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军工行业2025年投资策略：今朝更好看

军工板块2024年复盘及2025年判断

“十四五”以来，军工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技术日益成熟，产能迅速提升，供应体系不断完善。在军工传统领域之外，以卫星互联网、民机、军贸、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为代表的“大军工”新赛道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以军工央国企为代表的产业链链长积极牵头，助推行业构建军民两用双循环格局，大幅抬升行业和企业市场天花板，同时民参军企业在政策支持与产业链链长的带动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整体经营呈现量升、质升、配套层级升，并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但自2022年以来，军工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价格、增值税以及订单节奏均产生了自然调整，这种调整致使军工行业在高景气大周期下进入到一个持续调整的小周期，而 2024年军工行业已步入小周期一年有余,在人事调整持续、需求节奏不明朗、军品降价压力不减等多重因素压力下，军工行业迎来近十年以来最差三季报，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增速中位数均出现了近十年以来首次为负，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陡增但从行情上看，截至2024年11月30日，军工行业上涨9.99%,终结了 2022年以来连续两年的调整态势。整体来看,“十二五”以来，军工板块的走势表现出来 2-3年的涨跌轮动周期。

对于军工板块 2024年复盘以及 2025年判断方面，我们有如下观点:2024年，军工板块的“弱现实”仍然存在。复盘 2024年军工基本面情况，从最新披露的核心军工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中位数近十年来首次为负、归母净利润增速中位数降至-29.92%,军工行业迎来了近十年以来最差的三季报业绩表现。军工企业“十四五”成绩单已然接近尾声，增速出现负值,反映出军工板块的“弱现实”延续到了 2024年。

另一方面，2024年9月以来，市场对军工板块呈现出“强预期”特征。但另一方面，中期视角上,“十四五”计划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2027建设目标亦迫在眉睫军工行业有望成为边际改善幅度最大的行业之一;短期视角上，即将进入“十四五”收官之年，延滞订单或将密集而至，回暖趋势有较高确定性，因此，自2024年9月以来，市场对军工板块呈现出“强预期”特征，国防军工(申万)指数的周成交额也不断创下历史新高，占全A成交额比例一度接近 4.5%。

在军工行业基本面上，站在当前时点,我们判断,军工行业在 2027年、2035年以及 2050年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下,仍处于高景气发展的大周期内。中期来看，行业在 2024 年已经构筑“十四五”时期的“基本面底”，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将再次重新进入上行通道，有望持续至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2027年。具体判断因素如下:

①军工行业发展底层增速因素:军费在中长期维持快速增长，政府对国防投入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军贸有望进入上行周期;②大军工第二增长曲线因素:国家加大对民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多个“大军工”领域的发展支持力度，军工市场天花板持续扩容，构成军工行业发展的新驱动力;

③军工行业发展计划性因素:“十四五”已进入收官阶段，2025年五年规划目标与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的计划性都将进一步牵引军工行业下游需求提速释放;

④)军工行业政策调整及改革深化的阶段性扰动因素:军工企业受到短期影响的程度或将削弱，行业将形成中长期健康持续性发展态势。

在板块走势上，基于军工行业基本面走势的分析，按照军工板块走势周期性理论(详情可阅读中航证券 2024年军工投资策略报告《飞雪迎春到》)，我们判断，军工板块的走势有望持续表现出前瞻于军工行业基本面的走势，在 2025-2027年保持一个较高的年涨幅。

(一)2024年军工行业基本面分析及未来变化判断

1、2024年基本面“弱现实”:十年最差业绩、企业经营压力骤升

在200余家军工板块上市公司中，75家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162 家公司同比下降。军工行业已步入小周期一年有余，持续的人事调整需求节奏不明朗、军品降价压力不减等多重因素，直接导致了核心军工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中位数近十年首次为负、归母净利润增速中位数降至-29.92%，军工行业走出了近十年最差三季报业绩表现，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军工企业“十四五”成绩单已然接近尾声，增速出现负值，代表在2024年，军工板块的“弱现实”仍然存在。

通过对数十家军品业务占比相对较高，且财务数据具有可比性的核心军工上市公司进行属性分类(军工央企，其他国企以及民参军企业)的军工企业进行分类统计，

可以得到几个重要表现，包括:① 2024 年前三季度军工行业需求呈现阶段性放缓。多为产业链核心位置或下游链主的军工央企上市公司收入同比下滑8.92%,显著落后于其他国企与民参军企业。②民参军企业业绩及盈利能力承压更为明显。民参军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订单持续性的隐忧进一步凸显,2024年前三季度民参军企业收入增速虽较军工央企(-8.92%)表现更佳，但归母净利润增速中位数仅为-38.57%，降幅显著高于军工央企与地方国企。

2024年前三季度乃至2024年全年，军工板块依旧处于“弱现实”阶段。从利润表看，军工核心股前三季度收入近十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短期需求的合同负债及预收款项的同比增速继续呈现下滑趋势，这些项目的下滑均表明军工板块 2024 年延续了 2022年以来“弱现实”的态势。

2、2025年军工基本面判断:否极泰来，曙光已现

按照我们在《飞雪迎春到--军工行业十问十答&2024年投资策略》中对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周期性的研究结果，军工行业收入增速的周期性主要是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军工行业发展底层增速、大军工第二增长曲线、军工行业发展计划性军工行业政策调整及改革深化的阶段性扰动。

基于收入增速周期性理论，我们判断，中期来看，行业在2024年已经构筑“十四五”时期的“基本面底”，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将再次重新进入上行通道，有望持续至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2027年。影响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周期性变化的四个因素在2024年的出现边际变化。

