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房地产行业专题报告:溯日本地产兴衰,寻中日地产异同
- 来源:方正证券
- 发布时间:202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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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专题报告:溯日本地产兴衰,寻中日地产异同.pdf
房地产行业专题报告:溯日本地产兴衰,寻中日地产异同。日本地产泡沫的形成:宽松的货币环境+金融弱监管+信用扩张的自我强化机制。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致使日元持续升值,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又约定日本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过度释放。在此背景下叠加金融的弱监管,银行传统业务的盈利能力下降,驱使银行目光投向火爆的土地市场。企业为了获得更多贷款,循环买地质押助推了房价持续上涨,“久涨不跌”的楼市预期反过来使得家户、企业、金融机构不断加杠杆投向房市,导致信用不断扩张,最终形成资产泡沫。日本地产泡沫的破灭:薄弱的置业力量+持续增加的投机交易+转向过急的调控政策+地...
1 日本房地产发展阶段:合理的上升→泡沫的积累
日本地产泡沫于 90 年代初期破灭之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可细分为 4 个阶段: ①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而形成的平稳增长期(1964-1974);②石油危机背景下快 速加息导致的短暂调整期(1974-1977);③良好基本面基础与产业结构转型背景 下的发力期(1977-1986);④日本企业推动下的泡沫积累期(1986-1991)。1986 年前,日本主要城市住宅土地价格同比持续维持正向增长,但尚未背离日本经济 发展速度;1986 年后,日本主要城市住宅土地价格同比增幅远高于同时期 CPI 同 比,日本房价/地价的上涨背离了日本经济发展基本面,泡沫开始快速积累。
1.1 阶段一:平稳增长期(1964-1974)
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助力日本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深受其益。1952 年后日本长 期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并取得巨大成功,1964 年东京奥运会更是带动了战后 日本的经济腾飞,使得日本 GDP 于 1967 年超过英法,1968 年超越德国。此段奥 林匹克景气中,日本房地产行业深受其益,维持了近 10 年的平稳发展。

1.2 阶段二:短暂调整期(1974-1977)
石油危机背景下,日本快速加息,经济压力传导至房地产市场。1973 年第一次中 东战争爆发,主要产油国宣布提高石油价格,引发“石油危机”。作为高度依赖 进口石油的国家,日本面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高通胀压力下,1973 年日本开启 快速加息,金融贴现率从 1972 年的 4.25%升至 1973 年的 9.0%,1974 年维持这一 高位。经济增长放缓和加息的压力传导至日本房地产行业,经历了近 3 年的调整 与停滞期,OECD 实际房价指数从 1973 年阶段性峰值 126.1,一路下降到 1977 年 的 92.5,累计跌幅为 26.6%;同年(1974),日本 GDP 增幅较全球增速放缓,GDP 占全球比重首次下滑。
1.3 阶段三:发力期(1977-1986)
人口与城镇化进程等良好基本面,叠加日本产业结构顺利转型,助力楼市迅速反 弹。经济短期“阵痛”并没有改变日本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支撑,适龄人口的住房 需求(日本出生率于该阶段依然位于高位)、产业升级的技术优势(该阶段,日本 通过产业政策成功转型,中高技术产业生产总值占比不断上升),推动日本城镇 化进程持续,这些刚需因素成为支撑日本房地产业迅速反弹的关键所在,房价于 1977 年开始加速回升,经历了长达 14 年(直到 1991 年)的上行周期。
