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军贸行业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军贸体系化、高端化提速,突破军工市场天花板

  • 来源:国金证券
  • 发布时间:202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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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贸行业专题研究报告:中国军贸体系化、高端化提速,突破军工市场天花板。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加剧,地缘局势紧张,军购需求旺盛。1)主要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国防预算:地缘冲突是军费增长的催化剂,亦是军贸订单规模增长的核心动因,2000—2009年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影响,全球军费支出持续增长,CAGR为5.2%;2022—2023年由于俄乌冲突影响,全球军费增长率分别为3.2%、6.7%。2)地缘冲突是全球军贸规模增长的主要催化剂,2000-2024年间,“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l...

1 地缘事件催化军贸旺盛需求,我国军贸出口持续向上突破

1.1 全球地缘局势紧张,催生旺盛军贸需求

军贸是一个国家军事经济活动的外延和拓展,也是本国军工企业加快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据杜青山等《浅析军工 企业提高军贸市场占有率的措施》介绍,军事贸易是反映大国博弈的风向标,是国际安全局势的晴雨表,一个国家采 购另一个国家的武器,证明两者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军事发展的相辅相成的,军事力量的 增强可以帮助提升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军贸作为装备输出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为 军工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军事贸易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具体商品,一种是军事装备技术。当前国际军贸市场主要活跃在发 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受制于人,越来越强调联合研制,合作生产,甚至技术转让等贸易方式。从用户需 求角度分析,军购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得一个国家快速提升军事能力,但可能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完全通过自主发展提升国防工业能力是一项极为艰难而漫长的工程。 全球地缘局势紧张,主要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国防预算。地缘冲突是军费增长的催化剂,亦是军贸订单规模增长 的核心动因:2000-2009 年间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影响,全球军费支出持续增长,CAGR 为 5.2%;2022—2023 年由 于俄乌冲突,全球军费增长率分别达到 3.2%、6.7%,2024 年全球军费支出 2.72 万亿美元(当前美元,+9.4%),增长 率为历史最高:其中,美国军费支出 0.97 万亿美元(占全球 36%);德国、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增加军费开支,2024 年德国、日本军费支出分别+28.3%、+21.2%。根据财政部数据,中国 2025 年国防预算 1.78 万亿元(+7.2%),系连续 第三年维持 7.2%增速。

地缘冲突是全球军贸规模增长的主要催化剂。1)“反恐战争”推动中东军购潮(2001–2011)。2001 年“911 事件”引 发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随后伊拉克战争爆发(2003–2011),中东地区各国出于安全焦虑掀起军备升级浪潮。全 球军贸总量在 2003–2007 年间持续攀升,2007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2)“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短期波动但未抑制军购 趋势(2008–2009)。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收缩,军贸增速短暂下滑。3)“阿拉伯之春”与叙利亚战争再度 推升地区军费(2011–2014)。2011 年后,阿拉伯国家动荡频发,叙利亚内战爆发,沙特、卡塔尔、埃及等国大幅提 升军购预算,带动全球军贸。4)“克里米亚危机”拉动东欧国家军购(2014–2016)。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成为俄罗 斯与北约对峙的拐点,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及北欧国家军购支出迅速上扬。5)“俄乌战争”成为新一轮军 贸周期的重要引爆点(2022 至今)。2022 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直接推动全球军贸进入新一轮扩张期。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军贸总量与增速同步大幅上涨,增速高达 29%,为近 20 年最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与自我再武装双轮驱 动,带动全球军工产品订单集中爆发。

全球军贸出口总体呈现西方主导格局,维持“美俄主导、欧洲多点分布”的基本结构。1)美国军贸出口份额长期稳居 第一,近年来进一步提升:2014-2024 年间美国军贸出口份额稳居 30%以上,2020-2024 年间,除 2023 年军贸出口份 额 37%外,其余年份稳居 40%以上,2024 年为 47%,体现其军工体系的强大输出能力。2)俄罗斯在 2010 年前后曾与 美国并驾齐驱,军贸份额占比接近 30%,但近年受俄乌冲突、西方制裁及技术瓶颈影响,份额持续下滑,2018—2024 年,俄罗斯对外军贸出口份额自 15%降至 5%(-10pct)。3)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维持稳定输出,构成欧洲军贸 “四强”:2024 年军贸出口份额分别为 8%、7%、3%、5%;4)中国军贸出口影响力逐步扩大,2020—2023 年出口份额 自 3%提至出口份额维持在 10%左右,主要目标区域为中东和非洲市场。

全球军贸进口格局相对分散,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军贸进口猛增。1)2000—2013 年中印军贸进口占全球比较高, 二者占比之和在 14%-27%之间波动;2)中国军贸进口占全球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或系我国装备自主化能力提升所 致:2000—2024 年中国军贸进口价值量自 2472 百万 TIV 下滑至 72 百万 TIV,占比自 12.8%降至 0.2%(-12.6pct)。 3)印度多年维系军购大国地位:2000—2024 年军贸进口价值量在 987 百万 TIV 至 5272 百万 TIV 间波动,占比在 4%~ 19%之间波动;4)中东是全球军贸的重要买家:受 2011 年“阿拉伯之春”背景之下,沙特阿拉伯军贸进口大幅增长, 占全球份额自 2011 年的 4%提至 2017 年的 13%,2014-2020 年连续 7 年维持 10%以上占比。5)俄乌冲突促使乌克兰成 为全球最大军贸进口国:2022-2024 年乌克兰军贸进口价值量为 2930/4291/5230 百万 TIV,同增 6559%、46%、22%, 占全球比分别为 9%、14%、18%;波兰近年来扩大军贸进口规模,2022-2024 年军贸进口价值量为 406/1334/1448 百万 TIV,占比为 1%、4%、5%。

