆地生物(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土地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以及绿色金融大文章致力于打造的共同目标。
(一)绿色金融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工具
绿色金融的定位就是服务于绿色经济活动。2016年《G20绿色金融报告》中将绿色金融定义为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提供环境效益的投资融资。而所谓“环境效益”即包括减少空气、水和土地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提高能源效率等。除了为绿色投资融资之外，绿色金融还涉及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和调整风险认知等方面。OECD在《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将绿色金融界定为，为实现绿色增长而提供的金融服务，其中绿色增长即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并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我国的政策体系中,《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228号)将绿色金融定义为“为支持环境改善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不难看出，绿色金融强调金融活动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通过资金的引导作用，促进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发展，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实现上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围绕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绿色标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重点领域，从生态环保政策沟通、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贸易发展、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环保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生态环保标准和科技创新、环保信息共享、绿色项目落地、企业行为绿色指引等十余个角度采取措施。其中，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绿色金融体系则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通过上述金融工具，面向绿色项目、绿色基建、绿色技术、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提供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引导绿色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国际合作平台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强化绿色金融能力建设离不开国际对标与合作。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要求有序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广与绿色投融资相关的自愿准则和最佳经验，目标到2025年绿色金融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5年基本构建国际领先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且国际合作更加密切。这就需要我国金融机构参加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并且推动国内国际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互联互通,便利中外投资者跨境开展绿色投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发展提供重要平台。首先,“一带一路”作为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平台，持续推动沿线国家的交通网络、能源项目、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均强调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原则，由此产生的绿色投资需求庞大，为我国绿色金融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需要银行、股权类投资机构、基金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低碳投资。其次，我国可以尝试与“带路国家”打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中国标准与“带路国家”标准体系兼容，并推动沿线绿色金融产品互联互通，便利投资者跨境开展绿色投资。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能够为各国绿色金融政策对话、经验交流、最佳实践分享提供平台，有助于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与应用。
绿色金融是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促进绿色基建、绿色能源以及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更加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最终实现绿色发展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多元主体促协同:银行、其金与国际组织协同推进绿色融资机制
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作为绿色金融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这些机构不仅承担了资本中介、信息中介、风险管理以及行业标准推广等关键职能，还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和政策支持，积极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的发展，进而促进了资本向绿色产业的流动，初步显现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
1.政策银行的引领
政策性银行体现出显著的政策支持、风险管理、产品创新与国际合作优势。
首先，政策性银行凭借政府的强力支持，定位于财政与市场的桥梁角色，可以通过设立专项绿色信贷和绿色基金，为“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其次，政策性银行具备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能够为需要大规模、长期资金投入的绿色项目提供稳定的资本支持。通过与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这些银行运用绿色债券、股权投资等多种工具，降低项目风险，确保其可持续发展。2023年5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计划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尤其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行为巴基斯坦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提供了大规模的融资支持。开发银行为土耳其境内的绿色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贷款支持。截至目前.开发银行已支持土耳其风电、生物质、光伏、地热发电项目19个，总装机464.17兆瓦，其中风电项目5个，生物质发电项目11个，光伏发电项目1个，地热发电项目2个。政策性银行在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标准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等创新产品,促进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与推广。2023年6月,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主题金融债。
在国际合作方面，政策性银行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和国际组织的协作，推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先后发起设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等六个区域性融资合作机制，通过滴灌模式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共建国家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和金融合作平台。这些银行有效整合政府资源,确保绿色项目与国家环保目标高度契合。它们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色项目，推动国际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