1975 年后,日本各中高技术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聚焦到日本 1975 年后的产 业结构,日本中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不断上升。截止到 1991 年,日本中高技 术产业总产值比重较 1973 年累计提高 19.3%。细分来看,相较 1973 年,1991 年 日本各类型中高技术产业比重均有所上升,其中电气机械产业上升 7.7%,运输机 械产业上升 5.7%。
1975 年后,日本各低技术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与中高技术产业相反,1975 年 后,日本低技术产业总产值比重不断下降。截止到 1991 年,日本低技术产业总 产值比重较 1973 年累计下降 19.3%。细分来看,相较 1973 年,1991 年日本各类 型低技术产业比重均有所下降,其中能源型产业下降 6.4%,初级金属产业下降 4.8%。
1.4 阶段四:泡沫积累期(1986-1991)
1986-1991 年期间,日本土地价格同比增幅远超同时期 CPI 同比。1986 年前,日 本主要城市住宅土地价格同比持续维持正向增长,但增幅与 CPI 同比差别较小, 尚未背离日本经济发展速度;1986 年后,日本主要城市住宅土地价格同比增幅远 高于同时期 CPI 同比,日本房价/地价的上涨背离了日本经济发展基本面,泡沫 开始快速积累。
日本企业系推动日本房地产泡沫积累的主力军:1986 到 1991 年,日本商业银行 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余额翻倍。该阶段,日本大量企业购地炒地,在 1985 到 1992 年 7 年间,日本企业共购买了约 47.3 万亿日元的土地,企业购买的土地量占家 庭出让土地量的比重由 1984 年的 10%,迅速攀升至 46%,最高点达到了 70%。 1984-1991 年日本城市地价指数上涨了 66.1%,而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仅上升了 12.6%,地价高企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增长,泡沫日益膨胀,企业是推动日本地价上 涨的主力军。
2 泡沫的形成:宽松货币环境+金融弱监管+信用扩张
1985 年《广场协议》的签订致使日元持续升值,1987 年的《卢浮宫协议》又约定 日本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流动性过度释放。在此背景之下叠加金融的弱 监管,银行传统业务的盈利能力下降,驱使银行目光投向火爆的土地市场。企业 为了获得更多贷款,循环买地质押助推了房价持续上涨,“久涨不跌”的楼市预期 反过来使得家户、企业、金融机构不断加杠杆投向房市,导致信用不断扩张,最 终形成了资产泡沫。
2.1 货币环境宽松,市场流动性过度释放
日元快速升值,叠加连续降息,日本货币环境宽松。日本央行放松货币政策,为 随后的资产泡沫埋下隐患,具体进程为: ① 《广场协议》致使日元持续升值:1985 年 9 月,为解决美国严重的贸易逆差 和财政赤字问题,美国与日本在内的五大工业化国家签订《广场协议》,日元 持续升值; ② 短期内快速降息:日本政府在 1985 年 10 月组成“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 构调整研究会”,旨在转换日本出口结构、缩小顺差、稳定汇率,利率由 1985 年的 5.0%快速降至 1987 年的 2.5%; ③ 《卢浮宫协议》约定维持宽松货币政策:1987 年 2 月,日本与美国等国签订 《卢浮宫协议》,日元短暂贬值,并且约定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直至 1989 年 5 月。

2.2 金融弱监管,资金过度涌入房地产市场