1.2 逆差期→平衡期→顺差期,我国军贸出口实现从“补短板”到“出能力”的转变

2000–2024 年我国军贸进出口实现贸易逆差期→平衡期→顺差期的转变:其底层动因在于我国装备谱系完整度、系 统集成能力和自主化率的提升,折射出从“补短板”到“出能力”的变迁。

贸易逆差期(2000-2009):我国军贸进口价值量大于军贸出口价值量,呈现贸易逆差。净逆差平均达-2000 百万 TIV 以上,反映出中国部分先进装备仍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进口自俄罗斯,包括 MI-17、SU-30MK 等型号飞 机、956/636 级驱逐舰、S-300 防空系统等主战装备,或因当时我国自主主战装备尚未实现批量化生产。

贸易平衡期(2010-2020):自主替代与出口突破并行。2010 年起,中国军贸进入“出口增、进口降”的结构调 整期,整体呈出口与进口趋于平衡状态。随着歼-10、054A 舰、红旗系列导弹等具备外销潜力的国产装备成熟, 中国在飞机、舰船和导弹领域的出口能力大幅提升,装备自主化提升成为军贸结构改善的关键原因。

贸易顺差期(2021–2024):谱系化、体系化输出能力增强。2021 年后,我国军贸净出口价值量首次连续为正, 2023 年更是高达 2551 百万 TIV,创历史新高。这背后是整体系军贸能力的形成,中国开始具备向中东、非洲、 东南亚等地区输出完整作战体系解决方案的能力。随着陆军合成旅实战体系的亮相与销售,我国火炮、装甲 车、传感器等类别武器装备出口价值量亦持续增长。

2000-2024 年中国军贸出口客户结构由“高度集中”向“多点分布”过渡。1)军购占比超过 20%的“大客户”稳定在 1-2 个:其中巴基斯坦是第一大客户,大多数年份占比高于 20%,其中 2009、2021、2023 年分别占中国军贸出口价值 量的 66%、67%、67%;孟加拉国向中国军购价值量波动性较大,其占比在 2006、2013、2015、2020 年超过 20%。2)军 购占比 2-20%的“中型客户”数量总体保持稳定:该类客户主要包括孟加拉国、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区域大国,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所 处地缘环境复杂。3)近年来军购占比低于 2%的“新兴客户”数量显著增加:自 2000 年的 3 个,发展为 15-20 个,其 中 2016 年达到 23 个国家,说明我国军贸装备“扩圈”正在持续推进,客户范围逐步扩大。

1.3 中国军贸出口规模增长、谱系逐步完善,从“卖装备”转向“卖体系”

2000-2024 年,中国军贸出口总体实现由“卖装备”到“卖体系”的跃迁,出口武器品类经历了从“空军平台主导” 向“多平台协同输出”的结构性转变。总体来看,飞机类产品始终是核心出口项目,在各阶段均保持高位输出;舰船、 装甲车和导弹则在 2005 年后快速崛起,逐渐成为主要出口品类;火炮、防空系统和传感器等配套装备虽整体规模较 小,但在各阶段均有稳定出口。

第一阶段:飞机平台主导(2000-2004):五年间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2453 百万 TIV,其中飞机类出口总价值 量 1182 百万 TIV,占比达到 48%,超越导弹(15%)、装甲车(12%)、舰船(9%)三大品类之和(37%),反映出我 国军贸出口尚以飞机平台类主战装备为主,同期火炮(8%)、防空系统(3%)、传感器(3%)占比较低。

第二阶段:平台多元化关键期(2005-2009):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3330 百万 TIV,其中飞机(27%)> 舰船(23%)>装甲车(19%)>导弹(17%)>传感器(9%)>火炮(5%),随着我国自主军工体系的发展,舰船、装 甲车和导弹军贸出口价值量赶超飞机平台类武器装备,出口武器装备平台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第三阶段:军贸出口总量快速增长期(2010-2014):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7696 百万 TIV(+131%),其 中飞机(33%)>装甲车(26%)>舰船(18%)>导弹(12%)>传感器(5%)>防空系统(4%)>火炮(3%),该阶段型 号谱系进一步拓宽,其中飞机出口总数量达 403 架,较上一个五年增长 58.7%,枭龙(JF-17)、新舟 60(MA 60)、 武直十、L-15 教练机、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开始实现出口。

第四阶段:舰船、导弹出口提速(2015-2019):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8865 百万 TIV(+15%),其中飞 机(27%)>舰船(25%)>导弹(18%)>装甲车(14%)>防空系统(11%)>传感器(3%)>火炮(2%),该阶段舰船、 导弹军贸出口总价值量 2208 百万 TIV(+61.6%)、1480 百万 TIV(+65.7%),舰船、导弹出口开始形成规模,同期 飞机出口 2430 百万 TIV,仍具较大规模,我国开始具备“体系作战能力”输出的雏形,不再仅仅是“卖一架飞 机”或“卖一艘舰”,而是“卖一整套作战体系”。

第五阶段:体系化出口新阶段(2020-2024):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8391 百万 TIV(-5%),飞机类产品 在 2020–2024 年期间占比回升至 31%,重回第一位,2021 年歼-10CE 出口巴基斯坦,标志着我国军机开启成体 系、成建制出口新阶段;舰船仍保持稳定比重(25%),2023 年出口额高达 1100 百万 TIV,为历史最高。尽管传 感器、防空系统等类目比重不大(1%-6%),但构成稳定,反映出高技术附加产品常态化军贸输出的趋势。