(1)发展底层增速:政府对国防投入支持力度提升，军贸有望进入上行周期

军工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仍以我国国内国防财政支出(即军费)为主，另一方面近年来军贸市场需求的变化也逐渐对军工行业底层增速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军费与军贸的变化均会直接传导并反映于军工行业的收入变化上。

军费方面,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围绕军费增速波动,但近年来该趋势已经有所削弱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函数关系。根据时代特点，可将1989年至今的军费变化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1989年至1998年,改革创新,经济快速发展,GDP 复合增速19.47%,高于军费增速15.71%;阶段二，1999年至2008年，在地缘政治等事件因素刺激下，我国加大了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GDP复合增速15.03%，略低于军费增速16.27%;

阶段三.2009年至201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恢复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此阶段我国加强经济扩张力度GDP复合增速11.38%，略高于军费增速9.58%。

阶段四，2019年至今，我国内部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且中美贸易摩擦呈加剧之势，叠加宏观环境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放眼全球，却是带领经济迅速反弹的主要经济体。再到近期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多国已开始宣布通过提高军费投入以应对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更凸显出强军强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的国防开支总体上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保持国防开支适度稳定增长。在此阶段，军费复合增速6.56%，略高于GDP复合增速6.06%。

近年来，尽管军工行业收入增速与军费增速出现偏离，但政府对国防建设支持力度，依旧与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在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同向变化。军费增速与公共财政支出增速的差值，可反映出我国政府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即“财政支出增速与军费投入增速的差值越大,则说明国防建设投入力度越大”。从2011年以来的数据来看，政府对国防投入的财政支持力度基本与军工行业的收入增速呈现出正相关性变化，如2014年及2021年军工行业收入增速的极值同样也是政府对国防投入财政支持力度指标的极值。

值得注意的是，2016-2018年，2023-2024年军工行业收入增速与政府对国防建设支持力度出现的明显背离，我们认为这两段时期分别对应了军工行业政策调整与改革深化的相关年份，导致部分资金自需求侧向供给侧的传导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时间延迟所致，考虑到五年规划的计划性，这部分资金或将延期兑付至“十四五”末期以及“十五五”初期。

我国持续加大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力度，且有望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2024年根据2024年两会披露的2024年我国军费增速7.2%，继续位于2020年以来高点(2020年到 2023年国防支出增速分别为6.6%、6.8%、7.1%、7.2%)。我国国防支持力度(军费增速与公共财政支出差值)持续加大,2022-2024年分别为-1.3%、1.8%、3.4%。从 2024年政府对国防投入的财政支持力度再创2022年以来新高，且有望维持在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富有弹性的军贸市场,也有望构成我国军工行业未来底层增速提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军工行业技术日益成熟，产能迅速提升，供应体系不断完善，供给能力已基本能够满足内需，武器装备“出海”的条件也逐步成熟，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或将乘机借势成为“内外兼修”，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左右逢源”。近二十年以来，按照SIPRI的统计，我国军贸出口指标占全球比例在2016年之前持续保持震荡上行,在 2016年占全球比例一度接近8%,而在国际局势、国防政策、外交关系、宏观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占比出现阶段性下滑，2020年降至2.95%。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企稳和国际形势的变化，2020年以来，我国军贸出口指标占全球比例快速恢复并创下新高。

(2)第二增长曲线:“大军工”为军工产业提供新增长驱动力

“大军工”赛道扩容军工市场空间，逐渐为军工产业提供一个军费与军贸基础底层增速之外的新增量市场。军工行业的范畴今非昔比，已扩容至民机、低空经济军贸、信息安全、商业航天等诸多军民结合领域，军工行业的市场空间和天花板，得到数量级和实质性的抬升。

在军费以及军贸两大军工行业传统需求来源之外,“大军工”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军工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构筑了新的驱动力。2024年，民机梦想照进现实，低空经济实质性提速，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全国开花如火如茶，中国民船市场份额屡创新高。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大军工”的各个领域中，传统军工行业主体依然是中坚力量，如军用航空配套厂商也将保障商用飞机及发动机的生产制造，航天央企多个研究所依旧为商业航天提供核心元器件及部组件，信息安全军工企业在信创领域承担着关键角色。各军工央国企也将低空经济、民机、商业航天等领域作为战略发展方向之一和第二增长曲线，多个民参军企业在发展战略或者并购重组时也将“大军工”赛道作为其业务拓展的重点考虑范围。

(3)发展计划性因素:五年规划与国防建设中长期计划目标明确

军工行业五年规划的特点，以及国防建设中长期目标带来的计划性，是军工行业收入增速指标呈现出周期性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五年计划也在不断地转型，主要表现为从单一的经济计划转向全面的发展规划，从经济指标为主转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短期计划为主转向中长期计划为主。国防军工行业的五年计划，也围绕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同步开展。

“十二五”期间，军工行业的计划性体现为“前松后紧”，军工行业的收入增速则呈现出“前低后高”，表明军费投入从计划、拨出到执行落地继而体现到供给侧，具有一定滞后性。“十三五”后期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国产替代需求的紧迫性，叠加练兵备战的紧迫性，导致“十四五”计划“前紧”和收入“前高”，国家及行业政策变化成为了该阶段行业收入增速变化的主导因素。

而进入“十四五”中期后，2023-2024年，受到政策调整、人事变动、全球地域冲突中作战方式变化带来的需求变化等因素影响,军工行业需求侧出现波动,导致“十四五”中期阶段，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出现显著调整。