1) 企业通过循环买地质押,造成银行的土地抵押贷款额急剧膨胀。80 年代后期 日本金融“弱监管”(存款利率放开、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开放)使得银 行传统业务的盈利能力下降,驱使银行目光投向火爆的土地市场和不具备直 接融资资质的中小企业,银行利用国债二级市场放贷给中小企业,而企业为 了获得更多贷款,通过循环买地质押,造成银行的土地抵押贷款额急剧膨胀。 1980-1989 年,日本银行总贷款余额中,不动产业占比从 5.8%增至 11.5%。 2) “住专”公司吸引资金进入,助推泡沫积累。以“住专”公司为代表的住房 金融机构在土地投机的同时大量发放信贷资金给开发企业,加速泡沫膨胀。 1980 年七大“住专”公司向企业发放的贷款余额仅占贷款总额的 4.4%,1990 年则升至 78.6%,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由 95.6%下降到 21.4%。“住专”公司为房地产市场持续输入的资金进一步降低了融资成本, 吸引资金进入,助推泡沫积累。 3) 日本施行土地私有化制度。同时,日本土地的私有化导致企业购置土地的目 的可以不为开发,而仅仅为投机。日本不健全的土地交易制度加速了日本房 地产泡沫的形成。
2.3 存在“乐观预期”至“信用扩张”的自我强化机制
在日本泡沫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乐观预期←→信用扩张”的自我强化机制。 具体而言,房价和股价上涨的预期使得家户、企业、金融机构都不断加杠杆投向 股市和房市,导致信用不断扩张,而政府对信用扩张的纵容和不作为又强化了市 场对牛市将持续存在的乐观预期。 家户层面,适龄买房人口高峰期+强预期←→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①一方面, 1949 年日本出生人口达到顶峰,该部分人群于 1980 年左右产生置业需求,日本 地产泡沫形成期间日本人口正处于适龄买房人口的高峰期,买房需求旺盛;②另 一方面,居民对房价、股价上涨的预期使得民众通过杠杆(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 资金较为便宜)不断入市,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于 1990 年达到阶段性高峰 68.4%。
企业层面,强预期←→企业部门杠杆率攀升。房价不断上涨和对房价不断上涨的 预期,使得房地产相关企业一方面通过向金融机构贷款不断增加投资,导致房地 产企业负债高企;另一方面,投资者的乐观预期之下,这些企业的盈利前景较好, 通过发行股票从市场融资,助长了股市泡沫, 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于 1990 年达到阶段性高峰 139.3%。
金融机构层面,强预期←→向房地产相关企业放贷的意愿加强。房价上涨和对房 价上涨的预期,使得金融机构向房地产相关企业放贷的意愿加强,更多资金流向 房地产(房地产相关抵押品价格上涨,获得贷款额度增加)。日本银行的《经济统 计月报》显示,在 1984 年到 1989 年间,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年平均增长率为 19.9%,远远超出了同一时期贷款年平均增长率的 9.2%;同时对房地产融资余额 也从 1984 年的 17 万亿日元增加到 1989 年的 43 万亿日元。
3 泡沫破灭原因:置业力量薄弱+投机交易增加+调控政策转向过急
地产泡沫破灭前期,日本城镇化率、人口增长率、老龄化水平、经济增速等楼市 基本面支撑不足,日本楼市置业力量薄弱。同时,日本持续增加的投机性交易缺 乏政策的有效管控,货币持续宽松的环境下短期房价上升过快。而当日本政府开 始调控楼市过热时却转向过急,调控幅度过高:日本政府在 15 个月内连续加息 350BP,同时严控不动产融资余额,日本的地产泡沫被强硬“戳破”,1992 年开始 征收的 0.3%地产税更是加剧了泡沫的崩溃速度。
3.1 基本面支撑不足,置业力量薄弱
3.1.1 90 年代日本城市化率基本见顶
泡沫破灭前期,日本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80%左右。日本于 1975 年城市化率达到 75.7%,随后增长放缓,城市新增人口骤降。到了 90 年代泡沫破灭前期,日本城 镇化率已经达到 80%左右,对比发达国家 2023 年的城市化率,英国、美国、加拿 大、法国分别为 84.6%、83.3%、81.9%、81.8%,日本城市化率基本见顶。

3.1.2 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老龄化问题严重
日本老龄化、少子化导致对于房子的刚性需求减弱。1975 年后,日本人口增长率 快速回落,到了 90 年代泡沫破灭前期,日本人口年增长率仅为 0.3%,0-14 岁人 口比重降至 17.9%,且逐年降低;老年抚养比则升高至 17.8%,并且逐年升高。日 本老龄化、少子化导致人口结构变化,对于房子的刚性需求减弱。