2 印巴冲突中械装备表现亮眼,伊以冲突或催生旺盛军贸需求

2.1 歼-10CE、PL-15E 等在印巴冲突中表现突出,中械装备进入 DEEPSEEK 时刻

根据环球网、《环球时报》,5 月 7 日-10 日,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军事冲突。印度于 5 月 7 日对巴基斯坦发起“朱砂” 军事行动,向巴基斯坦发射导弹,巴基斯坦后发起“铜墙铁壁”军事行动作为回击。冲突愈演愈烈,巴基斯坦使用中 械装备作战效果显著。根据巴基斯坦国防部、京报网、每日经济新闻,自 5 月 7 日印度发动“朱砂行动”以来,先后 对巴基斯坦发动多次导弹袭击、无人机入侵等行动施压,冲突过程中,巴基斯坦使用歼-10C、PL-15 等中械装备,击 落印度 3 架法制“阵风”战机、1 架俄制米格-29、1 架苏-30 和 1 架“苍鹭”无人机,出动中巴合作研制的 JF-17“枭 龙”战机携带中制 HD-1A 导弹摧毁印度 S-400 防空系统。截至 5 月 9 日,巴基斯坦共摧毁印方 77 架无人机。

巴基斯坦进口装备主要来自中国。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过去五年巴基斯坦进口装备中 81% 来自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导弹系统、雷达和远程防空平台。本次冲突中巴基斯坦使用的中械装备包括歼10CE 战斗机、JF-17“枭龙”战斗机、PL-15E 空空导弹、HD-1A 导弹、CM-400AKG 超音速反舰导弹、SH-15 车载加榴炮 等。

2.2 以伊冲突局势持续升级,或将催生旺盛军购需求

因“核”而起,以伊冲突爆发或引发中东危局势:新华社 6 月 14 日电,6 月 13 日以色列对伊朗关键核设施发动精确 空袭,数小时后,伊朗展开大规模报复,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近百枚弹道导弹。据环球网援引以色列军方声明介绍,以 军于 6 月 13 日对伊朗发起的行动代号为“崛起雄狮”的突然袭击是因为伊朗一直在秘密推进核武器发展计划。《环球 时报》记者于 6 月 18 日从国内商业遥感卫星公司微纳星空获取独家卫星影像显示,在以军轰炸之后,纳坦兹核设施 的变电站等一些地面大型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表示,纳坦兹核设施受损建筑中包括最为关键的核 燃料浓缩厂。

据环球网介绍,此轮以色列与伊朗的大规模冲突中,部分先进装备名称不断在媒体上出现,成为“明星武器”。

“泥石-2”和“法塔赫”导弹:“泥石-2”导弹由伊朗自行研制,弹长 18 米、直径为 1.25 米,发射重量为 23.6 吨,弹头重量 700 公斤,采用两级固体燃料火箭推动,射程超过 2000 公里,可覆盖以色列全境和美国在海湾地 区的大部分基地。“法塔赫”导弹是伊朗研制的首款高超音速导弹,不但飞行速度快,而且具备中途变轨的能力。

“箭-2/3”反导系统:作为当前拦截伊朗中程弹道导弹的主要武器,以色列自行研制的“箭-2/3”反导系统在此 轮大规模冲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以色列“箭-2/3”反导系统的装备数量很少,其拦截弹价格也非常昂贵,单 发价格超过 350 万美元,这使得外界对“箭-2/3”反导系统的持续作战能力产生怀疑。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伊朗深藏地下 100 米的福尔多核设施是以色列和美国的“眼中钉”,目前只有美国 B-2 隐 形轰炸机携带的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才有可能对付它。美国空军的数据显示,GBU-57 最大钻地深度可达 65 米, 但仍不足以直接摧毁福尔多地下核设施。

2000-2024 年间伊朗和以色列的军贸进口格局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这不仅反映了两国军事战略的差异,也深刻体现了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首先从进口总量来看,以色列的军事采购规模远超伊朗,达到 12334 百万 TIV,是伊朗 3467 百万 TIV 的 3.5 倍。这种巨大差距的背后是以色列长期维持的军事技术优势战略,以及美国持续不断的军事援助。

以色列的进口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2006 年是快速增长期,特别是在 2006 年黎巴嫩战争后进口激增;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加大军购力度,2023 年巴以冲突爆发,以色列军购维持高位。2007 年,美国宣布 每年对以色列军事援助额增加 25%,使年援助额达 31 亿美元,确保对以军援助占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 1.5%和 以国防开支的 21%,作为回报,以色列扩大美国在该国军火储存基地、雷达站和秘密军事基地的规模。

伊朗的军购受武器禁运政策影响较大,呈现出“U 型”曲线:2000—2007 年相对稳定,年均 300 百万-500 百万 TIV;2008—2015 年因国际制裁急剧萎缩,2015 年跌至 11 百万 TIV,主要系 2007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747 号决议,规定禁止伊朗对外出口武器,并呼吁所有国家对伊朗出口重型武器保持警惕和克制;2015 年伊朗 和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该协议和联合国安理会通 过的第 2231 号决议均写明,联合国维持对伊武器禁运至伊核协议正式生效五年之后,即 2020 年 10 月 18 日。 2016 年伊朗军购呈现脉冲式的增加,达到 413 百万 TIV,据科技日报消息,主要系当年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采购 总价不少于 80 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包括苏-30SM 战斗机、“堡垒”岸基反舰导弹、护航舰和潜艇。