国防建设目标重要节点，对军工行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在五年计划之外，军工行业收入增速还受到我国设立的多个国防建设目标时间节点的计划性影响。在各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以及第十八次、第十九次以及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过四个关于国防建设的时间目标节点。即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2027年如期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2050年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2019年、2020年成为军工大年，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受到2020年目标牵引，预计2027年的目标也将对2027年前的国防建设速度和军工行业收入产生重要影响。

在计划性影响下,“十四五”期间，军工行业收入增速有望在末期修复并整体呈现出V字型。尽管“十四五”中期以来，行业需求侧出现阶段性波动，但是，2024年3月,在两会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及“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抓好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执行”;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后披露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中，提及“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政府工作报告与《公报》中提及了“'十四五’规划执行”、“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因此2025年与2027年国防建设目标的计划性不变，也将对2025-2027年军工行业的需求形成明确约束和指引。

(4)发展扰动性因素:需求侧波动影响或将逐步削弱

军工行业相关政策调整或改革深化，成为了若干阶段的扰动性因素，在某些年份可能会成为主导因素。我们列举了“十二五”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文件变化及其影响分析。

整体来看，2024年，国防和军队改革仍处于持续深化过程中，短期仍然可能会对军工行业的部分订单交付确认产生影响，但在中长期将支持军工行业健康持续性发展。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布的《公报》中，明确提及“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但同时，2024年下半年以来，利好行业发展的多个政策也在逐步落地。如 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根据司法部、商务部负责人解读,《条例》在建立统一高效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制度实现对两用物项出口有效管制的同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促进两用物项合规贸易发展。另外《条例》特别强调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规定的两用物项(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符合国际通行规则，有利于保障贸易安全，促进两用物项正常贸易，为实现贸易强国战略保驾护航，不会对正常国际科技交流与经贸合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设置障碍。有法可依方可市场有序，打消了市场对两用物项出口全部“一刀切”的疑虑，加强了市场对我国“军贸”及“大军工”相关领域合规出口的信心。

因此，我们判断，尽管 2021年以来，大多政策调整和改革在现实层面上确实为军工企业的收入落地带来了短期扰动，但在各类军队深化改革过程中，对于行业中长期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伴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扰动的影响无论是在时间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望逐步缩小，且逐步转化为维持行业中长期健康持续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二)2025年军工板块行情判断:前于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变化，中短期持续处于上行周期

从绝对走势看，2024年，在“弱现实”之下，2024年1-8月，军工板块整体一度下跌接近 30%，但自9月起随大盘一起进入快速上涨阶段。整体来看，国防军工(申万)板块自年至11月底，在申万31个行业中涨跌幅排名第10。

我们认为，针对2025年及未来军工行情走势判断，依旧可以参考军工板块周期性理论，基于军工行业收入与军工行情走势的相关性，对未来几年军工行情走势做出判断，具体理由包括以下两点:

①军工板块走势与军工行业收入依旧存在较强的周期相关性。“十二五”至今来看，军工板块走势存在 2-3年下跌，随后3年左右上涨的周期性特点，可为未来几年军工板块走势的判断提供重要参考。

②军工板块走势表现军工行业收入增速的特性愈发明显。在“十四五”以来的价值投资属性愈发明显下，市场对军工行业发展的预期判断影响对军工板块走势影响愈发强烈，导致军工板块近年来走势相较于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前瞻1年左右的走势周期性。

在以军工行业收入预测的趋势性去判断板块走势的基础上，军工行业在2024年已经构筑“十四五”时期的“业绩底”，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将再次重新进入上行通道至少持续至 2027年建军百年目标。而军工板块的走势将领先于军工行业基本面变化在 2025-2027年区间保持一个较高的年涨幅。

1、军工板块走势与军工行业收入依旧存在较强的周期相关性

从军工行业各类财务指标变化来看，军工板块年涨跌幅与收入变化存在较高关联性。基于中航证券军工核心上市公司(即主要收入或净利润来源于军工业务的上市公司，军工行业的收入、毛利润、研发投入、归母净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合同负债与预收款项、存货、员工人数以及研发人员数量等均基于中航证券军工核心上市公司数据分析)2011-2023年各完整年度财务数据，与国防军工(申万)指数走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在军工行业各类财务指标中，收入同比增速与国防军工(申万)指数的年涨跌幅关联系数达到0.56，表明该指标与军工板块走势存在着相对较高的关联性。

具体来看，军工行业收入整体变化呈现出与军工板块走势同步的周期性特征。“十二五”以来，以国防军工(申万)指数为代表的军工板块走势中，年涨幅超过10%以上的时间区间与军工行业收入同比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区间(2014年与2021年)相近。究其原因，军工板块的走势主要是市场对军工行业发展现实和预期的叠加反映，而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变化可以更直接的体现出行业需求向供给传导的动态变化，也更能客观反映出行业中短期发展趋势变化。

2、军工板块走势表现军工行业收入增速的特性愈发明显

“十四五”以来，军工行业进入高景气发展的大周期，而从军工行业收入和军工板块的走势对比来看，军工板块走势较军工行业收入变化增速呈现出了一个显著的前瞻性，2020年以来，前一年军工板块走势与当年军工行业收入同比增速的相关系数达到 0.72。

我们认为，军工板块的走势主要是市场对军工行业发展现实和预期的叠加反映而在军工行业“十四五”以来进入了一个主题投资与价值投资属性并重的阶段，且价值投资属性愈发显著背景下，市场对军工行业发展变化的预期影响比重也在提升，导致近年来军工板块走势表现较军工收入增速变化呈现出了显著的周期性。