3.1.3 经济增速减缓,GDP 增长率远低于房价增长率
经济增速减缓,GDP 增长率远低于房价增长率。从 1980 年开始,日本 GDP 实际增 速(本币不变价)放缓到 5%以内,而日本全国平均土地价格 1980 年后仍然维持 同比高速增长,1987 年达到峰值(43.7%),日本东京港区平均土地价格涨幅更加 显著,1986 年达到峰值(101.6%),房价与地价的高速增长无法通过经济快速增 长逐渐消化,进而促进泡沫的产生。
3.2 投机性需求增多缺乏管控,短期房价上涨过快
3.2.1 投资性交易增多,房贷迅速增加
1987 年日本房贷同比增速高达 60.3%。伴随着日本房价持续的持续上升,投资性 交易频繁,日本银行账户新增家庭住房贷款由 1980 年的 2.8 万亿日元快速上升 至 1989 年的阶段性高点 10.8 万亿,其中 1987 年房贷同比增速高达 60.3%。
3.2.2 货币政策宽松,引起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
广义货币量占 GDP 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136.8%上升到 1989 年的 183.7%。日本在 1979 年效仿美国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金融贴现率快速上升至 7.25%高位,过度 压抑的货币政策也为后续大幅放松创造了条件。1981 年开始日本政府连续降低贴 现率,1988 年贴现率达到低点 2.50%,日本广义货币量占 GDP 的比重也由 1980 年的 136.8%上升到 1989 年的 183.7%。
3.3 政府调控政策转向过急,低估下行幅度反向征收地产税
3.3.1 政策转向过急,调控幅度过高
①15 个月内加息 350BP:当日本政府意识到泡沫的严重性时,采取了强硬的挤泡 沫手法。首先提高银行利率,进行宏观调控。自 1989 年 5 月始,日本央行 3 次 上调贴现率。1990 年 8 月,为防止海湾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冲击,日本银行将 贴现率从 4.25%一次性上调到 6.0%。在 15 个月内加息 3.5 个百分点。 ②严控不动产融资余额:1990 年 3 月底日本央行出台了《控制不动产融资总量的 通知》,要求将金融机构向不动产的融资余额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之内,直接导致 不动产融资余额增长减缓,日本银行账户新增家庭住房贷款增长率由 1989 年的 21.6%迅速下滑至 1990 年的-18.7%。
3.3.2 反向施加政策,市场回暖受阻
1992 年日本征收 0.3%地产税,阻碍降息效果。1989 日本开始大幅度加息标志着 日本地产泡沫已处于破灭初期,彼时日本各界(政府、企业、个人)尚把当时的 地产危机视为短期的调整。日本政府更是在 1989 年末通过了《土地基本法》,开 始强调“土地的公共性”,1991 年 7 月降息后,于 1992 初开始按照 0.3%的税率 对持有环节的土地征收地价税,加重了土地所有者的税负,阻碍了降息或可带来 的市场回暖,加剧了泡沫的崩溃速度。
4 泡沫的破灭与复苏:多端抛售与安倍经济学
1991 年后,在房企、银行、投资客抛售,叠加房产税的负面影响下,日本房价历 经了连续十余年的下滑,随后在安倍经济学对日本房地产支持的三重推动下(① 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②积极的市场开放;③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日本房地 产呈现了明显的复苏。2012-2023 年,东京都市圈上涨 87.9%;北海道上涨 55.1%; 全日本不动产价格指数上涨 33.3%。
4.1 破灭的四部曲:房企、银行、投资客 + 房产税,多端抛售