在供应国方面,两国的依赖模式截然不同。2000—2024 年以色列军购高度依赖美国,价值量占比高达 79%,形成了" 美国主导、欧洲补充"的供应体系。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主要提供潜艇、雷达等装备。而伊朗则经历了明显的供应 体系重构:早期多元化采购(包括中国、乌克兰等),2005 年后中国供应锐减,俄罗斯逐步成为最主要供应方,2000— 2024 年价值占比高达 68%。

武器类别的差异尤为突出。以色列的采购重点主要在飞机、舰船、导弹:飞机占比高达 67%(F-35、F-16 等战机),精 确制导武器占 11%(JDAM、铁穹等)、舰船(海豚级潜艇)占比 14%,这与其强调制空权和精确打击的作战理念高度吻 合。而伊朗的采购则体现了“非对称作战”思路:导弹系统占 24%(包括俄制 S-300 和中国反舰导弹),装甲车辆占 32% (T-72 坦克、BMP 步战车等),飞机(Mi-7 等)占比 20%,无人机等新兴领域也在快速拓展。

3 我国军贸出口产品谱系逐步完善,高价值产品逐步增加

3.1 飞机:从单点到谱系化输出,出口数量、价值量双高增

2000—2024 年,中国军用飞机出口呈现从“单一型号、点状销售”到“多种型号、体系化销售”的跃迁。尤其在 2010- 2014 年间实现飞机出口型号种类与出口价值的双重突破。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将 2000—2024 年平均分为五大阶段,各 个阶段我国军机出口呈现以下特征:1)出口军机型号系列逐渐增加:各个阶段出口型号/系列数量分别达到 7/7/14/14/16 种,可见自第三阶段起,我国军机出口实现谱系化输出,出口型号数量大幅增加。2)数量先增后减, 价 值 量 逐 阶 段 增 长 : 各 阶 段 我 国 军 机 出 口 数 量 分 别 为 182/254/403/293/134 架 , 价 值 量 分 别 为 1067/1729/3476/1664/1915 百万 TIV;可见在第三阶段(2010-2014),我国军机出口数量和价值量双双实现高增,分 别同比第二阶段增长 58.7%、101.1%。

我国军机出口型号谱系日渐完善。第一阶段(2000-2004),我国军机出口型号主要包括传统的歼 7、强 5 系列、彩虹 系列无人机、运-8/运 12 运输机,CJ-6、K8 教练机;第二阶段(2005-2009),直升机 Z9C(反潜),MA60 支线客机、 ZDK-03 预警机开始出口;第三阶段(2010-2014)飞机军贸出口谱系快速拓宽:JF-17 枭龙战机开始出售,Z-9/WZ-10/Z9WZ 等直升机、翼龙系列、爱生(ASN-209)无人机开始出口,同期 L-15 高级教练机开始出口;第四阶段(2015-2019) 延续第三阶段谱系扩张趋势,新增出口型号包括 WJ 系列无人机、FTC 山鹰系列教练机;第五阶段(2020-2024),我国 军机外贸数量 134 架(-54%),但是价值量 1915 百万 TIV(+15.12%),主要系我国第三代战斗机歼-10C 实现对巴基斯 坦军售,单机价值量达 37.5TIV,远高于歼 7 系列(F-7MG)的 11TIV;说明我国军机出口走向高端化,附加值越来越 高,谱系日趋完善。

我国军机销售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巴基斯坦是我国军机出口第一大客户。1)2000-2024 年间,我国对巴基斯坦出 口 329 架飞机,总价值量 5964 百万 TIV,占我国军机总出口价值量的 58.1%,产品涵盖基础教练机、运输机、战斗机、 预警机、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反潜直升机的完整作战谱系;我国出口巴基斯坦的歼-10CP 战机在印巴冲突中击落 6 架 印度飞机,创造了非凡战绩。2)我国军机销售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第二大客户缅甸,共接收 118 架飞机,主要 包括 K-8、Y-8/Y-12 运输机、FTC-2000G 战斗机教练机及 CH-3 无人机等,累计出口价值量达 547 百万 TIV;沙特主要 采购无人机,包括翼龙系列、彩虹系列合计 90 架,总价值量 340 百万 TIV,体现出中国无人机在中东市场的认可度较 高。

3.2 舰船:高价值量护卫舰军售数量、价值量呈双增趋势

舰船属于价值量较高的大单品,高价值护卫舰军售数量、价值量呈双增趋势:1)我国对外军售的舰船种类较多,其中 巡逻艇、巡逻舰、护卫舰、导弹艇出口较多,2000-2024 年间,分别对外销售 40、24、24、9 艘。2)2000—2024 年我 国对外军售巡逻艇数量最多,但单价较低:平均价值量为 11.49 百万 TIV。3)2005 年后我国护卫舰开启对外军售, 单艘价值量较高:平均价值量达 182.900 万 TIV;2010—2014 年护卫舰对外销售 9 艘,价值量为 1140.5 百万 TIV,均 价为 126.72 百万 TIV,该阶段对外销售型号主要为 053 系列;2015—2019 年对外销售 9 艘,数量较上一阶段不变, 但均价上升到 212.38 百万 TIV,主要系该阶段我国向巴基斯坦销售 4 艘 054A 型护卫舰,单价为 335 百万 TIV。也因此,2015—2019 年我国军售舰船 30 艘(较上一阶段减少 7 艘)的情况下,出口价值量 2440.900 万 TIV,较上一阶段 增长 17%。