中国的商业银行积极进行海外布局、扩大投融资规模、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参与“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建设。商业银行凭借其创新的金融产品、先进的可持续标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广泛的行业覆盖与国际化实践，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扩大信贷规模投放及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截至2023年6月末，13家中资银行在50个共建国家设立了145家一级机构，6家中资保险机构在个共建国家设立了15家境外分支机构。截至 2022年末，政策性银行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贷款合计 3.1万亿元，大型商业银行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贷款余额约2.3万亿元。[1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产品的设计和推广方面表现出色，推出了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创新产品。2021年以来，中国银行共发行了4只绿色债券，债券总金额约合54亿美元。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中资银行均发行过绿色债券。
二是在投融资业务中执行绿色标准。为了有效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商业银行在多年经营与风险管理实践中，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绿色投融资标准体系。在中国，工商银行借鉴赤道原则和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绩效标准，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了绿色信贷分类标准，将贷款企业或项目按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实现了对客户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科学量化管理。
三是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积累了丰富的环境风险管理经验，建立了针对绿色项目的专门风险评估和管理流程。通过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商业银行能够更有效地筛选和支持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项目。工商银行自2015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前性研究，开发了“环境风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压力测试”工具，并在国际上率先发布了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广泛认可。此外，工商银行还建立了“工银ESG绿色指数”，基于大量客户数据，结合中国国情，对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进行科学评估。131四是广泛的行业覆盖与国际化实践。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已覆盖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环保技术、可持续农业等多个行业，广泛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转型此外，商业银行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合作项目，在“一带一路”等全球倡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海外市场推广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商业银行不仅支持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提升了自身在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3.多边开发银行长期推动
多边开发银行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推动绿色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多边开发银行通常通过与政策性银行合作，共同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并在风险分担、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B)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专门面向“一带一路”倡议而设立。亚投行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标准，确保绿色项目符合全球气候融资的最佳实践。截至2023年，亚投行的成员已扩大至109个，涵盖了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及亚欧区域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亚投行计划到2025年将其50%的融资总额用于气候融资，并预计到2030年累计批准的气候融资将达到500亿美元。141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亚投行与多边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通过股权投资、绿色债券、贷款和技术支持，推动了多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孟加拉国提供了2亿美元的长期信贷，以支持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这些资金通过孟加拉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公司(IDCOL)进行管理，用于支持包括屋顶太阳能发电在内的多个可再生能源项目。[15
4.交易所的有力支撑
通过推动绿色债券发行、加强跨境金融合作、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提供技术支持和引导国际合作，交易所为绿色金融的全球化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上海证券交易所、深证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作为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Sustainable StockExchangesInitiative)的成员单位，在推动绿色债券发行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SSE)与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推动当地绿色金融能力的提升。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与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KASE)合作，为该国引入了绿色金融产品和标准。2015年12月，中国证监会正式启动境外机构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熊猫债”)试点，截至2023年6月底，交易所债券市场已累计发行“熊猫债”99只，累计发行规模1525.4亿元;累计发行“一带一路”债券46只，累计发行规模527.2亿元。2018年，香港推出了绿色债券市场，鼓励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来筹集资金，用于环境友好的项目。中国银行等多家中国企业通过香港交易所发行了绿色债券，筹集的资金被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清洁能源和环保项目。在跨境金融产品的开发上,卢森堡证券交易所(LuxSE)推出了全球首个绿色债券挂牌平台,称为“卢森堡绿色交易所”(LGX)。这一平台支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行绿色债券，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关注。2018年，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发行了绿色债券，所筹资金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项目。
中国境内证券期货交易所与共建国家交易所稳步推进股权、产品、技术等方面务实合作，积极支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孟加拉国达卡证券交易所等共建或参股交易所市场发展。通过这些合作，交易所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并加强了这些国家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技术能力。
5.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
中国绿色保险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摸索和优化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保险公司已经开始着手为沿线国家的绿色项目提供全方位的风险保障。2021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明确了保险市场在绿色项目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积极布局环境责任保险、气候风险保险和融资保险等方式，中国的保险公司正积极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信保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职能，积极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综合保障。2024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推动我国绿色低碳技术、装备、服务“走出去”。2021年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提到，要为绿色项目提供风险防范机制，这就要求保险公司与政府、国际组织合作，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为绿色项目的实施保驾护航。截至2023年6月末，目前6家中资保险机构在8个共建国家设立了15家境外分支机构。
6.绿色基金的推动力量