① 第一波降价——房企抛售新房:日本房地产市场历经了迅速膨胀,随着房企 的过度投资,供应远超需求,市场饱和下房企纷纷采取措施降价出售新房; ② 第二波降价——银行抛售法拍房:出于下滑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多还不起房 贷的房子转化成了法拍房,银行面临违约风险的背景下,通过法拍房的方式回收 资金,大量法拍房集中上市,进一步打压了房价; ③ 第三波降价——投资客抛售二手房:由于新房降价和法拍房的出现,二手房 市场竞争激烈,二手房主不得不纷纷降价,形成了二手房市场的抛售行为; ④ 第四波降价——房产税的出台加大了抛售幅度与力度:房产税征收后,房子 的价值成为了租金现金流的折现,而疲软的经济环境导致租金的收入远抵不上房 产税的支出,房产沦为了负资产,加大了房产持有者的抛售幅度与力度。 多端抛售下,日本房价历经了连续十余年的下滑。在房企、银行、投资客抛售, 叠加房产税的负面影响下,日本房价历经了连续十余年的下滑,日本 OECD 实际 房价指数由 1991 年 1 季度高点的 168.28 连续下滑至 2008 年 1 季度的 96.75, 下滑幅度达-42.5%。
4.2 安倍经济学下的房地产复苏
2012 年后,自安倍经济学实施开始,日本房地产呈现了明显的复苏。2012 年底 安倍晋三上台后加速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自安倍经济学主张实施开始, 日本房地产呈现了明显的复苏。2012-2023 年,东京都市圈上涨 87.9%;北海道 上涨 55.1%;全日本不动产价格指数上涨 33.3%。
具体来说,安倍经济学对日本房地产的支持有三重推动力,分别为:①极度宽松 的货币环境;②积极的市场开放;③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深化。 1)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 一路下降。到 2016 年,日本正式进入负利率时代。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购房 成本,刺激房地产市场交易活动,进而推动了房价的上涨。

2)积极的市场开放:安倍经济学期间,外国投资者一直在积极投资于日本房地产 市场。外资投资日本房地产,不仅可以直接购买日本房产,也可以选择投资 JREITs,分散投资风险,获取相对稳定的收益。自 2013 年以来,J-REITs 稳步增 长,买卖交易活跃,外资交易 J-REITs 比重越来越大。
3)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深化:过去 10 年,日本城市化进程还在持续。以东京为例, 在全日本人口减少的情况,2014-2024 年,仍有约 71 万人涌入东京,在需求的 增加下,进而推动房价上涨。
5 日本(90 年代) VS 中国(2021):“量价齐跌” VS “量跌价稳”
中国现阶段人口出生数、老龄化率、家庭负债水平等基本面指标与日本 90 年代 初期有相似之处。但中国居民部门持有房地产显现刚性的“居住”属性,且中国 的城镇化仍有约 10 年的发展空间,人均住房间数与面积也存有较大提升潜力, 较充分的刚需/改善需求使得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中枢有望维持每年10-12亿㎡。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开工面积已连续 3 年下滑,供需实现相对的平衡,中国商 品房市场“量跌价稳”,并没有陷入日本 90 年代“量价齐跌”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5.1 相同点:老龄化率等楼市基本面指标有相似之处
5.1.1 老龄化程度:日本(12.9%)VS 中国(15.4%)
日本:1991 年老龄化率达到 12.9%,并持续上升。1974 年后,日本人口出生数急 剧下滑,对应老龄化率由 1969 年的 7.1%提高至 1991 年的 12.9%。日本人口出生 高峰期为 1947-1949 年,对应在 2012 年开始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截至 2022 年日本老龄化率约 29.9%。 中国:2023 年老龄化率达到 15.4%,并仍将上升。2017 年后,中国人口出生数快 速下降,对应老龄化程度由 2000 年的 7.0%提高至 2023 年的 15.4%。中国人口出 生高峰期为 1963-1970 年,对应在 2028 年开始老龄化程度或将进一步加剧。
5.1.2 家庭负债水平(家庭债务/GDP):日本(68.1%)VS 中国(62.1%)