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我国舰船出口型号越来越多。第一阶段(2000-2004),我国舰船出口型号主要为巡逻艇、 巡逻舰、导弹艇、训练舰;第二阶段(2005-2009),护卫舰、登陆舰开始销售;第三阶段(2010-2014),护卫舰对外 销售型号增加,C28A、053H1、053H2G 等型号开始出口,潜艇亦开始出口;第四阶段(2015-2019),各类舰船型号进 一步拓宽。第五阶段(2020-2024),信号情报船开始对外军售。 在 2000–2014 年期间,我国军舰出口以巡逻艇为主,该类舰型因为排水量小、结构简单所以价格低廉,广泛出口至 东南亚和非洲等预算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海上巡逻与边境执法等低强度任务,成为中国打开军贸市场的敲门砖。 而自 2015 年起,出口主力逐步过渡为护卫舰这类中型舰船,由于其具备防空、反潜和对海打击等多用途能力,广受 有区域制海需求的中等国家青睐。

从出口国别角度来看,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构成“第一梯队”出口对象国,2000-2024 年间合计接收了 43 艘舰船,占 总数量 106 艘的 40.57%,订单价值量分别高达 2828 百万 TIV 与 1394 百万 TIV,远高于其他国家。巴基斯坦作为中 国长期战略伙伴,我国对其舰船出口呈现常态化、批量化、体系化特征。此外,中亚、东南亚和北非是出口的核心区 域,除南亚以外,阿尔及利亚、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是主要接收方,我们认为,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的军备 需求主要面向低烈度冲突/海防巡逻,中国轻型舰船或更具性价比。非洲国家分布广但单笔规模小,如尼日利亚、纳 米比亚、毛里塔尼亚、加纳等非洲国家,通常每国接收 3-4 艘轻型舰船。

3.3 导弹:耗材属性奠定长期市场空间,出口节奏紧随平台型装备提速

导弹具备耗材属性,我国导弹出口紧随平台型装备出口节奏。1)2000-2004 年,我国导弹出口数量为 1205 枚,总价 值量为 170.69 百万 TIV,型号较为单一,以反舰导弹、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为主。2)2005-2009 年,我国导弹出 口数量 7416 枚(+515%),价值量为 1042.91 百万 TIV(+511%),主要系 2005 年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中巴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明确双方将扩大和加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信任和合作,巩固缔约双方的安全。随后巴基斯坦分别于 2005、 2006、2008 年共向中国采购 5410 枚导弹,价值量 808.6 百万 TIV。3)反舰导弹单枚价值量较大:2005-2014 年间, 中国先后向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出口反舰导弹/鱼雷,型号主要为 C-802 反 舰导弹,包括 C-704、CM-400AKG、HY-2/SY-1A 反舰导弹和 Yu-4 鱼雷,该类别导弹单枚价值量大多在 0.75-1.25 百万 TIV 之间,单枚价值量较高,该阶段我国舰船出口量亦较大,可见导弹出口节奏主要跟随相应平台型装备,导弹出口 亦有利于构建我国完整的军贸出口体系。4)地对地导弹开启高附加值导弹出口新篇章:2016、2019 年我国分别向卡 塔尔和埃塞俄比亚出口 48 枚、10 枚 BP-12A 地对地导弹,单枚价值量达 2.25 百万 TIV,属于高价值量单品。

随着我国平台型装备出口型号增加,我国导弹出口型号越来越多。第一阶段(2000-2004),我国导弹出口型号主要为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反坦克导弹;第二阶段(2005-2009),霹雳系列空空导弹开始出口,或因配套飞机出口增加 所致;该阶段制导炸弹(LT-2、LS 系列等)开始出口。第三阶段(2010-2014),伴随舰船出口增加,我国反舰导弹出 口型号进一步拓宽,CM 系列、HY-2、Yu-4 等导弹开始出口。第四阶段(2015-2019),我国导弹出口的型号进一步拓 宽,该阶段 HQ-9 开始对外销售。第五阶段(2020-2024),反舰导弹、空空导弹、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持续对外军 售。

我国导弹销售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与其他平台型装备销售对象重合度较高。1)巴基斯坦是我国导弹出口第一大 客户:2000-2024 年间,我国对巴基斯坦出口 8517 枚导弹,总价值量约 1470 百万 TIV,占我国导弹总出口价值量的 42%,产品涵盖各类型导弹系统。2)2000-2024 年间塞尔维亚是我国导弹军贸的第二大客户,共分 3 次向我国采购 450 枚导弹,价值量 326 百万 TIV,占比 9%。3)东南亚、中东、非洲国家向我国采购导弹较多:孟加拉国、缅甸、泰国、 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采购价值量排在前列。

3.4 装甲车辆:高单价主战坦克形成批量出口态势

装甲车辆主要包括战车和坦克两大类。据央广网介绍,坦克是具有强大直射火力、高度越野机动性和坚固防护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辆。它是地面作战的主要突击兵器和装甲兵的基本装备,主要用于与敌方坦克或其他装甲车辆作战, 也可以压制、消灭反坦克武器,摧毁野战工事,歼灭有生力量。战车是供乘员机动作战用的装甲战斗车辆,车上设有 射击孔,乘员能乘车射击。步兵战车主要用于协同坦克作战,其任务是快速输送步兵分队,消灭敌方轻型装甲车辆、 步兵反坦克火力点、有生力量和低空飞行目标等。