绿色基金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资本聚集、风险分担、政策引导、国际合作和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等多方面措施，为推动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基金不仅提供了低息贷款和股权投资，还通过灵活的融资安排，如较长的还款期和宽松的抵押要求，降低了“一带一路”国家获得绿色金融支持的门槛。2023年5月，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截至2023年6月丝路基金已累计签约75个投资项目,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投资金额约 220.4亿美元。丝路基金的规模已扩张至 400亿美元与1,800亿元人民币，并且促成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国一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数个跨国基金成立。[1@绿色基金在“一带一路”国家中通过风险分担，有效降低了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吸引了更多国际资本的参与。例如,丝路基金参与投资全球领先的光伏跟踪支架提供商NEXTracker 项目，进一步提高光伏发电效率，以技术赋能绿色清洁能源发展。参与投资欧洲电动自行车集团Accell项目，支持绿色低碳出行的健康生活方式。参与投资建设阿联酋“2030综合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联酋哈斯彦电站和迪拜光热电站项目，助力东道国能源转型规划的实施落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际合作是绿色基金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方面。通过与“一带一路”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绿色基金促进了绿色技术的跨境转移和应用。例如，中美绿色基金与张家口市政府合作，成功将美国的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引入中国，助力当地的绿色产业发展。丝路基金与一带一路国家当地政府合作，支持了多个能源项目，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绿色转型。
7.央国企主导的股权投资者
央国企和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中各展所长,共同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央国企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领导了多个大型绿色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而民营企业则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在清洁能源、绿色金融产品和环保技术推广等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两者的协同作用，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转型，还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影响力。
央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在“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中发挥了引领作用。这些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项目中担任主要股权投资者和重要推动者。例如，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建筑集团等央企在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入巨资，通过股权投资、项目融资等方式，推动了当地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这些央国企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与当地政府和国际投资者合作，降低项目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绿色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华能集团在巴基斯坦的清洁能源项目中,通过PPP模式进行股权投资,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有效减少了碳排放。
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在“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埃及的本班光伏电站项目中，正泰新能源作为EPC承包商和小型股权投资者，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绿色金融中的创新能力和战略眼光。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ONGiGreenEnergy)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设立生产基地，推动了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广泛应用，助力当地实现了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比亚迪(BYD)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推广电动汽车和新能源解决方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了清洁交通的普及。比亚迪在摩洛哥和菲律宾的电动巴士项目，显著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城市交通碳排放，提升了当地的可持续交通水平。
(二)绿色资金注活水:绿色投资稳步增长，成为重点投资方向
1.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分布已经形成了广泛覆盖，重点突出了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关键地区
中国对亚洲国家的绿色投资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在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以245.3亿美元的绿色投资总额位列首位。这不仅表明中国对印尼可再生能源及环保技术的高度关注，也反映了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日益加深的合作。马来西亚以149.5亿美元的投资紧随其后，显示出其在区域绿色经济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巴基斯坦则获得了113.6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这与中巴经济走廊的深入推进密不可分。其次，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不仅集中于大国，也覆盖了多个中小型经济体。例如，老挝吸引了108.5亿美元的绿色投资。同样，越南以81.5亿美元的绿色投资总额进一步巩固了中越之间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的绿色投资主要集中于巴西和秘鲁等资源丰富的国家。秘鲁获得了79.5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而阿根廷则吸引了11.4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农业等领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绿色转型。
中国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外交合作国家的绿色投资也不可忽视。俄罗斯联邦获得了61.5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表明中俄在环保和能源合作方面的持续深化。匈牙利作为中东欧地区的重要节点，也吸引了57.4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欧洲之间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
2.绿色投资不断增长，绿色持续为主要投资模式。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的绿色投资进入了快速扩张期。根据 AEI数据显示，从 2005年到2013年，即“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前，绿色投资总额从2005年的18亿美元增长至 2013年的104.8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从3.6亿美元增长至4.03亿美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总额突破 250亿美元，达到 275.6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也相应增加至9.50亿美元。2015年，中国的绿色投资继续稳步增长，达到203.4亿美元，显示出中国对绿色项目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大。
2017年，中国的绿色投资额有所波动，总投资额为143.6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下降至3.99亿美元。然而，2018年，中国的绿色投资迎来新一轮增长，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达到6.83亿美元，总投资额高达273.1亿美元，几乎与2014年的峰值相当。2019年，中国的绿色投资总额继续保持在高位，达273.0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为5.35亿美元。尽管2020年全球疫情带来不确定性,但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依然达到167.0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为6.19亿美元。在疫情后的恢复期，2021年中国的绿色投资总额下降至93.1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为3.88亿美元，反映出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2022年，总投资额回升至127.3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为3.64亿美元。2023年，中国的绿色投资进一步反弹，总额达 222.8亿美元，项目平均绿色投资额为3.65亿美元。