因此，对未来中短期军工行业收入增速变化周期性的分析与判断将可以作为预判军工板块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基于军工行业周期性的判断，我们认为军工板块周期性仍将与军工行业收入增速的周期性保持1年左右的前瞻性，而军工行业收入增速的周期性主要是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军工行业发展底层增速、军工行业第二增长曲线、军工行业发展计划性、政策调整及改革深化的阶段性扰动。

3、军工行业行情走势判断: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以上未来军工行业走势的分析下，我们判断，军工板块的走势将领先于军工行业基本面变化，在2025-2027年区间保持一个较高的年涨幅。

新质战斗力:从体系对抗视角看武器装备发展

现代战争是体系作战，新质战斗力的生成要基于体系对抗能力，武器装备的发展也要从体系对抗视角去研判。我们认为，当前战争中的体系对抗之“体系”应有三方面的视角:作战体系、供应链体系以及综合成本体系。

战斗力是指武装力量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即军事制胜能力。新质战斗力则是一种高端形态的战斗力，其强调的核心是“新质”。“新”对应着“旧”,“质”则表示高质量和先进性。新质战斗力是传统战斗力的进阶，紧紧着眼当下和未来的作战需求补充了许多新的成分。通俗地说，新质战斗力就是区别于传统作战方式的、先进的军事制胜能力，它既是传统战斗力的最新转型与升级，也是先进军事思想与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新的战争组织形式、军事力量博弈与对抗模式。

现代军事对抗体系化发展趋势日益突出，大量可能对战争进程产生影响的新领域和新技术不断进入军事或准军事对抗的范畴。能协调更多领域且具备效率优势的一方必然会在对抗中占据优势地位。军事对抗体系自身的复杂性是构成体系优势的一个关键来源，复杂体系的协同效率同样是影响体系优势的关键因素。只有构建可实现高效协同的复杂军事对抗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复杂体系的制胜优势。发挥体系对抗的效率优势不能回避体系的复杂性，解决复杂领域的协同效率是构筑军事装备体系根本优势的关键所在。进入 21世纪，战争的形式已经由单一军种、单一平台间的竞争逐渐转变为一方体系与另一方体系的竞争。

(一)作战体系对抗:全球战争形态演变与我国军队编制改革下的武器装备需求分析

1、新时代战争形态下的装备需求分析

战争形态发展遵循“技术为体，战术为用”原则，军事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如果以“是否形成以新主战武器为核心的战争体系”为标准衡量，战争形态已历经八次演变，即青铜兵器战争、战车战争、铁兵器战争、骑兵战争、火药武器战争、线膛武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

“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我国“十四五”规划首提军事智能化，充分说明已意识到武器装备智能化的重要意义。军工行业借助信息化、现代化、智能化，将迅速弥补代际差，具备在部分领域实现反超甚至领跑的能力，同时打造出“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作战并打赢的能力。

在信息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趋势下，国防军工建设将向作战范围跨域联合、装备体系互融互通、武器装备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便提出、强调“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可以预见，对新域新质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会是我国下一阶段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之

具体到地区冲突来看，在俄乌冲突中，乌方在美国的各类信息化装备的支持下勉强达到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机械化作战,即在物理域和电磁域谋求“看得远、反应快、打得准”，以精确打击(美援“海马斯”火箭弹等)为主、电磁域控制(美援助电子对抗设备等)为辅，通过降低、剥夺敌方信息系统能力，来压制敌方机动力和火力的发挥，实现“降维降代”攻击(将敌方降低至单平台机械化战争)的战争形态。

具体到地区冲突来看，在俄乌冲突中，乌方在美国的各类信息化装备的支持下勉强达到了信息系统支持下的机械化作战,即在物理域和电磁域谋求“看得远、反应快、打得准”，以精确打击(美援“海马斯”火箭弹等)为主、电磁域控制(美援助电子对抗设备等)为辅，通过降低、剥夺敌方信息系统能力，来压制敌方机动力和火力的发挥，实现“降维降代”攻击(将敌方降低至单平台机械化战争)的战争形态。

而俄罗斯虽被称为第二军事强国，但投入战场的高端武器装备并不多，作战理念和打法依然留有深深的机械化战争的痕迹，人们甚至能看到二战时坦克集群、大纵深作战的影子。俄方虽然在冲突初期一定程度上针对乌军通信系统进行了压制，但伴随美西方的军事援助，俄军在电子战、情报战能力上逐步弱于乌军。整体来看，俄军战斗力的生成是基于单平台武器打击为基本形态的加和模式。在该模式中,电子设备(信息系统的雏形)依附于装备平台，为单平台完成任务的能力提供支持，服从于单平台机械化战争，因此本次冲突中俄军仅仅达到了单平台机械化战争的水平。通过对本次俄乌冲突的深入观察，可以发现现代信息化战争中的三项重要“胜负手”，并可以此牵引未来新技术新装备的发展。一是通过卫星互联网技术实现高效信息支援，二是通过电子对抗技术实现战场单向透明，三是通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实现集群精确打击。而通过近期俄乌、巴以等地区冲突，我们认为近期战争形态的演变可能出现三个特征，即:

①未来战争或仍将是高强度、大规模的持久战;②代理人战争进入新模式，世界各国可能更频繁、更高效地代理人战争;③混合战争中的认知战、震慑战、网络战等新模式的更频繁应用。对于军工行业，战争形态的三个特征也将带来行业变化的三个趋势，即:①更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与安全的供应链是支持未来高强度、大规模战争的基础;②更频繁的代理人战争助推国际军贸的恢复性增长;③混合战争的战法无法替代武器装备的使用，真正决定作战走向的仍然是以新域新质装备为代表的武器装备使用。