装甲车辆是现代陆军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价值主战坦克出口数量、价值量呈同步增长趋势。1)我国对外出 口的装甲车辆类型包括火力支援载具、人员运输载具、战斗支援载具和主战装备,其中主战装备、人员运输载具的出 口数量较多,2000-2024 年间分别对外军售 1854、1768 辆。2)2005-2009 年间,我国装甲车辆出口数量和价值量为 743 辆、1312 百万 TIV,出口数量增速和价值量增速同步达到峰值,分别为 119%、395%;该阶段 90-2M 型、59G 型主 战坦克开始出口,单车价值量分别为 4/2.5 百万 TIV。3)2015-2019 年间,我国装甲车出口总量和价值总量双增:出 口数量为 1466 辆(+71%),价值量为 3772 百万 TIV(+389%),该阶段对外销售的主要型号为 VT 系列主战坦克和 59G 型主战坦克,其中向巴基斯坦销售 VT-4 型主战坦克 679 辆,单辆价值达 4.5 百万 TIV,高价值量单品出口带来该阶段 出口总价值量的高增。

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坦克出口型号逐步增多。第一阶段(2000-2004),我国装甲车出口类型主要为人员 运输载具、主战装备和战斗支援载具;第二阶段(2005-2009),火力支援载具开始出口。同期,价值量较高的 90-2M 型主战坦克也开始出口。第三阶段(2010-2014),装甲车军贸出口谱系进一步拓宽:主战装备对外出口型号增多,ZTD05、ZBD-05 等型号开始出口;此外,战斗支援载具中,654 式装甲抢救车开始出口,显示出我国装甲车出口产品型号 谱系的进一步完善。第四阶段(2015-2019),多种型号的人员运输载具持续对外军售。同期,价值量最高的 VT-4 型 主战坦克出口巴基斯坦。

我国装甲车出口以南亚国家为核心市场:1)2000-2024 年间,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我国装甲车出口的重 要客户:我国对巴基斯坦出口 679 辆 VT-4 型主战坦克,总价值量 3055 百万 TIV,占我国装甲车总出口价值量的 48%; 第二大客户孟加拉国共采购 323 辆装甲车辆,价值量为 879 百万 TIV,占比 14%。2)2000-2024 年间东南亚地区的缅 甸、泰国分别为我国装甲车军贸的第三、第四大客户,分别采购 261、137 辆装甲车,价值量 456、348 百万 TIV,分 别占我国装甲车出口价值量的 7%、5%,产品涵盖各类型装甲车。3)中东、非洲、南美国家亦有采购我国装甲车:苏 丹、摩洛哥、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采购价值量排在前列。

3.5 火炮:横向谱系逐步拓宽,纵向自动化趋势明显

我国出口火炮整体向自动化、高端化方向发展。2000-2004 年,我国出口火炮数量较多,达到 842 门,占 2000-2024 年出口总数的 47%,但总价值仅占 13.7%,单位价值量较低。结合军购国家结构可以看出,我国当时火炮出口方向以 非洲和部分中东国家为主,出口产品多为大批量、低价格,种类以曲射火炮、多管火箭炮为主。2005-2009 年,出口 火炮数量下降至 291 门(-65.4%),但总价值量增长至 292.95 百万 TIV(+78.5%),高附加值装备进入了我国火炮出口 谱系,显示出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和客户需求提升的供需共振。2010-2014 年我国出口火炮数量与价值量双双走低,分 别为 171 门(-41.2%)与 164.6 百万 TIV(-43.8%),但单位价值量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2015-2019 年,火炮出口数 量恢复至 390 门(+128.1%),价值量达到 452.2 百万 TIV(+174.7%),为五阶段中最高。第五阶段火炮出口数量降至 100 门,但单位均价保持在 1.23 百万 TIV 以上。

我国火炮谱系的扩展呈现由点状单型号逐步拓展为覆盖面更广的火力系统的趋势。1)横向拓展:从早期以牵引式火 炮(Type-59、Type-66)和基础迫击炮(W-87)为主,逐步拓展到自行火炮、模块化多管火箭系统(SR-5、PHL-03)、 自动化迫击炮系统等多类高端装备;纵向升级:即同一火炮类型内部出现“基础→改进→新型”的演进(Type-86→ Type-86A→SM-4)。这意味着我国不仅在输出产品,也输出平台能力与改型能力。从技术层级来看,从传统火炮向机 动化、模块化、远程精确打击演进;从市场策略来看,由“普遍渗透”转向“分层供给+定制服务”;从国际影响力来 看,谱系完整意味着我国具备系统输出与长期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国际军贸话语权。

按火炮出口数量来看,苏丹为最大接收国(466 枚),但其单位价值极低(约 0.06 百万 TIV/枚);巴基斯坦、约旦、 阿尔及利亚的采购清单则呈现出“中等数量+中高价值”的组合。从总价值量来看,巴基斯坦(300.6 百万 TIV)遥遥 领先,为我国最重要的火炮装备客户,反映出中巴两国长期军事战略合作和系统成建制采购的特点。与此同时,阿尔 及利亚、沙特在我国火炮出口榜单中也居于前列,说明我国已在北非、中东地区建立起较强军贸渗透力。

3.6 防空系统:地空导弹系统占出口大头,技术含量和系统集成度持续提升

地空导弹系统是我国防空系统出口的主要构成:2005-2009 年,我国防空系统出口处于起步阶段,品类单一,仅出口 8 套集成式高射炮系统,总价值 80 百万 TIV,尚未形成规模。进入 2010-2014 年,我国防空系统出口无论从数量还是 价值量都形成向上突破,出口总数达 62 套(+675%),总价值高达 787 百万 TIV(+883.8%),主要系该阶段国际局势剧 烈变化,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和北非多国陷入安全真空,迫切需要加强本国空域防护能力,从而带动了对 地空导弹系统和高射炮系统的大量需求;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我国传统军贸伙伴更是在区域局势紧张背 景下大批引进我国装备。2015-2019 年间,虽然总出口额下降至 528.75 百万 TIV(-32.8%),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自行防空系统和机动地空导弹系统的占比提升,表明我国出口重点逐步从规模型转向作战效能更强的装备。2020-2024 年,出口总价值量进一步下降至 407 百万 TIV(-23%),但技术含量和系统集成度持续提升。