绿色投资与整体对外投资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说明绿色投资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主流投资模式。绿色投资与整体对外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结构和趋势十分相似。根据AEI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2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和对外投资呈现出相似的波动趋势。起初，绿色投资在2005年仅为18亿美元，而对外投资总额为77.1亿美元。到 2008年，绿色投资迅速增长至106.5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则达到了246.7亿美元。2009年至2011年，绿色投资继续稳步增长，2011年达到198.1亿美元，而对外投资总额在同年达到了421.9亿美元。自2012年起,绿色投资和对外投资均出现一定波动,2013年的绿色投资为104.8亿美元，对外投资为 365.5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几年中,特别是 2014年到 2016年，绿色投资和对外投资都迎来了高峰期。2014年，绿色投资跃升至275.6亿美元，对外投资达到 420.3亿美元。201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绿色投资为273.1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为539.5亿美元。2020年至2022年，全球经济环境和其他外部因素导致绿色投资和总投资额有所回落。2023年，绿色投资重新上升至222.8亿美元，而对外投资总额也达到了442.2亿美元，进一步反映了绿色项目在中国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优先地位。这反映了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将绿色发展作为整体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绿色投资与传统的能源和交通项目紧密结合，推动了二者的同步变动。
中国企业从传统的EPC承包商逐渐向绿色股权投资者转变。从数据来看，早期的绿色投资与建设投资的比重相对较低，尤其是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绿色投资的规模较为有限，而建设投资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05年，绿色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占同期工程建设投资(93.3亿美元)的19%。2013年绿色投资占比为17%，但在2014年飙升至43%，并在2015年达到29%。从2018年到2023年，绿色投资在整体投资结构中的占比有所提升。2018年绿色投资达到 273.1亿美元，占总投资(622.3亿美元)的44%，显示出绿色投资的相对重要性。同样，在2020年，绿色投资占总投资的44%，并在2023年进一步攀升至56%，超过了50%，显示出绿色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优先地位。2024年，绿色投资占比为37%，显示了中国在绿色项目上的持续投入。这种比重的变化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正逐步向绿色化转变，绿色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3.绿色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与交通
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中，能源和交通行业同样一直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具体来说，从2013年到2024年，可再生能源行业的累计投资为742.40亿美元，约占中国“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资总额的34.72%,绿色交通行业的累计投资为414.60亿美元,占总额的19.39%.绿色矿业的累计投资为473.90亿美元，占总额的22.16%。按具体年份看，2013年以来，中国对带路国家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投资总额占比最高达到61.63%，而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总额占比最高达到了 42.48%。当年可再生领域能源领域的投资达到116亿美元，占“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61.63%。交通运输领域在2018年表现突出，投资额同样达到116亿美元，占当年“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42.48%。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中，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为 34.4亿美元，占当年“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资总额的15.44%。交通运输行业投资额为90亿美元，占绿色投资总额的40.39%。这种集中投资反映了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和绿色交通运输现代化方面的战略重点。其他行业如绿色矿业、物流和金融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中也显示出重要作用。例如，2019年的绿色矿业投资达到了100.80亿美元，表明中国在推动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
(三)绿色产业乘东风:能源、交通等关键领域引领绿色投资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力求推动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鼓励企业开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投资合作,推动建成一批绿色能源最佳实践项目”。自此，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绿色产业领域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绿色产业得以乘上“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借势发展。
1.新能源汽车产能合作快速升温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产能合作正快速升温，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产业转型目标逐渐明确,新能源汽车销量逐渐攀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汽车销量约占全球16%，大部分国家汽车千人保有量低于100辆，未来机动化出行需求仍快速增加，而在未来的新增汽车产销量当中，很大一部分将由新能源汽车贡献。大多数带路国家为推动大规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均已提出了新能源汽车产销目标及一系列转型要求。欧盟国家的转型路径更加明确，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鼓励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包括提供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推广公共充电设施等。在亚洲，越南、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提出了相应的新能源汽车产销目标;非洲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较为落后，尚无国家明确提出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在各国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带路国家新能源汽车销量和市占率得到快速增长。根据百车智库的估算，2030年，带路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348万辆，其中亚洲、欧洲和南美市场规模较大，分别为700万辆、440万辆和145万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主要市场。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结构中,纯电与插混车型出口数量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增速回落至合理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泰国和菲律宾成为主要出口国家。从所在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厂商在泰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土耳其和越南仍存在较大的渗透空间。