2、我国军队编制改革下的装备需求分析

2015年12月22日，解放军报称，2015年5场联合实兵演习中，除陆海空二炮和武警部队外，总部情报、技侦、特种作战、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后勤保障、装备保障等战略战役支援力量全程参加了联训联演。同年的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在八一大楼正式成立，这是继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之后的第五大军种。战略支援部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新质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将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都很强的各类保障力量进行功能整合，形成一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战略支援部队成立之初，便承载着优化军事力量结构、提高综合保障能力的重要使命。其下属单位包括电子对抗分队、网络分队等，这些部队在情报获取、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职能的整合，使得战略支援部队在现代化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作用。

然而，随着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战争形态的不断变化，战略支援部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战争的需求，战略支援部队在近年来进行了多次调整和优化。2024年4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正式成立，标志着战略支援部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组建的信息支援部队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领导指挥，同时撤销了战略支援部队的番号。这一调整不仅优化了军队的组织结构，形成“四大四小”格局，也提升了信息支援部队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原本隶属于战略支援部队的军事航天部队和网络空间部队也升级为副战区级单位，直接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这一变革使得这些部队在各自领域内的作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也为未来战争中的信息战、太空战等新型作战样式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次改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体形成中央军委领导指挥下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军种，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种的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

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在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和打赢现代战争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信息支援部队未来将有力支撑作战，坚持信息主导、联合制胜，畅通信息链路，融合信息资源，加强信息防护，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精准高效实施信息支援，服务保障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军事航天部队是本次改革，撤销战略支援部队相应调整而来，推进军事航天部队建设，对提高安全进出和开放利用太空能力、增强太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更好和平利用太空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空间部队同样是本次改革，撤销战略支援部队相应调整而来，推进网络空间部队建设，大力发展网络安全防御手段，对筑牢国家网络边防，及时发现和抵御网络入侵，捍卫国家网络主权和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军兵种的调整可以看出我国武器装备建设的重心所在,军工通信、电子对抗、卫星互联网、数据链等将成为我国军事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关键领域。

胜由信息通。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谁掌握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的成立，及其与军事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一同构成的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中，我们认为，可以一定程度上从中洞察到我国武器装备与军事战略转型的紧密关联。这一系列重大改革，不仅是对传统陆海空火四军种体系的革新，更是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的前瞻布局。信息支援部队的组建，标志着我国军队在网络信息体系建设与运用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不仅承担着统筹网络信息体系的重任，更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和打赢现代战争的核心力量。它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于信息时代战争形态深刻变化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信息战、网络战等新兴作战样式的高度重视。信息支援部队的成立，无疑将加速我军武器装备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的转型升级，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与此同时，军事航天部队的设立，则彰显了我国在太空领域的战略雄心与和平利用太空的坚定决心。太空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其安全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军事航天部队的任务,不仅在于提高我国安全进出和开放利用太空的能力更在于增强太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为维护太空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作出贡献。这一兵种的成立，不仅意味着我国太空力量的加强，也预示着我国将在太空领域展开更为积极、主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网络空间部队的建立，则是针对网络安全这一全球性挑战而作出的有力回应。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疆域。网络空间部队的任务，在于筑牢国家网络边防，及时发现和抵御网络入侵，捍卫国家网络主权和信息安全。这一兵种的组建，不仅提升了我国在网络空间的防御能力，也展示了我国维护网络安全、推动网络空间和平利用的决心与行动。

综上所述,从我国军种的变动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武器装备向信息化、智能化、太空化方向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不仅符合信息时代战争形态的变化要求，也体现了我国军队对于未来战争形态与作战样式的深刻洞察与前瞻布局。随着这些新兴兵种的不断壮大与成熟，我国军队将拥有更为现代化的装备体系，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二)供应链体系对抗:高强度、大规模的持久战，需打造完备的军工生产与供应链体系

在以往的战争理论中，战争将会“激烈而短促”地结束被认为是现代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海湾战争(42天)、伊拉克战争(27天，只计算前期大规模交战时间，未计算美国后期驻扎伊拉克时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不足10天)等过往现代战争也无疑符合这一理论。但在俄乌冲突这一冷战后少有的高强度、高烈度战争中不难发现，作为世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与坐拥北约军援的乌克兰，二者冲突的作战成本、作战强度、作战时长都远超此前世界各方对现代战争的发展预期。

对于未来的战争，比起闪电战般的快速终结，战争双方都可能最终走向国力比拼的消耗战的可能性更大，其强度、烈度、长度都将远超以往的任何战争。事实上，美西方的幕僚、战争研究机构已就此前对现代战争的烈度、强度预估不足做了充分的反思与更正。如美大西洋理事会表明“北约军事领导人应充分认识到北约忽略了全频谱、高强度作战能力，必须重视高强度作战需求”:美特别竞争研究项目防务小组称“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必以往任何战争规模大得多、烈度高得多，双方可动用的国家资源将前所未有”

正因如此，是否拥有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可能将决定未来高强度、大规模战争的胜负手。以俄乌冲突为例，在冲突发生后俄罗斯面临了美西方国家的多轮制裁，武器装备及其上游原材料、元器件也是制裁的重点方向，而俄罗斯依靠其自身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支撑了武器装备的长期消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总结2023年军队情况时强调,“多亏了军工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和规模扩大，成倍增加主力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已成为可能”、“这得益于生产设施的扩建和现代化改造，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许多企业配备高科技设备的新车间和生产线已投入使用”。正因俄罗斯具有相对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俄军才能在已持续两年的俄乌冲突中维持相对充足的装备供给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也离不开安全的供应链环境，特别是在未来战时日益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供应链安全也将成为核心竞争力。缺乏弹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即便在短期内迅速发展，也无法在各种自然、经济和政治风险下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安全稳定是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必须是国产替代、安全可靠的。只有维持相对完备的军工生产体系与安全的供应链环境才能在高强度、大规模的持久战中取得相对优势。