我国防空系统出口谱系的核心特点在于由单一向多元演化(第一至第三阶段),再向高端化、体系化升级(第三向第 五阶段)。我国最初仅以高射炮系统参与国际市场,随后逐步扩展至地空导弹、自行防空、一体化系统等多类型产品, 实现了功能维度和作战层级的全覆盖。尽管在第五阶段(2020-2024 年)出口型号数量相对减少,但这并不是退步, 而是我国出口产品逐渐向高端化转型的标志。例如,Sky Dragon 50 作为中程导弹系统,具备相控阵雷达与多目标打 击能力,能够与其他防空节点组网作战;FB-10 地空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可对部队机动、集中和展开等提供有效 防空掩护;LY-70 作为新一代近程防空系统,集成度更高,是当时全世界可移动防空系统中携弹量最高的。新式系统 更强的打击范围、更高的信息化程度与更强的作战适应性,表明我国防空出口已从数量主导逐步迈入以质量和体系能 力为核心的阶段。

我国防空系统出口呈现出“核心国家集中+次级扩散+全球覆盖”的结构性特征。其中,巴基斯坦、缅甸和塞尔维亚构 成了出口的第一梯队,分别采购了 34、32 和 7 套防空系统,总价值分别为 372、347.75 和 215 百万 TIV,三国合计贡 献了 51.9%的出口总价值,尤其是巴基斯坦与我国长期保持军事互信合作,具有稳定的防务采购关系。第二梯队由摩 洛哥、土库曼斯坦、泰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家构成,系统数量从 8–12 套不等,价值在 80– 195 百万 TIV 之间。其余如老挝、埃塞俄比亚、苏丹、坦桑尼亚等多以 1-3 套系统的规模进行小批量采购,总价值通 常不超过 30 百万 TIV,反映出我国防空系统的出口覆盖范围形成了“点状渗透”式的市场布局,展现出我国对外军贸 的灵活性。

3.7 雷达:态势感知关键装备,新质战斗力中坚力量

雷达是电子战、信息战的核心装备,被称为现代战争中的“千里眼”,我国雷达军贸出口匹配作战模式的变革:1)2000- 2024 年间,我国雷达军贸类型包括路基/车载雷达、舰载雷达、机载吊舱和反炮兵雷达。其中路基/车载雷达、机载吊 舱的出口数量较多,分别达到 107、100 台/座。2)2005-2009 年间,我国雷达出口数量和价值量为 157 台/座(+726%), 445 百万 TIV(+328%);该阶段巴基斯坦向我国采购雷达数量较多,包含 2 台 SLC-2 反炮兵雷达、100 台 WMD-7 型机载 吊舱;同期,路基/车载雷达共计出口 37 座,其中,JYL-1 型雷达单品价值量较高,达 13.5 百万 TIV。3)2005-2009 年我国舰载雷达军贸出口 18 台/座(+260%),价值量 62 百万 TIV(+396%);同时期我国舰船出口数量亦较大,舰船订 单或带动了舰载雷达出口。3)2010-2014 年间,路基/车载雷达、反炮兵雷达持续出口。4)2015-2019 年间我国雷达 出口数量和价值量虽有下滑,但单位价值量达到 9.35 百万 TIV,为 2000-2024 年间最高,该阶段 DWL-002、JY-27 等 反隐身雷达出口土库曼斯坦、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5)2020-2024 年出口雷达 7 台/座,其中向沙特阿拉伯出口 5 台 TWA 3D 低空监视雷达,以应对潜在的无人机威胁。

我国雷达出口型号逐步增多。第一阶段(2000-2004),我国雷达出口类型主要为路基/车载雷达、舰载雷达;第二阶段 (2005-2009),雷达军贸出口谱系进一步拓宽:路基/车载雷达、舰载雷达出口型号分别新增 4、2 种;此外,SLC-2 型反炮兵雷达开始出口;WMD-7 机载光电瞄准吊舱出口巴基斯坦。3)第三阶段(2010-2014),Skyguard、IBIS-150、 825 型路基/车载雷达、704 式反炮兵雷达开始出口。4)第五阶段(2020-2024),我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 5 台/座 TWA 型防空雷达。该雷达系统可以同时探测和跟踪目标,包括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战机和小型无人机,还可以提供包括 距离、位置、高度、速度和方向在内的信息。据 CETC 称,该雷达将部署在城市、核电站和军事设施等关键地点。

我国雷达出口由点及面辐射亚非拉:1)2000-2004 年间,我国向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出口了 146 台/座包含各类型的雷达,占总出口数量的 59%;三国贡献了 428 百万 TIV 的总价值,占总价值量的 42%。2)南美洲 的委内瑞拉是我国雷达军贸出口的第二大客户,其分别在 2005/2006/2008 年向中国采购 JYL-1/JY-11 型防空雷达。 据环球网报道,委内瑞拉采购的 JYL-1、JY-11 分别为远程三坐标雷达、中近程三坐标雷达,其中,JY-11 型雷达曾被 使用于委内瑞拉与巴西的联合反跨境毒品运输演习,可见我国雷达出口已覆盖不同作战距离的需求,我国军贸产品也 在维护地区安全,打击毒品贸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我国雷达军贸出口在东南亚地区呈现良好态势,印尼、缅甸、泰国于 2008-2015 年间共计采购了 35 台/座各型雷达,订单总价值量达到 428 百万 TIV,占总价值量的 42%。4)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坦桑尼亚等国亦有采购我国雷达。表明我国雷达军贸出口在北非、中东、南美地区多点开花。