2.可再生能源基建合作空间广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产能投资极具潜力。根据BloombergNEF数据，在过去5年中，大部分带路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产能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其中韩国、土耳其和智利的产能总量与增量均处于领先水平。带路沿线国家中包含众多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对电力基础设施需求较为迫切。根据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电力建设投资占到世界总额的近一半。目前，东南亚、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均电力消费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电力发展潜力很大。BloombergNEF 开发的Climatescope指数通过考察一个国家的新能源建设基本条件、增长机会以及过往经验来评估该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潜力。在Climatescope指数排名前30个国家当中，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24个，占80%,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非洲地区，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再生电力基础设施投资极具潜力。
(一)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协同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绿色金融标准和市场标准各异，为国际合作带来阳力。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金融标准主要依赖于市场参与者的自愿采纳与遵循,企业基于所选标准逐步形成市场规则，进而促进标准的普及;我国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则由金融与产业监管部门制定,具有明确的法规约束力。这造成中国与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绿色产业的认定及分类指导上存在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跨国绿色投融资的顺畅性。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法律与政策环境上的多样性，也为绿色金融的推广带来了一定的法规协调挑战。考虑到“一带一路”绿色金融项目与当地环境的紧密联系，在环境保护法规方面，不少参与共建的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难题。同时，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在矿业、能源及建筑业等领域，有时会遇到环保相关的争议或法律问题，这可能导致企业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出现紧张，甚至面临投资许可被撤销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损失。同时部分沿线国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中国投资的范围和持股比例有所限制，并要求中国政府指定相关机构参与管理，这对“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投资的开展带来一定的限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项目通过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较高,全球气候融资快速发展的红利并未平等惠及各类经济体。大部分绿色金融项目的初始投资金额较大且回收期较长，具有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迫切需求。由于带路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总体落后，金融系统的成熟度不高，一些国家可能缺乏有效的融资工具和机制，这加剧了绿色项目的融资难度。从全球资本流动的视角来看,流入“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资金十分有限,而且成本很高。2023年上半年，企业绿色债券和贷款发行量首次超过了化石燃料相关债务发行量，全球气候融资迅速发展。但是，彭博数据显示，截止到2023年6月，可持续融资未清偿部分超过70%都分布在成熟市场，仅有不到15%分布在新兴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的可持续融资更为有限。
(二)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协同路径
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和法规框架,是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协同发展的对接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其核心在于各国绿色金融标准的对接与统一。这不仅包括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也涉及到国内标准与东道国标准之间的协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在推动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首先,要健全我国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涵盖产品服务标准、信用评估标准等各个方面,以增强我国对外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力度。其次，应进一步细化和统一“一带一路”的绿色金融标准，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形成一致的绿色金融标准认知，切实提升沿线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力。最后，要推动绿色金融标准的全球统一化，通过深入研究绿色金融标准的适用范围，并加强国际合作，使各国的绿色金融标准逐渐趋于一致,从而推动绿色金融在国际金融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加强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是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各国应将绿色金融纳入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政策和立法,通过激励机制为本国及沿线国家的绿色金融提供有力支持，从战略层面引导投融资主体的发展和环境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政策和法规的一致性，深化国际间的绿色金融合作。同时，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法规，以前瞻性的法制建设推动环境法治化进程，强化环境执法力度，提升企业的环境保护能力和环保意识。最后，应完善绿色金融监管体系，落实协同监管机制，加快补齐绿色金融发展中的监管短板，重视防范和化解绿色金融风险。通过完善金融监管政策，激发资本对绿色金融的支持意愿，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最终实现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能够为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发展保驾护航。
创新绿色融资机制是实现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金融机构应针对“一带一路”绿色项目的宏观和微观融资需求,设计相应的产品与服务,构建系统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同时做好信贷风险防控的部署。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基金、提供绿色信贷等方式，满足多样化的绿色金融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参与绿色投资，从而推动绿色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创新绿色融资机制，强化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协同国际碳市场的发展，为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转移，是实现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与转移的支持力度，为沿线国家提供先进技术和经验。通过政府间合作、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及企业间的协作等多种途径，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助力沿线国家技术进步。同时，也要提高沿线国家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提升“一带一路”绿色项目的技术水平和可持续性。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的提升不仅能为绿色金融提供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和市场，也能促进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是促进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的有效助力。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不应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还应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保护，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的平衡。在“一带一路”各国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不应只依赖于金融系统之间的协作，政府应积极鼓励更大范围的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和公众等社会各界参与到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及工作中来，通过加强教育与宣传，提高整个社会的绿色理念的认识和接受度，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沃土。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