(三)综合“成本”体系对抗:“高效费比”追求下的装备需求分析

1、“高效费比”追求或将助推武器装备智能化、信息化、体系化发展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对于武器装备相关技术、未来可能形态的预先研判，并非纸上谈兵的空谈理论，而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行业发展脉络，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

武器装备的立项、生产往往需要经历预研阶段进行技术储备，顺利完成成果转化后历经论证、方案、工程研制、设计定型和量产等多个阶段，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历经数年乃至数十年才得以完成。待装备量产入列后又需服役数年至数十年才面临更新迭代，因此武器装备从形成技术到成规模量产再到退役换装的全寿命周期相对漫长。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分解这一漫长过程，用前瞻性的视角进行适度的未来装备发展展望是相对合理的把握军工板块投资价值的方法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武器装备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传统武器的推陈出新，新质装备的集中亮相共同推动世界军工行业迈向了繁荣发展的快车道。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这一冷战后少有的“高强度、高烈度”战争是新式作战模式、新式装备最好的“演兵场”。此次战争中俄制与美制武器的直接对抗、新式与传统武器的正面碰撞、无人与有人装备的战场交锋均为研判武器装备后续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实例支撑。我们认为此次俄乌冲突中也可以看出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武器装备将向着智能化、信息化、体系化方向发展。众所周知，用较小的损失达成更大的战略、战术目的是古往今来作战形态变化的根本驱动。在明确高“效费比”追求的前提下，提前研判作战需求、作战形态的变化是判断武器装备后续发展方向的基础。智能化、信息化、体系化发展无疑是符合现代战争的高“效费比”追求的。无论是智能化、无人化发展减免战斗人员损失、信息化发展带来精确制导武器的低成本、高回报的定点打击能力还是体系化发展用最合适的武器装备解决问题的经济、高效的作战方式，究其根本均是在减小损失的同时最大化达成战略意图的发展模式。

2、“高效费比”追求下代理人或进入新模式，更频繁、高效地代理人战争模式或将促进全球军贸的“恢复性”增长

一般而论，代理人战争相较于直接战争，成本更低且效费比更高。通过扶持代理力量进行战斗，可减少直接派兵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和人员伤亡。代理方熟悉当地环境，能更有效地执行任务，降低战争成本。同时，代理人战争在政治上更为灵活，可避免直接冲突带来的外交风险，实现以较小代价达成战略目的。

俄乌冲突是典型的代理人战争，美西方对乌克兰进行了多方位的军事援助，除武器装备外，美西方的侦察机在侧近战场的临近国家中每日飞行数十架次，结合卫星监视、海上侦察、人力情报，把战场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美西方证明了只要提供充分的武器装备、军事培训、情报支援，辅之以对对手的经济金融制裁和外交孤立，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扶持一支弱小的军队(2014克里米亚事件中羸弱的乌克兰军队)与世界顶级军事强国作战。

如此成功的案例珠玉在前，世界各方可能会更加频繁地进行代理人战争以攫取利益，而目前来看，对于这套在战场附近国家的频繁侦察、提供大规模军援，并以通信遥感卫星等在不侵犯敌国领空的前提下进行支援的方式并无很好的反制手段。因此这一“行之有效”的新式代理人战争模式可能在未来成为相对主流的战争形态之一。而代理人战争的基础便是代理人国家向实际参战国的武器装备供给，军贸便是常见的供给手段之一。对于全球军贸的发展，我们认为有“两个不变”，分别是全球军费增速总体保持增长的事实没有改变，全球军贸长期稳定增长的逻辑没有改变。

根据SIPRI的数据，我们发现，2023年SIPRI披露的全球军贸交付的武器装备中，二手武器装备的占比提高了，但由于折价因素，导致其总体价值量不高，从而造成全球军贸总体指标有所下降。从微观数据来看，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全球主要军工上市公司的国外收入增速基本为正，进一步说明全球军贸指标实际或仍维持在高位。以 SIPRI为代表的宏观数据“偏冷”，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偏热”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有望随着全球军贸活动的恢复得以调和。

正如我们前文中分析，地缘政治事件频发、“代理人战争”模式的出现以及全球军费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将助推 2024年及以后全球军贸的快速修复。此外,根据 SIPRI披露的明细数据,2023年全球军贸产品中的二手和二手但现代化两类产品的总体指标是增长的，这类二手军贸产品主要销往乌克兰。我们判断，随着俄乌战场对当前全球库存老旧武器装备的消耗，未来全球军贸将回归以新产品的需求为驱动的上行通道，

新质生产力:以新促质，量质同升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技术支撑和工具各不相同。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以新促质”，是创新驱动、新经济变革、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其中，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工及相关行业的表述如下: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完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职能，健全重大安全领域指挥功能，建立同中央和国家机关协调运行机制。优化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编成，完善任务部队联合作战指挥编组模式。加强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统筹。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大力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统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建设。优化武警部队力量编成。

深化跨军地改革。健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工作机制，完善涉军决策议事协调体制机制。健全国防建设军事需求提报和军地对接机制,完善国防动员体系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改进武器装备采购制度，建立军品设计回报机制，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完善军地标准化工作统筹机制。加强航天、军贸等领域建设和管理统筹。优化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机制。深化民兵制度改革。完善双拥工作机制。

对于《决定》中与军工领域相关的表述，我们有如下理解:

军工行业及伴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对于军工行业，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上，能够推动国防科技向更高的智能化、精密化发展，加快从跟随者到领跑者的转变，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军工领域新质生产力是保障我军装备在维域拓展下的保持领先战斗力的坚实基础。就军工行业而言，战争形态经历了从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的若干次演变，新型作战力量正在由传统作战空间维域向着太空、网络、深海和认知等新作战空间维域发展，成为军队作战的新锐力量。而战争形态的演变，对军工行业生产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十四五”规划也首提军事智能化。我国军工行业借助信息化、现代化、智能化，将迅速弥补代际差，具备在部分领域实现反超甚至领跑的能力，同时打造出“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作战并打赢的能力。

深化管理机制体制改革是加强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的重要部署。深入推进管理机制体制改革，是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的战略部署。健全新兴领域平时发展与战时转化运用制度体系，细化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有效突破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的链路梗阻，加快构建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同新质战斗力需求相契合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不断积蓄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的强大动能与内在驱力。

(一)量的变化:发展中壮大，壮大中优化

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发展新兴技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量变和质变相互叠加、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过程。就量而言，可以理解为数量和质量并举，保持量“增”的态势，有序推进产能落地，优化调整产能结构，同时结合传统新兴市场，整合优势资源，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兴领域，为新质战斗力形成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自2022年以来，军工行业基本面受到人事调整持续、需求节奏不明朗、降价压力不减、资本市场融资收紧等多方面影响，军工扩产节奏出现了自2017年以来的再度降温，军工行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规模大幅下降。在当下时点，极寒之后或离柳暗花明不远,“十四五”计划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下游需求补偿式增长正在路上，届时将带动供给侧同步回暖，行业股权融资规模将迎来触底反弹，同时2027建设目标亦道在眉睫，全行业中期视角来看，伴随军工产能建设有序推进，产能结构逐步优化，新景气新需求到来之际，军工行业有望成为边际改善幅度最大的行业之一。

1、需求结构逐步优化，迎接新一轮景气

自2021年起，军工企业扩产动作频频，拉开了新一轮扩产周期的大幕，2023年以来，军工行业受下游需求滞后扰动，产能建设一度出现延迟，新项目落地启动以及既有项目建设推进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排除IPO影响，统计公司上市三年后募投项目延期情况，在 2014-2024年间募投项目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

2、传统新兴结合，大军工打开行业天花板

军工行业已经具备了“内循环”的技术基础，研发生产、分工制造、均衡交付、使用消耗等环节效率不断提升，军工产业国内大循环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程度相对较高，且我国军工行业技术在日益成熟，产品不断迭代，供应链能力不断完善。眼下军工行业尚以保内需为主，但可以预见，未来某个时点，军工行业的生产能力将在某个时候达到并超过国内的军用需求。除了内需外，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军贸、民机和信创市场发展突飞猛进，相关产业活跃度不断提升。我们判断，大军工将成为我国军工行业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高增长的新动力和加速度来源，构成行业外部需求推动军工行业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军工行业的范畴今非昔比，已扩容至民机、低空经济、军贸、信息安全、军贸、商业航天等诸多军民结合领域，军工行业的市场空间和天花板得到数量级和实质性的抬升。除了军工自身的提质补量需求之外,“大军工”已然为行业打开了更高的天花板。民机梦想照进现实，军贸将由替补变为主力，低空经济实质性提速，卫星互联网、商业航天全国开花如火如荼，中国民船市场份额屡创新高。“大军工”的各个领域中，传统军工行业主体依然是中坚力量，如，主机厂有望继续作为军贸主体，军用飞机、军用发动机配套厂商也将逐渐保障商用飞机、商用发动机，信息安全军工企业在信创领域依然承担着关键角色，各军工集团也将低空经济、民机、商业航天等领域作为战略发展方向和第二增长曲线。

3、聚焦战新产业，引领发展动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23年以来，国家顶层规划文件或会议多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23年5月24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也是国家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要深刻认识集中力量、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资央企积极落实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12月底国资委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再次强调要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注重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2023年，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分别为2.18万亿元、0.73万亿元，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达35.2%、17.1%。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总营收比重增加 3.23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望成为军工行业落实科技创新的有力抓手，助力军工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印发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九大一级产业中，多个一级产业涉及军工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等。

(二)质的变化:效费并重，全生命周期管理

从量变到质变，要蓄积“变”的动能。从武器装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角度来看，总体要面向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并举，从研发阶段起就将定量作为首位，重视设计思路的权衡，做到武器装备的本质安全;同时提升产业端经营效率，适应新发展形势下的生产经营部署，做到多快好省;不仅在装备合同订单下达、定价审价方面实现优化，提高军费的使用效率，还要在武器装备使用延寿维保方面，细化责任制度和科学配置方案，推动信息化建设，实现装备生命周期的管理与优化。

1、研发端:本质安全，权衡设计

军工产业链供应链正在进行重塑，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再平衡:

效率和安全的再平衡:军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对于区域布局、配套关系、角色分工等考量，都不仅仅将成本和效率作为重要因素，关注点将从效率转向如何应对生产力冲击偏移，产业链的安全和韧性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供应链长和短的再平衡:高度分散化(企业所有权的和地理空间的)分工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是由于参与产业链的企业和地点多、供应链长，因此当一个企业、一个地点以及一个运输环节出现问题,都会造成相关下游产业的投入品供应紧张、甚至出现供应中断从而影响整个产业的正常运行。而供应链适当缩短，可以提供更大的供应弹性、更强的供应韧性和更高的供应安全性。供应集中和分散的再平衡:分工的高度专业、精细化进一步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但也意味着整个产业链对单个环节的依赖性更强，点断则链断。