4 军贸利润水平高于传统军品,有望打开军工板块盈利能力天花板

4.1 我国军贸流程机制不同于美国,十大军贸公司各具专业分工

我国军贸体系是一个高度集中且多层次协同的运作机制。根据叶茂等《军工企业军贸市场决策管理流程研究》介绍, 我国军品出口贸易是军工企业将自己的产品及服务通过军贸公司以整装采购、技术转让、联合研制、合作生产、易货 贸易、设立合资企业等多种模式与国外用户进行贸易性出口的过程。其中,军工企业是军贸产品研发、生产、交付和 售后服务的责任主体;军贸公司是指依法取得军品出口经营权,并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军品出口经营活动的公司, 是军品出口的唯一渠道;中间商是指依法取得用户国军品经营权,并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军品经营活动的公司。 我国军贸公司主要包括保利科技、北方工业、中航技、航天长征等,分别对应各自的军工集团。

中国军贸定价体系兼具计划性与市场化特征,遵循“内因决定价格、外因调节价格”的原则。根据王堃等的《军贸产 品定价策略研究》介绍,产品定价流程以产品论证成本为根本依据,通过全周期细化预算,在产品生产前形成目标成 本,同时明确内因控制的具体量化激励模型,将各项内因的量化控制情况与各配套企业的利润挂钩,形成内部价格框 架。在内部价格框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外因的综合评估结果和总承包企业的管理费,制定对外价格区间,最终通过项 目谈判确定军贸产品的价格。项目完成后,按内因量化控制的实际情况计算最终的内部价格并结算。此外,每个军贸 项目完成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量化激励模型参数进行优化,以期实现对最终内部价格的精确预估。该体系不仅增强 了中国军贸产品的竞争力,也为军工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激励。

中美两国在军贸体系上均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制,但在主导模式、流程机制和服务模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主导模式不同:中国军贸体系由政府主导,所有军品出口项目批准后,军品公司才可对外签订军品出口合同,具 有高度集中和可控性;美国则实行 FMS(对外军售)和 DCS(商业军售)两种渠道并行,军火公司拥有自主出口 能力。 流程机制不同:中国军贸出口需逐级审批,流程长但保障国家利益;美国军售程序透明化,尤其 FMS 体系由国防 安全合作署(DSCA)统一管理,更适应政治外交目的。 服务模式差异:中国正由“卖产品”向“卖体系”“卖服务”转型,例如泰国 VT-4 主战坦克项目,中方承诺会保 证坦克后续配件生产和维修问题;美国已形成完整的“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出口即绑定长期依赖,例如 F-35 战斗机,其知识产权归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该机使用的 F-135 发动机归普惠公司所有,这两家美国军工巨头实 质性控制着 F-35 几乎所有的后勤工作,装备 F-35 的国家无法在指定的承包商外自行完成相关维护。

4.2 军贸利润率高,有望带动军工企业盈利能力提升

美国 F-35 军贸售价显著高于对其国内售价:1)对其国内售价:根据 DOD《Program Acquisition Cost by Weapon System: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25 Budget Request》,2023-2025 年,美国空军采 购 F-35A 飞机均价分别为 1、1.1、1.2 亿美元;而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采购 F-35(B/C)飞机均价分别为 1.4、1.4、 1.7 亿美元。2)军贸售价远高于国内售价:2020 年,美国向日本出售 F-35 飞机 105 架,单价 2.2 亿美元,向新加坡 出售 4 架 F-35B 飞机,单价 6.9 亿美元;2022-2024 年,美国向德国、韩国、希腊出售 F-35,单价分别为 2.4、2.0、 2.2 亿美元,均大幅高于向美国国内出售 F-35 的单价。

美国军贸头部企业毛利率远高于我国传统军工头部企业:1)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诺斯普罗-格鲁曼、 雷神是世界前五大军工企业,2016-2024 年间大部分年间毛利率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雷神毛利率处于 17.5%-27.7% 之间波动,诺·格毛利率处于 16.7%-23.6%之间(2021 年 2.04%除外),通用动力毛利率处于 10.7%-16.7%之间,洛·马 毛利率处于 9.8%-14.3%之间,波音受 737MAX 停飞、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影响,毛利率在-3.0%~19.5%之间波动,其中 2016-2018 年间自 14.63%提至 19.49%。2)相比之下,我国航空航发主机厂毛利率较低:2017-2024 年间中航沈飞毛 利率 9.5%提至 12.5%,而鉴于型号研制的提速、研发投入增加等因素,2016-2024 年中航西飞自 7.13%降至 5.85%,航 发动力自 19.51%降至 10.06%,2021-2023 年中航成飞毛利率在 7.2%-8.3%之间波动,亦远低于美国军贸供应商。3) 我们认为,随着我国军品谱系化输出的持续推进,未来军工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望逐步提升。 国内军贸公司毛利率亦高于同产业链军工企业:1)2016-2019 年北方工业军贸业务营收自 84.02 亿增至 122.61 亿, 毛利率在 45.19%-46.58%之间波动。2)2021-2023 年,中航技航空服务营收分别为 123.81/145.11/23.05 亿,毛利率 自 27.73%提至 29.84%,远高于同时期军工主机厂毛利率。3)我们认为,随着我国主战装备体系化、批量化出口,未 来军工主机厂盈利能力有望向上突破天花板。

编辑:火腿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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