日本:1990 年家庭债务/GDP 达到 68.1%,并伴随 GDP 增速的回落。1990 年前, 日本家庭负债水平以较高斜率持续攀升,并于 1990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家庭债 务/GDP=68.1%),之后家庭负债水平动能不足,波动上升后持续下滑。 中国:2022 年家庭债务/GDP 达到 61.5%,GDP 告别高速增长。与日本类似,中国 家庭负债水平在 2020 年前以较高斜率持续攀升,随后进入瓶颈期,截至 2022 年 底,中国家庭债务/GDP 为 61.5%,逼近日本 90 年代初的水平,并同样伴随着 GDP 增速的回落,后续家庭负债进一步上升空间或较为局限。
5.2 不同点:中国仍有可观的刚性/改善需求,且商品房价较为坚挺
5.2.1 资产持有结构:日本(实体经济部门)VS 中国(居民部门)
日本:实体经济部门持有房地产附属强“投机”属性。日本房地产的主要持有人 是实体经济部门,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常年仅为 30%-40%,低息环境加速了前 期泡沫的积累,使得房地产市场附属着较强的“投机”属性,在持有资产成本上 升(地产税、加息)的刺激下,更易形成抛售,带来价格的持续下跌。 中国:居民部门持有房地产显现刚性的“居住”属性。中国房地产的主要持有人 是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值达到 93.2%(2015 年),2022 年的最新数 据(57.2%)即便较最高点有明显下滑,但仍显著高于 90 年代的日本,中国的房 地产市场显现刚性的“居住”属性,房屋作为居住的刚需商品,较难出现抛售房 产的现象。
5.2.2 刚性需求(城镇化率):日本(77.3%)VS 中国(66.2%)
中国城镇化率达到日本 90 年代水平,还需 10+年。日本 1990 年城市化率达到 77.3%,中国 2023 年城镇化率为 66.2%,相差 11.3%。中国 2013 年-2023 年间平 均每年城市化率上升 1.2%,达到日本 90 年代初期水平尚有 10 年的发展年限(城 市化率上升边际递减,实际可能超过 10 年)。

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中枢有望维持每年 10-12 亿㎡。虽然随着城镇化放缓、人口 红利减弱,刚性需求与新婚需求或逐渐回落,但随着城中村改造推进、认房不认 贷政策落实,未来改善及更新需求或为地产销售的主要支撑。根据住建部,十四 五期间各地筹划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达 870 万套,假设十五五期间保障性租赁住房 进一步发力,规模达到 1000 万套,则未来住房需求的一部分将由此解决。根据 我们的测算,未来十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或将维持 10-12 亿㎡需求中枢。
5.2.3 改善型需求(人均住房间数):日本(1.64)VS 中国(0.97)
日本人均居住房间数相对充足 VS 中国改善型住房仍有较大需求。日本 1988 年 人均居住房间数就达到了 1.64 间/人,相对充足。中国城市 2020 年人均住房间 数仅为 0.97 间/人,未来改善型的住房仍有较大需求。
人均居住面积角度,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30 ㎡(考虑 80% 得房率),改善型需求可观。以上海、南京、宿迁为代表性的中国一线、二线、三 线城市 2022 年人均居住面积仅分别为 37.5 ㎡、40.7 ㎡、45.7 ㎡,若考虑约 80% 的得房率,则该组数据仅为 30.0 ㎡、32.6 ㎡、36.6 ㎡,绝对值上看来有较大的 上升空间。
5.2.4 房价:日本“量价齐跌” VS 中国“量跌价挺”
日本:高供给、低需求→“量价齐跌”。1990 年日本出台《控制不动产融资总量 的通知》,1991 年开始日本地价已明显下滑,但日本房企对未来的形式依旧保持 较乐观态度,期待房价回调,住宅开工数在 1993-1996 年期间持续维持高位,日 本房价快速崩盘。 中国:供给需求同时走弱达到新的均衡→“量跌价挺”。2021 年初中国落地“三 道红线”,随后中国新开工房屋面积连续 3 年下滑,中国 2023 年新开工住宅面积 较 2019 年高点下滑 58.6%,而中国 2023 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较 2021 年高点下滑 39.4%,供需实现相对的平衡,中国各能级城市商品房价格依然维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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