目前的供应链将由保生产保交付向作战效能和可靠性经济性倾斜。军方对生产商的选择和定位，主机厂“链长单位”对供应商的选择和定位，简而言之，是重视极端情况下的保交付能力,而增加备份与冗余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效率和经济性的损失;随着现代战争对战场形态以及武器装备在设计使用理念上的重塑，武器装备综合评价体系也将持续完善和迭代，不将指标先进等同于性能高端;正视出厂设置和使用标准的差距:分离安全可靠度和经济可靠度间的强关联。

但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低成本装备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这场冷战后少有的高强度高烈度战争的“主角”。考虑到俄鸟双方，尤其是俄罗斯作为传统的军事强国有较为全面的先进装备技术储备与产业链条，世界各国战场态势感知、战略分析机构对于此前战争中“低成本武器装备的活跃本质上是受迫于技术局限性的无奈之举”的判断进行了重新审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2022年9月便明确声明“俄乌冲突为美国敲响了警钟;应加快从少量精密且昂贵的装备向大量小型低成本系统的转变;尽管美国一直重视采购精密且昂贵的装备，但成本相对低廉且易获得的技术对未来空战和太空战更为重要”。

我们认为，低成本装备的“异军突起”本质仍是武器装备极致效费比的追求，千元级别的无人机在功效上部分完成了千万量级察打一体无人机的作用且击落成本远高于其采购价值才是其在近期战争中大规模应用的原因，本质上来看低成本装备的发展重点不在低成本而在于高效费比。武器装备的核心在于对抗性，将武器装备的高精尖化与低成本化并行，使装备体系化、集团化发展才是未来装备发展的主线。

2、生产端:重视经营效率，提升经营质量

我们用总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的投资回报，尝试探讨分析军工行业投资回报的变

净利润除以营业收入，是净利润率，代表着企业的效益;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是总资产周转率，代表着企业的效率;效益和效率二者相乘，即净利润除以总资产也是总资产收益率，代表着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投资回报。在等总资产收益率曲线图中，每一个点对应的面积，也就是效益和效率的乘积，就是投资回报。效益高、效率低，或效益低、效率高，可以取得同样的投资回报。通过 2012-2024E年国/民企投资回报对比图和国/民企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出几方面情况:

①民参军企业投资回报整体高于国企，但2020年以来，民参军企业投资回报有大幅下滑，而国企投资回报总体保持稳定水平。

②)行业整体效率下降，国企效率相对稳定，民参军企业效率下滑较大。③国企效益稳中有升，民参军企业效益在2022年后面临较大压力。④行业效率和效益同步下滑的严峻态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过去若干年，很多企业，跟着任务走，跟着型号干，无需过度关注自身技术能力提升、管理能力提升，就可以“躺”着赚钱，享受行业红利。但在效益降低的同时，如果效率不提升，将会面临危机，尤其是民参军企业。2022年民参军企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即使到2022年，相当一部分民参军企业，还处在一个高效益、低效率的区间，即左上角的区间，但随着效益变低，若效率得不到有效提升，不发展到右面区间，就成为了低效益、而且低效率企业，那么左下角的区间，就是很多企业的“死亡”区间。这意味着，只有持续提升效率的企业，才能更好的生存下来。因此,提升企业效率成为当下军工企业关键的生存之道。而效率的提升并非易事需要全面苦炼内功，如公司治理、供应链管理、生产水平、资金运营等全方位的提升。

3、保障端:优化“供、管、修”流程，向新质作战体系要效益

《军队装备保障条例》涵盖了多个方面的内容，以下是其中几个关键点:装备采购与采购管理(供):条例规定军队装备采购必须遵循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对于减少腐败、提高采购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责任主体与考核机制(管):条例明确了各级指挥官在装备保障中的责任，建立针对装备保障的考核机制，使责任追溯到个人，增强了管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信息化建设与数据管理:条例推动军队信息化建设，强调对装备运行数据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装备生命周期的管理与优化;

装备的使用与维护(修):规定对于装备的使用要求定期进行技术检测与维护，确保每一件装备在其生命周期内都能保持最佳的操作状态。特别是在军事演习和实战中保障其运行状况是成功的关键。

《军队装备保障条例》的实施切实的为军工行业带来了质的转变。意义在于如下方面:

供应链优化:《条例》全面聚焦备战打仗，科学规范了新形势下装备保障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制度安排，这表明军事装备的需求将更加注重实战化和现代化，对企业来说是提升技术和产品质量的绝佳时机;随着军民合作模式的深化，军事装备的研发与生产逐渐向民用拓展,《条例》中对此也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市场运营能力将更多的服务于居民需求，从而形成多元化业务发展模式;《条例》的发布同样有益于国防信息化产业的大力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在军事中的作用与日俱增。

保障能力提升:创新武器装备建设管理模式，改进管理方法手段，加强信息化、智能化、体系工程等先进技术与方法应用，推进管理数字化转型，确保武器装备更好适应技术发展和未来战争需要。在全球安全形势愈加复杂的当下，如何保障国家的军队装备与技术始终处于最佳状态，成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将为我国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确保军队在现代战争中具备强大的装备保障能力。

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面对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内部安全需求，军队的装备保障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与战略执行能力。而装备保障不仅仅关乎物理武器的运作，还涉及到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与作战效率。因此，出台《军队装备保障条例》势必将进一步提升装备保障系统的系统性与规范性,推动装备保障的标准化与制度化,完善装备采购、使用、维护与更新等环节的全链条管理，确保装备的科学配置与有效使用。

编辑：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